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货币主张理的经济学

内容摘 要：1808到1850年间,中国曾经历过一场由白银外流与银贵钱贱两大问题构成的严重的货币危机.对此王提出政府发行不兑换纸币的货币主张,以此来扩展经济.本文通过首先阐述王货币主张理论的时代背景的基础之上,详细阐述了他的货币主张理论,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视角,解释其理论受困于当时的时代与国家的发展程度而使其主张未能得以实施.

关 键 词：王货币主张理论道光萧条

在清朝的嘉庆十三年（1808）到道光三十年（1850）间,我国曾经历过一场由白银外流与银贵钱贱两大问题构成的严重的货币危机.这场货币危机引发了当时经世学者对于其成因及解决办法的诸多争议.本文将要着重介绍的王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公元1786-1843年）,原名仲,字子兼、亮生,江苏吴县人.他前后写了诸多主张行钞的论著.道光八年写成《钞币刍言》,于十一年刊行,还有《钱币刍言续刻》、《钱币刍言再续》问世,真正使他名噪一时的还是他在《钱币刍言》中对于货币理论与政策的阐发.

对嘉道年间的货币危机和社会萧条剖析

19世纪上半叶伊始,中国在18世纪一直保持的良好的经济增长势头突然之间急转直下,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衰退.这时期的经济衰退始于道光时期,故吴承明将它称之为“道光萧条”.

关于这次衰退的成因,经济史学界存在着广泛的争论,笔者认为比较具有说服力的是林满红（1993）的观点,她认为这场衰退根源于当时的货币危机,而货币危机的爆发则是由于世界白银供给减少的大环境下,输入造成的中国白银外流通过清廷当时的银铜复本位体制进行传导,最终使得经济中流通的货币大量减少所造成的长期通货紧缩所致.根据林满红先生的论述,笔者整理列述如下：

19世纪上半叶,作为白银主产地的拉丁美洲爆发了独立运动,世界白银供给大幅下降.这影响到了以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许多国家,其中也包括中国.拉美独立运动所造成的白银减产,一方面使得外国市场对中国白银需求的增加；另一方面使得外国市场对中国白银供给增加率的减少,中国传统的出超产业如茶、丝等“吸银”能力下降,两者共同造成了嘉道年间巨大的贸易逆差和白银外流问题.白银的大量减少使得银和铜的比价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就是普遍发生的“银贵钱贱”现象.而在当时的银铜复本位制度下,由于不存在固定的比价关系,“格雷欣法则”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不起作用.因此,当白银的供给减少时,白银相对攀升导致以白银衡量的铜钱的开采、铸造、运输成本上升,这使得铜钱的供给减少.在19世纪上半叶,在货币体系中存在大量的私票,这些私票大都以白银和铜钱作为准备.19世纪以前,经济繁荣,货币乘数放大,私票的发行额也增大了.到了19世纪上半期,随着流通中作为货币的白银和铜钱的收缩,作为准备金的白银和铜钱也随之收缩,于是货币乘数变小,导致私票的发行额下降,这也促使总货币供给减少.

由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当时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流通中的货币不足.货币危机通过银铜复本位制的传导,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社会购写力的下降.由于白银升值,纳税人出售农产品以换回银两缴纳赋税,虽然名义税率没有提高,但是实际税负增加了33％到64％,其结果是加速了大量自耕农和小土地所有者的破产.物价下跌.小商人主要依靠批发和零售之间的利差和扩大销售数量来经营,物价的下跌使得商人的盈利空间减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发交易用银,零售交易用钱,因此小商人受到银钱比价上涨的直接冲击.大量的手工业者也是如此.于是经济中出现了大量破产的小商人与失业的手工业者.政府财政危机.道光二十九年（1849）,清政府岁入37000019两白银,岁出36443909两白银,仅仅结余556109两白银,几十万两白银的结余对于庞大的清帝国而言无疑少的可怜.事实上,清政府在这一时期不得不通过出卖官爵典封的办法来增加收入.在当时各省地方官吏中,由捐纳而为道府州县的“已居天下十分之半”.

王的货币主张的主要内容

(一)王的货币主张理论的出发点

王在《钱钞议》中,一开始就提出了“足君尤先”论,作为他行钞主张的出发点.他认为：“必君足而后民足,犹父母富而子孙亦免于贫焉.夫欲足民,莫如重农务穑,欲足君莫如操货币之权.”由此可见,王认为君足与民足之间应该首先满足前者,只有君足,才能施行善政,使民亦足.而欲使君足,则“莫如操货币之权”,也就是行钞.由此可知,“足君”的办法是行钞,行钞则能使国家君主操不涸之财源,其认为发钞措施是解决清王朝拮据的“第一策”.

(二)否定货币的价值

王从银钞皆“饥不可食,寒不可衣”这一点认定“银钞皆同”,反对“钞虚银实”论,否定金属货币和纸币的区别,也即否定了货币内在的价值基础和纸币兑换的必要性.如他说：“至谓钞虚而银实,则甚不然.若行钞,则竞以之代银代钱矣,尚得谓之虚乎”.但他还是不否定商品价值,也承认商品的等价交换原则.他说：“若稍物之本质,青隆悬殊,刻以贵物易隆物,必贵者少而陇者多,适得其平”.

(三)保持币值稳定性的方法途径

王主张发行不兑现纸钞时,认为只要充分运用封建国家的权势和对发行的纸钞收敛有术,就可充分保持不兑现纸钞的币值稳定.他说：“国家之行钞,与富家之出钱票亦异.国家有权势以行之,而富家无权势,故钱票有亏空而行钞无亏空也.百姓信国家之行钞必万倍于信富家之钱票矣.若谓民乐用钱票,反不乐行钞,则是王者之尊崇,反不敌一富家之权势,岂有此不通之情理哉”；“钞直有一定,商贾不得低昂之”.

(四)行钞的详细方法

钞分七等：从一贯到千贯（《钞币刍言》至五千贯）.造钞必特选佳纸,并禁民间写卖此纸.钞上写格言.最大钞一尺高,二、三丈宽,装成手卷形式.最小钞一尺见方.多加印信,严禁伪造,分省流通,随处立辨抄之人.钱粮关税一律收钞,一贯以下征钱.小钞昏暗者于收回时焚毁.

钱分三等：当百、当十、当一.当百钱约费工本九十余文,当十钱约费工本九文.

用钞倍价收民间铜器铸钱.禁止铜器写卖和铜器铺.设官铜铺打造乐器、锁、钮以便民用.

将钞票、大钱发于钱庄,禁止其再出会票、钱票.令钱庄凭钞收银,以一分之利给钱庄.另外,百姓交银易钞,一年以内来易的也给以一分之利,二年以内的改为五厘,二年以外的照时价不加.

(五)王对于通货膨胀的考虑

王主张的是一种无限制发钞的货币政策,其实就是封建政府敛财的工具.但实际上他对于纸币的发行限制也做了许多非常有益的探讨,虽然不成体系并有前后矛盾之嫌,但是起码说明他对于限制纸币的发行量是有自己的考虑在里面的,并不可用“滥发纸币搜刮民财”来全盘否定.如“造钞之数当使足以尽易天下百姓家之银而止,未可悬拟”,“若论国用,则当如《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使国家常有三十年之蓄可也”.

对王货币主张理论的经济学分析

嘉道年间之所以发生萧条根源其实就在于经济中的货币减少而导致的货币危机,而王提出的钞钱并行的货币体系是否能够运行良好,并有效地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这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政府是否具有足够的信用以及强制力能够顺利推动纸币的普及；二是人民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本文引入Friedman的“愚弄”模型通过修正来分析这一问题.

检测设这一时期政府有且仅有两个目标：扩大经济中的产出（就业）、控制通货膨胀.政府效用函数为：

这里的表示通胀率,ky*表示政府理想产出水平,y为实际产量.令c>0.一般而言k≥1,意味着政府理想的产出水平不会小于潜在水平.当经济紧缩时,政府需要一定的通货膨胀来使得产出达到政府的理想水平,虽然政府不喜欢通货膨胀.

检测定考虑预期以后的菲利普斯曲线采取如下形式：

其中,e为民众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在预期通胀条件下如何选择货币政策的问题：

这就是政府的最优通货膨胀率.(A)式表示,政府选择的通货膨胀率是民众的预期通货膨胀的函数.

检测定民众有理性的预期,即：,其中It-1是第t-1期的信息集.也就是说,民众了解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因此可以通过上述过程准确的预期到政府将选择*的通胀率.即：

将带入(A)可得：

考虑约束条件：,由于通货膨胀都被预测到,可知实际产出水平与无关,即y等于y*.政府一方面忍受着通货膨胀之苦,一方面还无法增加产出.

此时政府就面临着下述三种选择：

第一,选择等于*,y等于y*：政府的效用为：

第二,选择等于0,且保证不变从而老百姓相信了政府,因此e等于0,此时同样有y等于y*,政府的效用为：

第三,如果e等于0,而政府选择(A)的通胀水平,此时,政府的效用为：

于是可以看到U3>U2>U1.

因此,对于政府最好的选择就是,宣布等于0并使百姓相信这一点,这时实际上选择*,如此可以使效用最大化.

王的货币主张与这一现代经济学模型不谋而合.他主张将钞票、大钱发于钱庄,这其实就是在利用私人金融机构（钱庄、票号等）的信用来推行国家的货币政策.钱庄等作为私人金融机构,为了避免挤兑,没有扩张货币的需求.

对王货币主张理论的评价

以上分析所得出的所有结论,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强的检测设基础之上――货币政策能够得到很好的贯彻与执行.王认为,发行货币的应该依靠国家强制力推行,然而受限于当时的经济实际,他想当然的将这个国家强制力就完全等同于清政府,并想当然的认为清政府有这样的能力.然而,当时的清政府的政府建构根本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存在类似于现代银行的机构,这也就无法将政府借贷作为项目填入央行的平衡表中,纵着货币的发行大权就有着通过通货膨胀弥补财政赤字的激励.这无疑是货币政策的一大弊端.事实上,这一点也被后来的历史所验证.咸丰三年（1853）,大平天国运动爆发造成了巨大的军费开支,在“急筹国用”的呼声中,政府将实行通货膨胀政策视为“生财经常之至计”,滥发大量面额巨大的各种新币,以此操“不涸之财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操不涸之财源”正是王在其著作中经常提及的对政府最有诱惑力的字眼.但是从长期来看,只有整体经济的增长,产出的增加,才是真正的“不涸之财源”.

总之,王作为一个“失败”的学者―他的主张既没有为政府所采纳,也没有为时人及后人所认可―其学说最大的贡献在于戳到了落后的中国的痛处.在旧的制度运转困难难以为继之时,他第一个提出除旧布新,一扫当时万马齐喑之风.同时,他对经济运行的规律观察细致,防患于未然,他的主张更是与现代经济学的诸多观点不谋而合.也许王的对货币的认识确实不够深入,思想也存在诸多问题,但他却以超越时代的眼光提出了一套具体的的货币方案,这一点颇为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