法医考古学

什么是法医考古学

法医考古学是考古学原理与方法技术在法医环境下的应用.具体工作内容包括地面勘探、发掘记录、分析鉴定等；涉及考古学、法医学、生物人类学、分子生物学、分析化学、生物统计学等多学科的内容；应用范畴主要是犯罪现场和死亡调查,包括古代遗迹、近现代人权灾难、战争遗迹和当今刑事案件,是近年来新兴的法医学分支学科.

法医考古学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对人权灾难的调查而兴起.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人权灾难”性事件的调查和认定由此逐步展开.法医考古学家参与集体墓地（俗称“万人坑”）的调查肇始于二战结束前后,南斯拉夫、波兰等国也开展了对战争死亡事件的一些具体发掘工作.国际社会日益增加的对人权暴力事件的关注度和敏感度,也推动了法医考古学家参与调查、发掘工作.

当然,也有一些法医偶尔从事法医考古学的研究,但是他们往往并不认为自己在进行法医考古学研究,而是把相关研究并入到法医人类学的研究中.因此,不少法医考古学家建议把法医考古学和法医人类学区分开来.法医人类学是应用体质人类学及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法律或司法实践（法律制订、侦查、审判等）涉及的个人特征识别、鉴定（如种族、性别、年龄、身高、面貌特征等）等问题,为案件侦破及审判提供证据.这门学科与医学（解剖学、组织学、病理学）、生物学、动物学、考古学等学科密切相关.

从上述定义来看,法医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比法医人类学更宽泛一些.法医人类学主要是研究现代人类的一些身体特征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而法医考古学主要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骸骨.但是,法医人类学和法医考古学的研究有重叠的部分,那就是对陈年旧案中骸骨的鉴定和辨认.因此,一些法医专家建议将这个重叠的部分完全归入到法医考古学的研究领域中,让法医人类学家专心将人类学研究成果应用到新近发生的案件中.除了常规的法医分析手段之外,法医考古学家还结合考古学的研究手段,开发出一些独特的“破案”手段.

调查灾难遗址

灾难是严重损害带来的对生命或财产的重大伤害.灾难不仅包括自然灾难,也包括人为的灾难.两者往往互相渗透,有时很难区分开来.灾难研究旨在从灾难事件本身出发,探求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阻碍因素,多角度阐释自然、人类、社会的相互关系.20世纪以来,鉴于灾难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现代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法医考古学家从对当代灾难的调查、分析入手,把灾难遗址的考古挖掘和现代法医技术结合起来.一方面使用考古学手段对灾难现场进行科学发掘,为还原灾难事件的发生提供客观的证据材料；另一方面通过对遇难者遗骸的身份鉴定和遗物返还,从而体现了法医考古学所具有的人文关怀属性.

自然灾难的考古学研究作为史前考古研究的一部分出现较早,而侧重于人类学、社会学的法医考古学灾难调查则是近几十年才陆续出现的.在欧美,从考古学视角考察灾难遗址肇始于1732年对庞贝遗址的发掘.进入20世纪,法医科学的高速发展以及法医考古学的兴起,为针对灾难事件的专题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技术支持.近年来,灾难作为影响社会变迁、文明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被视为从法医考古学的研究视角来复原历史进程.

从事“灾难考古”研究的法医考古学家除了还原灾难遗址、灾难现场等工作外,更重要的一个工作主旨就是为现代灾难的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庭提供一个了解事实真相和缓解心理压力的途径.因此,法医考古学家在参与调查灾难事件中,应当“主动担负起一种公共角色,从人文关怀立场来对待灾难遗址及其后续安抚工作”.法医考古学家在“冰冷”的遗物研究之外,还有着自身“温暖”的一面,他们不仅仅是灾难事件的破案高手,还被赋予了更多的感情和道德因素.在当今世界,频繁的灾难事件不断牵动着人们敏感的神经,法医考古学家对灾难事件的妥善处理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对于遇难者家属更是一种道德责任.

在对灾难遗址的调查中,比较大型的调查往往集中于人权灾难遗址和战争遗址.比如,科索沃战争遗迹、萨达姆政权大屠杀事件、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遗址.对近现代战争遗址的调查往往还能让人们躲过潜在的威胁,因为不少战争发生地还遗留一些未爆的炸弹.2011年2月的一天清晨,位于法国巴黎以西一个小镇上的数千居民从睡梦中惊醒,他们被告知需要离家数小时,以配合拆弹专家拆除一枚二战时盟军投下的未爆炸弹.这枚炸弹重达500公斤,是法医考古学家在对当地战争遗址考察时在一座废弃的工厂内发现的.如果这枚炸弹被意外引爆,整个小镇就可能毁于一旦.

与国际社会通行的法医考古学调查模式相比,目前我国日本侵华时期“万人坑”遇难者遗骸尚未开展系统的法医考古学调查,对于“万人坑”遇难者遗骸的信息采集工作还存在大量空白,特别是充分提取遇难者遗骸所包含的大量信息如性别、年龄、创伤、病理、死因分析等.而且由于年代久远,很多遗骸已经出现虫蛀风化现象,正濒临湮灭危险,面临重大历史证据的消失.我国的法医考古学家正在将这些遇难遗骸进行系统的调查,对重要个体DNA样本进行采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研究,即将建立一套完整的国际化信息数据库.

测定死亡时间

是令人胆寒的杀伤性武器,一次爆炸可能导致几十万人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多国开始了的研发和试爆实验,其结果是增加了全球大气的放射性强度.这种看似不良的后果却给法医考古学家带来了意外的好处――出现之后的骸骨年代测定更精确了.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测定年代的常用方法是利用大气中碳-14的浓度.自然界中碳元素有三种同位素,即稳定同位素碳-12、碳-13和放射性同位素碳-14.碳-14由美国科学家马丁卡门与同事塞缪尔鲁宾于1940年发现.在通常情况下,宇宙射线中的中子与大气中大量存在的稳定氮-14发生反应产生碳-14,而碳-14又会不断发生衰变而转化为氮-14,这个循环的反应使得数亿年来地球大气中碳-14的浓度是相对固定的.由于生物体不断和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生物体在有生之年体内的碳-14含量也是固定的.然而,一旦生物死去之后,就不再和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生物遗骸中的碳-14会逐渐衰变为碳-12,其半衰期为5730年.也就是说,每经过5730年后,遗骸中碳-14的含量会减少一半.考古学家据此来测定遗骸主人的生存年代.由于碳-14的半衰期较长,往往用它来测定百年以上的年代,百年以内的年代测定误差很大.然而,法医考古学家分析的遗骸恰恰大多是百年以内的,更有意义的是50年以内的,因为侦破这类陈年旧案才具有更强的现实意义,才能对死者的亲人起到安抚作用.比如,每年全世界有数十万人失踪,亲人们急切地希望寻找到他们的下落,往往一具遗骸的确认可以结束他们漫长的等待,尽管那样的结局有些令人伤感.

为了测定百年以内遗骸的生存年代,法医考古学家一度想放弃误差较大的碳-14年代测定法,然而,曲线的发现给予了他们新的希望.

在问世之前,自然中的碳-14都是宇宙射线和氮-14反应形成的.然而,从20世纪40年代问世以来,直到1963年联合国禁止核武国家进行地上核试验,核爆试验产生的放射性物质增加了大气的辐射水平,加速了氮-14向碳-14的转化,结果令大气中碳-14含量在短短20年间翻了一倍.1963年之后,随着产生的放射性元素的减少,大气中碳-14又开始稳定下降.近70年来,大气中碳-14含量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这个规律就体现在曲线中.如果是近70年的遗骸,只要测量遗骸中碳-14的含量,再和曲线中的数据进行对比,就可以比较精确地确定遗骸死亡的时间.在利用曲线的测定中,较为有效的是毛发和指甲,因为它们的生长速度较快,产生新细胞时会更加频繁地吸收碳原子,其中的放射性碳-14的含量也较能体现当时的大气环境.对照曲线,毛发和指甲的碳-14年代测定可将死者的死亡时间范围精确到几个月内.

除了确定遗骸的生存年代外,曲线还能帮助法医考古学家侦破其他案件,比如非法贸易.各国禁止贸易的时间不一样,比如加拿大在1975年将贸易定为非法.而国际上普遍禁止贸易是在1989年,当年多国缔结了《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虽然贸易被禁止了,但是禁令下达之前生产的是合法的.这就产生了新的问题：非法商人把加工成工艺品以逃避法律制裁.此时,法医考古学家测定中碳-14的含量,再利用曲线就可以确定大象的死亡时间,这样就可以判断工艺品的原料是否来自非法的.

栏目主持人：刘雨lymjcfy@163.

链接

3D打印复原人脸

目前,仅在美国的验尸官工作间里,就有约25000具不明身份的人头骨等待身份鉴别,这些人中有不少都是凶杀案的受害者.法医考古学家希望利用头骨,对死者生前的面部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3D复原,然后进行3D打印,让、证人、死者家属都可以看到死者的复原面貌,以此对死者身份的鉴定提供直观的线索.

美国3D系统公司推出一款名为“触感雕刻”的3D打印机,采用了简单易学的“触感雕刻”软件,利用热塑性聚酯材料进行打印.尤为难得的是,这些3D打印机成本低廉,每台仅售649美元,不少法医实验室都准备购写这种3D打印机.对法医们来说,3D打印技术让他们减轻了工作量,提高了工作效率.以往,法医需要把搜集的骸骨运送到实验室进行研究,运输的过程可能导致骸骨损坏或丢失.而现在,法医们在现场就可以对骸骨进行3D扫描,并把数据传输到实验室的大脑中,然后在实验室里进行3D建模和打印.

乔穆林斯是美国失踪与受儿童国家中心负责3D面部重建的法医.他表示：“我们以前要用昂贵且笨重的设备来制作一个死者面部模型,这使得只有少量的法医实验室才能拥有这样的设备.而廉价、轻便的3D打印机的出现,让每个法医实验室都可能配备一台甚至数台,法医们将来就像打印纸质文件那样十分方便地重建人体面部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