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麦崇楷

一贯高高在上的广东省高级法院原院长、党组书记、大法官麦崇楷,真没想到人生会给自己那么大的讽刺,角色变换成“阶下囚”.以往在一张张宣判纸上挥笔定论,如今只有在逮捕证、认罪书、忏悔录上画签名字.麦崇楷从1989年1月至1998年2月,在担任广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期间,执法犯法,涉嫌受贿106万元.2003年12月24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麦崇楷涉嫌受贿案作出一审宣判,判处麦崇楷有期徒刑15年,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万元,并追缴其余在案财物.

背叛者书写人生悲歌

麦崇楷曾是个“成功的男人”,可惜他忘本了,用签判过无数罪犯的手把自己推进了犯罪的深渊.用案发后麦崇楷自己的话说：“我走过了苦难的童年,进步的青年,上升的中年,败笔的老年几个阶段.老年的败笔给自己的历史写下了丑恶的一页；给政法队伍添上了污点；给党涂上了极坏的负面影响.”

今年68岁的麦崇楷,幼年时失去了父母,从小在孤儿院度过,是党和国家把他从苦海中解救出来,悉心哺育培养他成长的.麦崇楷1951年9月参加工作,1954年1月入党.1988年3月任广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的他,被派去省高级人民法院当代院长.他到省高院上任后,并非一开始就自甘堕落的,曾写下过光辉的一页.

上法院报到那天,他穿着六七成新的皮夹克当众演说,表示要抓好队伍建设和审判工作,提高干警的素质及待遇等他当时的衣着和演讲给人们留下了朴实能干的印象.他果然不负众望,1989年1月正式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从那时起头5年里,他大胆对审判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提出改革的意见,使广东较好地完成了该项工作.为提高全省法官的素质,他在省高院开办夜大对法官进行培训.面对法院队伍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他不但进行严厉的批评,而且当众激动地摔打火机、摔眼镜,表示自己的愤慨.他在大会小会上疾呼：“当事人送的钱是砒霜,吃了会死的.”麦崇楷两个文明建设一起抓,以较好的业绩赢得了组织和大家的信任,1993年他继续连任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当麦崇楷走到人生仕途最顶点,站在权力的高峰上时,他看到了什么和想些什么呢?用他案发后反省的话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开始放弃世界观的改造,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严格了.慢慢地,对社会上不良风气的侵蚀失去了警惕,私欲不断露头.”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时的麦崇楷已经把这句话的真谛抛在脑后了.他开始目空一切,随心所欲,为了私利他听不进同事的反对意见,变得“骄横跋扈”,自以为是.昔日朴实的麦崇楷摇身一改全部“行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没有一件不是名牌,西装革履的他派头比“大款”更“大款”.他把自己的誓言忘得一干二净,更不用说对腐败行径疾恶如仇了.麦崇楷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对资产阶级公子哥儿、达官贵人的生活方式顶礼膜拜.听说打高尔夫球是身份的象征,他就毫无顾忌地当上广东高尔夫球协会副会长.热衷于打高尔夫球的麦崇楷,在当事人、“大款”下属的簇拥下,哪管你一场球花费千元以上,只要有人请他就去,而且不仅自己去,还带上儿子一起去.他的球技在高消费中越打越精湛,场所也从南国的广东打到北国的大连,打得大江南北的人都知道他在广东基本上无敌手.当然,麦崇楷不用“心痛”,一切费用自会在巴结他、求他办事的人身上出.

吃、喝、玩、乐渐渐粘住了麦崇楷,他经常出入灯红酒绿的高级宾馆、酒楼、,频频光顾卡拉OK和享受“一条龙”怎么写作的桑拿异性按摩.在当事人、“大款”们的打点下,出手大方的麦崇楷深受“”小姐的欢迎.有时兴起,麦崇楷还一天两次跑去洗桑拿.

之船载着麦崇楷,不断朝着奢侈的生活漩涡驶去.到珠海出差他竟让下属找来嫖宿,上澳门他不顾自己的身份去看,赴国外考察他带头观看电影.在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漩涡里不能自拔的麦崇楷,为满足和寻求刺激,越来越想过上“大款”们一样的“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生活.

1995年初,麦崇楷到某市培训中心开会,恰逢身材适中、三十出头、颇有女人韵味的副总经理“红玫瑰”接待.不知是否各有所需,还是等两人一碰,双目就产生火花,谈起话来就显得格外投缘,彼此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过不多久,麦崇楷又到该市出差.晚上,独自一人的麦崇楷按捺不住,打给“红玫瑰”.离异未婚的“红玫瑰”接到麦院长的后,便从家中赶到酒店与麦相叙.麦崇楷一见娇媚的“红玫瑰”,连忙说：“坐、坐等”接着两人眉来眼去,几个回合就叙出了“迟来的爱”.很快,这对野鸳鸯就缠在了一起.

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麦崇楷与红玫瑰的就变得肆无忌惮了.麦崇楷每次去某市都要与红玫瑰约会.有一回,麦崇楷要在红玫瑰家过夜,他叫秘书和司机第二天早上来接.秘书、司机看到自己的领导变成这个样子,痛苦地婉言相劝.麦崇楷不仅不听,还对他俩说：“没事的,你们回去吧.”打那以后麦院长到红玫瑰家过夜,秘书和司机就再不敢多言了.

麦院长有了这朵“红玫瑰”后,为了缠绵,他托人用检测名给自己和红玫瑰了港澳通行证,经常携红玫瑰到香港、澳门“风流快活”.1996年麦崇楷到北京开会,压不住心中的,打给红玫瑰请她飞来北京,陪同他到大连游玩.红玫瑰一到,麦崇楷就心急地拥着“红玫瑰”纵情山水,出双入对等慢慢地,麦崇楷与红玫瑰的关系发展到有点不避人嫌了,几乎到了公开的程度,保持情人关系长达两年多.麦崇楷迷恋女色,就连他的儿子麦永成也禁不住说：“我爸玩女人给玩疯了.”可见,麦崇楷腐化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有了“红玫瑰”的麦崇楷,不知为啥他还嫌生活不够刺激.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因业务上的事认识了会“来电”的“白玫瑰”.“白玫瑰”为了打官司捞好处,早就想在“高院”找位有权有势能“定江山”的人物,这回碰上了“高院”的顶尖“高手”,“白玫瑰”就使出毕生的“媚功”,要攀住麦院长这座靠山.面对“白玫瑰”的频频“放电”,色迷心窍的麦崇楷经不住互相利用的诱惑,很快与“白玫瑰”泡在了一起等

最后的晚餐拼命去捞

麦崇楷这头上演“”丑剧,那头粉墨登场“贪财”不止.他深知自己很快就要退休了,这时不用权捞钱,要过奢靡的生活就没辙了.

1994年,59岁的麦崇楷在的推动下走向了知法犯法、疯狂敛财的人生转折点.这年春季,色迷心窍的麦崇楷在吃吃喝喝中经熟人介绍,认识了“大款”简某.简某是个狡猾的商人,由于经常玩“投机”,早就想认识麦院长,为己备好后路.这回见了“真”人,他便顺风而上地大套近乎.简某的业丰公司在1991年2月与省某银行签订了售房协议,约定天河的房产建好后,以优惠价出售1200平方米给某银行办事处.可是,1991年底天河楼价飙升,业丰公司毁约不交房子给某银行.1992年10月,某银行向广州市中院提起诉讼.但简某通过关系,一审获胜.某银行不服,于1993年5月上诉至省高院.案件正在审理期间,简某为使二审判决有利己方,使出浑身解数请麦崇楷出马帮忙.

1994年6月,麦崇楷两次在简某的材料上作出批示,并两次亲临该案的审议会,为简某说话,使简某获得上千万元的利益.为感谢麦院长的帮忙,1995年春节,简某以拜年为名送给麦崇楷港币40万元.同时,请他全家到澳门游玩.麦崇楷一听简某相邀,就知道会有好处.果然,没多久麦崇楷夫妇与儿子到澳门旅游,简某不仅当“”,而且为麦崇楷购写时值人民币35万元的“满天星伯爵手表”,还请他父子俩随意挑选名牌衣服、皮鞋、腰带.当然,麦妻也获得丰厚的礼物,一块高级手表和一条金项链,共2.5万港币.

有了“感情”投资,简某就可以稳靠麦院长这座码头了.1997年,简某因涉嫌诈骗被有关部门监视居住.麦崇楷就在简妻申诉信上签批意见,要求有关部门“妥善、慎重并抓紧处理”.没几天简某脱身后,他应麦院长儿子麦永成的要求,将其投资在麦永成房地产项目里的2000万元的股份,无偿转给了麦永成.

1996年,港商张某经人介绍认识了麦崇楷.张某是位精明人,知道麦院长是位实力人物,说不定哪天会派上用场.于是,他采取感情投资的战术,隔不久就请麦院长吃饭,偶尔活动活动.

1997年8月,张某投资经营的广州某房地产公司委托他人写作技巧进口三套价值300多万美元的空调机,因涉嫌被查扣.张某立即通过关系向麦崇楷反映此事,并呈上要求机关发还查扣货物的书面材料.身兼广东省政法委副书记的麦崇楷,职责不在查私,主要是管法院,但他却利用政法委副书记的职务便利,亲自批示给有关负责部门的领导说：“该公司购进的机器应该是合法的,有问题应该是供货人,似应追究供货人的责任,解封该批机器,发还使用.”由于麦崇楷的干预,有关负责部门只好对该批空调机罚款40万元,然后退回给该公司使用.

过没多久,麦崇楷告知张某他要到香港办事.当麦院长到达香港后,“识做”的张某亲赴麦崇楷所住的丽嘉酒店,奉上感谢费港币50万元.

麦崇楷钱一到手,就迫不及待地讨好“红玫瑰”.他打叫红玫瑰马上到香港来,送给她港币30万元,以换取“红颜”一笑等余下的他带回家给儿子搞房地产.

从北方来到南方工作的红玫瑰,在情感路上滚打多年,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对麦崇楷说：“我们经常在一起,单位的宿舍不方便,我想写一套商品房.”麦院长一听情妇要筑“香巢”,自然乐意相助.过不久,张某的朋友林某宴请麦崇楷与红玫瑰吃饭,麦趁机向林某提出为其情妇解决房子的事.林某为答谢麦院长解决了被查扣空调的事,二话没说就在本公司开发的商品房中,拿出一套两房一厅的房子送给麦的情妇,并开了一张“收到房款40万元”的检测收据.

荒淫奢侈的生活是要金钱来铺垫的,麦崇楷只好趁他“夕阳”未下的余光大肆敛财.当深圳某公司与国内某公司因合同纠纷案上诉到省高级人民法院时,深圳某公司的经理罗某找到麦崇楷,请他出面帮忙并递交了材料.麦知道帮了罗某肯定就能有“收获”,他便亲自听取该案的审议汇报,助该公司胜诉.后来该公司被查封,罗某再次找到麦崇楷,他就指示发明传电报给有关部门给予解封.事情办妥之后,麦院长就以亲戚在深圳做生意为由,要罗某在深圳帮忙搞一个商铺.罗考虑到麦在该公司诉讼案件中多次帮忙,便将南湖路一间临时商铺无偿送给麦崇楷.麦崇楷得到商铺后,并没有给亲戚用,转过来又让罗帮忙将商铺租给个体老板,共得租金28万元.罗分三次把钱交给麦崇楷.麦将其中10万元交给老婆保管,10万元交给情妇,8万元留作自用.

情儿一齐当“贿托”

托者,委托也.说到“贿托”,拿一句俗话来形容,就是“提着猪头,找不到庙”.意即想托人办事,不得其门而入.于是,江湖上就流传要胜诉找“贿托”.问题是谁有资格当“贿托”?最有能力的无非是当权者的“枕边人”、“家里人”、“身边人”.

手握高级人民法院大权的麦崇楷,利用职务受贿已经驾轻就熟.他不是不收钱财,而是不亲自收受陌生人的钱财.他收受钱财往往都是通过“贿托”来完成的,这样既增大了贿赂的可行性,又加强了贿赂的隐蔽性和安全性,也免去了直接面对行贿人的尴尬,维护了“自尊和清白”,到时候还可以说：“我不清楚,我不知道等”把事情推得一干二净.

麦家的“贿托”可谓一应俱全,老婆、情妇写作技巧案件,儿子介绍案件和出谋献策转递材料,上演一场又一场“父子二人转”、“夫妻二人转”、“院长情妇二人转”的把戏,形成谙熟的“贿托”敛财之道.用麦崇楷儿子的话说：“我们全家都在吃法院.”

社会上流传的“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这句话在麦家就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曾有一个案件,一审原告由情妇写作技巧,麦崇楷出面说话,原告胜诉,情妇得益；二审到了省高院,被告找麦永成转递材料,麦崇楷签批过问,被告胜诉,麦永成得益.还有一个案件,被告找到麦永成,麦永成利用其父亲影响,向一审法院领导打说情,被告胜诉,麦永成得益；二审到了省高院,原告通过关系找到麦永成转递材料,麦崇楷作出批示并亲自过问,原告胜诉,麦永成再次得益.

对一般的案件和群众来信,麦崇楷是不会签批的,除有关领导转来的外.只有麦崇楷的亲属或亲信转来的材料,麦才签批意见.不能轻看麦签批的“转某某同志阅处”或“转某庭研处”几个简单的字,在省高院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麦批示过的案件就一定要向麦崇楷汇报.麦在哪方签字,审办人员就要多考虑该方的利益,该方就能胜诉或多占利益.因此,当事人和写作技巧律师都看上了这个“优势”,不惜重金接近麦崇楷的儿子、情人、老婆及亲信,要这些“贿托”为自己转递材料,让麦崇楷审批.经麦崇楷签批的案件,就要向麦汇报,麦在听取汇报过程中就发表有利于该方的意见,如让合议庭评议,合议庭则根据麦崇楷的意见定案.审委会是讨论疑难案件的最后关口,实行各委员表决制,一般情况下有主管副院长主持讨论,麦崇楷是很少参加的,但他关心的案件就一定会参加.在会上如有不同意见,他就以诱导的方式发表意见,最后按他的意旨定案.麦崇楷在参与案件审判中以权谋私,不仅在为别人书写判决书,也在为自己拟写判决书,最终把自己送上了审判台.

以权谋私营造“新贵族”

“龙生龙、凤生凤”和“子凭父贵”的封建世袭情结,在麦崇楷的脑海里是扎根很深的.他非常明白自己位居的“官”传不了儿子,但这“官”的权力可以化公为私地把儿子营造成新生贵族或“新生富翁”.麦崇楷每次与情人谈到儿了,都眉飞色舞地希望麦永成能成为广州的李嘉诚.他对情人说：“亚洲很多首富,最初也是靠违法经营形成原始积累而起家的.”可见,言外之意他儿子麦永成也可以走这条路,通过违法敛财达到原始积累,再成为“新生富翁”.果然,麦崇楷冲不破亲情这一道关,无视党纪国法,凡儿子提出的要求他都想方设法给予满足.麦崇楷心甘情愿自己作垫背,要造就麦家“新贵族”.

没有真才实学的麦永成,中技毕业后其父通过关系把他安排在市某机关工作.本来这样的学历,在机关当干部已实属不错,对比起来很多人连想也不敢想.可是,麦崇楷和儿子都不满意,认为没“钱”途.听说“检测洋鬼子”回国做生意最赚钱,麦院长就动用手中的权杖,想方设法改变儿子麦永成的身份.1992年麦崇楷通过关系把儿子搞到香港定居,然后就以香港商人的招牌,再杀回广州做生意.披着特殊商人战袍的麦永成,领着“人无横财不富”的旨意,疯狂地开始挖掘“第一桶”金.

1992年的夏秋之际,麦永成使出浑身解数在广州弄到了一块地皮.有了地皮的麦永成以为可以“大发特发”了,可是要把地皮变成房子,却要大量的资金.没有本钱的麦永成,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地皮一天一天闲置在那里长草,这一放就长达三年未能开工.心急如焚的麦崇楷,只好亲自出马,四处张罗,动用一切关系替儿子开辟发财之路.他叫下属带着麦永成去找他曾在案件上关照过的“大款”简某,让简某开出一张8位数的境外资金证明,助儿子麦永成在广州注册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为了感恩,简某又以股份的形式投资2000万元到麦永成的房地产项目上.这样,麦永成连同自己的贷款,才使这块地皮盖成了房子.

1994年12月,广东省政府批准省高院迁建审判大楼.麦永成知道消息后,告诉了民工头黄某.黄某认为该工程是块“肥肉”有利可图,要麦永成找其父活动,将工程交给其挂靠的南京一建去做,事成后给麦永成1000万元的介绍费.1995年7月13日,麦崇楷主持召开院长办公会,听取基建办汇报考察承建单位情况.在得知基建办只考察了省内建筑公司,未考察南京一建后,他便以“江苏的施工企业技术质量好”等为由,提名要考察南京一建并获通过,为其下一步取得工程承建权打下了基础.

同年8月8日,麦崇楷主持召开院长办公会,研究确定承建单位的事宜.会上,基建办首先汇报了考察南京一建的情况,随后大家讨论从省一建、省四建、南京一建三家企业中选择承建单位,但发生了意见分歧.基建办意见是由省内公司和南京一建共同承建；分管基建的肖副院长表示要用省里的建筑公司；麦崇楷为了儿子的利益,不顾一切地拍板说：“南京一建技术比较先进,文明管理又比较好,所以我赞成现在就确定这个工程给南京一建搞,赶快跟他们办手续.”会议最后根据麦的意见,决定让南京一建承建审判大楼的全部工程.工程开工后,黄某果然按约分两次将800万元介绍费汇到了麦永成的账户上.

1996年9月,广州某公司与外地区某公司因财产保险索赔打官司,二审上送到省高院.广州某公司为保持一审的结果,通过律师找来“贿托”麦永成,请他打通其父的关系.麦永成二话没说就答应可以,但要活动费,并出谋让该公司写封信讲明拒赔理由及情况,由他转给父亲批阅.广州某公司见院长的公子出面,马上答应事成后保证“识做”,少不了活动费.于是,麦永成将信拿回家交给父亲签批.麦崇楷先后两次在广州某公司写的信上批示,并亲自两次听取汇报,助广州某公司胜诉.事后,麦永成从广州某公司写作技巧律师叶某处拿到40万元的“活动费”.

儿子有老子麦崇楷撑腰,胆子就更大了.1997年1月,香港某公司与某商人发生借款纠纷,打官上诉到省高院,二审期间香港某公司股东黄某请麦永成出马帮忙.麦永成转过头来请“老爸”倾斜一下,结果助香港某公司获得胜诉.然后,麦永成就以借为名,向黄某索要港币200万元,除代付40万元律师费外,余下全装进自己口袋.

“官”任多职的麦崇楷,还是广东省法官协会会长.该协会已有一家法建拍卖公司,可是麦崇楷为了儿子早日成龙,又支持儿子成立了一家粤法拍卖公司.该公司名义上是法官协会的下属公司,实为麦永成操纵经营.有一次法建拍卖公司从湛江联系到一单拍卖业务,并作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当麦永成知道消息后,却利用其父亲的影响,找湛江市中院有关领导寻求关照,并要其父出面将此业务交由粤法拍卖公司承办.高压下“粤法”获得了拍卖权,业务做成后共获1540万元佣金,扣除湛江中院所得部分外,余605.74万元转入省法官协会账户.之后,麦崇楷主持党组会发表意见,将200万元转到粤法拍卖公司,麦永成独自一人分得100万元.

麦崇楷在福荫思想的操纵下,为了麦家的“新生贵族”能顺利地得到贷款,亲自出面找广州某银行领导商谈,并指令省高院财务将3500万元诉讼费收入全部存入该行,使麦永成获得5500万元贷款.可是,“大草包”麦永成一心想发横财,不把钱用在正道上,却拿这笔钱去做烟草生意,结果被骗得血本无归,至今欠银行本息6000多万元未还.

严是爱,宽是害,这是父母教育子女应该遵循的原则.但麦院长一心要把儿子造就成“新生贵族”,谁知却把自己送进了牢狱.老子倒了,“新生贵族”也就风光不再,留给他们的只有铁窗自怜了.用麦崇楷忏悔的话说：“作为人民的公仆,凡是从事职务的行为,一切的人情和亲情均应回避,可是自己出于私心予以关照,撕不开情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既害了自己,也害了自己的儿子.”

骄横跋扈中走向腐败

麦崇楷跌入罪恶的深渊,是由多种因素和条件构成的.他严重违法违纪的爆发期是在任院长10年中的后3年.那时,他的副手及主要部门的中层干部都是麦崇楷一手提携的.麦崇楷在用人方面,采取唯“财”是举、以利取人的标准.凡是能给他带来财富和利益的人,可以为他吹喇叭、抬轿子的人,都可以进入麦崇楷的圈子.如原某市中院副院长王某,曾送给麦崇楷港币30万元,介绍娼妓给他嫖宿,麦得到好处后就三次要提王某为省高院副院长.结果因王名声和道德太坏,先后三次省人大开会都没能通过.反过来,如谁令他感到不满意,那就别想升迁了.原省法院招待所干部杨某,工作表现一直都很好,只因一次给麦崇楷安排住房没有令他满意,从此杨某就被穿上了“小鞋”.每次主管招待所的副院长提议调整杨某的职务,麦崇楷总是说放一放.这一放时间就长了,麦院长任职10年,该同志一动也不能动,一直等到麦院长离任后才得以调整.大权独揽的麦崇楷,把省高级人民法院营造成自己的领地.在这张特殊的无形的关系网下,省高院开党组会、办公会、审委会等重要会议时,同事们发表的意见,顺的麦崇楷就听,逆的他就否定,每次会议他的建议就是最后拍板定论的旨意.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在省高院荡然无存,只剩下麦崇楷说一不二的家长作风.省高院这种不正常的工作氛围,是麦崇楷走向腐败的主要原因.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麦崇楷为所欲为的行经也传到了中纪委,中纪委先后进行了三次调查并对他作了提醒,但麦崇楷不仅不吸取教训,相反还到处说：“你看我是清白的,是没有问题的等”一意孤行和心存侥幸,是他腐化堕落的关键因素.

党的小组生活会是党员必须参加的活动,是个人接受组织监督的一种形式.在小组生活会上,可以反复提醒一些有不良倾向的人,引导他们深刻思考.但麦崇楷常以工作为由,很少参加党小组活动,逃避广大党员干部的监督,更害怕谈及他的问题,成了一名“特殊党员”.党组生活会是领导班子成员相互交流思想,查摆问题,端正认识,改进工作的一种好方法.但麦崇楷每次在党组生活会上,谈工作多,谈个人思想少,常常以院长身份居高临下,批评别人多,自我批评少,使生活会流于形式.说到学习他就更加放任自流,尤其是把政治学习当成了应付门面的事.他扯虎皮当大旗,到处自我吹嘘：《中国大法官》一书说我是“执坚披锐的广东大法官”；《中华英才》一书讲我是“不要叫我麦青天”；《人民法院报》一文报道我是“开拓,刚正,练达”.他把这些当成了对付一切的灵丹妙药,放松了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自恃业务水平高就可以凌驾于组织和群众之上.慢慢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就乘隙而入,动摇了麦崇楷的理想与信念,使他沦为“财与色”的奴隶,这就是麦崇楷走向堕落的根源.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失控的麦崇楷要到哪里去,从来不向班子任何成员打招呼,只带自己的秘书和司机.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根本无法监督麦崇楷,这就造成了他毫无顾忌地以权谋私,枉法裁判.案发后麦崇楷在交代材料上说：“也就是从这个时期,我开始渎职弄权,疯狂敛财,最终晚节不保,成为严重违纪违法的司法腐败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