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彩纷呈的法学博士官员们

为加快城市化发展,郑州引博工程,重点大批引进了自然科学方面的博士,但城市建设,社会发展也离不开“懂社会能管理的人文方面的人才”来保驾护航,所以,引博工程也引来一批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与其他博士一样,这些“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从政至今也已几年了,他们从政效果如何?让我们走近这几位法学博士――

司久贵：“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书呆子”

司久贵：武汉大学宪法与行政法学博士,郑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室主任.

司久贵原来是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本来是想沿着学术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的,可后来遇到了引博工程.安排的时候,司久贵的位置是一个县的副县长.司久贵说,“真实”的官场不去,还想兼顾自己的学术.有人就说,司久贵你真是一个书呆子啊.司久贵说：“我是书呆子,但不是一个纯粹的书呆子.”后来,司久贵就来到了郑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室当副主任,两年后,被提为主任.

实践证明,司久贵的选择是对的,曾经的公法学者,“半转行”地搞方立法工作,专业对口很快适应了新岗位.2002年11月,刚到任的司久贵,参加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会议,崭露头角.那个会议叫行政许可法草案征求意见座谈会.由于平时对行政法学理论有一定积累,司久贵的发言受到好评.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春生对司久贵说：“没想到,一位从事地方立法的年轻同志对行政许可制度这么有研究.”

了解了司久贵,你会很容易联系到那些为民请命的“清官”.也许是出身底层,司久贵有着较浓的“草根情结”.

2004年12月7日,河南省首例立法听证会――《郑州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立法听证会在郑州举行,对激辩双方聚焦的三大热点之一“禁止燃煤”是否切合实际,作为听证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司久贵居然“不顾领导面子”,站在老百姓一边坚持“一刀切”禁煤尚不现实.

司久贵说,有些领导根本不了解,那些为数不少的收入比较低的普通市民家庭、下岗失业人员的生活情况,你不让他们烧煤,他们用不起燃气啊.司久贵甚至找来一些有代表性的老太太,作为普通市民来参加听证会.听证会上争论异常激烈,听证会上形成三种观点：应划定禁煤区域；“一刀切”禁煤尚不现实；逐步扩大范围,特殊人群给予补贴.最后,这种观点写进了《条例》：“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扩大无燃煤区范围.在划定无燃煤区时,应当充分听取该区域内单位和居民的意见.”12月22日,《人民日报》对这次听证会也进行了报道.另有媒体也称此：“真正的立法为民”.

针对政府权力部门化,司久贵对各部门起草到人大的“法”,把关很“死”.有些立法项目领导都批了,但到司久贵这儿给停了.比如,“机动车辆违停查处条例”.还有,“燃气管理条理”,司久贵说,管道坏与不坏,每年都得交48元的维修费,一年就有上亿的“进项”,这对老百姓不公平.司久贵说,这事儿,我有权,有很大的权,权是为老百姓怎么写作的.

叶光林：“不知道别人是否琢磨我”

叶光林：天津师范大学法学系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专业博士,郑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副局长.

叶光林基本上算是“三门博士”（从家门、校门到“衙门”）,虽然她也在基层教过几年书,但毕竟没有出校门.

“从政”前的几天,她还在河南省委党校当着教授.得知妻子执意要去从政,同在省委党校当教授的丈夫还是劝她：没阅历,又单纯,别去了,你不适合.叶光林说,这也许是我的优势呢.

刚上班那会儿,叶光林总是到处“乱跑”,有人说,她初来乍到,在拉自己的“山头儿”哩,岂不知叶光林是在取经啊,执法局的工作非常具体,天天都要与底层打交道,矛盾重重：拆与被拆,还有被拆者“委托”的有关领导说情的等叶光林整天就“取经”这事儿.在“取经”中,她学会了一到拆迁指挥现场就关闭手机,为的是躲避说情的有关领导.在“说情”中,她也学会了如何“错锋”（错开化解矛盾）.

郑东新区盘子大,新旧交替,乱搭乱建者众.一日,顺驰大街被清理的“最后通牒”已下,可一个80多岁老太太却坐在自己临时搭建的棚内就是不走：她原在此的房子拆了,可新房还没有建起,没地方住,她患癌症的女儿还在医院躺着.得知情况,现场指控清理任务的叶光林马上命令暂停.后来,叶光林一边派人到医院看望病人,一边通知当地乡政府为老人安排好住处,问题得到解决.

一次,执法局20多人拆规划区内一个违章广告塔,问题久拖不决,为防万一,还找来20多个配合,可是“万一”还是来了：广告塔拆到一半的时候,广告商纠集的人和有关村民60多人“抄家伙”突然围来.这时,早已被叶光林安置在身后的村支书出场了.村支书是村民们选举出来的“很有威望”的人,村支书人前一站,折价、赔青（苗）等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后来,看着叶光林居然把棘手的拆迁活儿干得“那么顺”,那些琢磨叶光林“拉山头儿”的人说,她琢磨的都是正事儿,她没有琢磨咱局里别人.可叶光林说,我不琢磨别人,也不知道别人是否琢磨我.

赵冀韬：“亲手栽上一棵树,带去一片绿荫”

赵冀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商法学博士,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赵冀韬博士毕业后,本来要留北京的,北京的的学术环境好,可以有更大的发展.他的很多同学都在北大等一流大学当教授.可赵冀韬为什么“身不由己”被郑州引博工程引到基层去了呢?赵冀韬说,到基层去,很能锻炼一个人,至少会丰富自己的阅历.更主要是脚踏实地做点儿实事.

赵冀韬赴任上街区副区长,让他分管商业企业改制和城建工作,很对口儿,干过律师的赵博士到任后,解决了不少债务难题.

上街区工业区开发建设公司于1992年12月与工行上街区支行订立借贷合同,向其借贷人民币408万元,约定1993年3月还款,同时,双方还订立了借贷合同的附合同,即由工行上街区支行在上街区工业开发区购地10亩建造分理处,因上级拨款不到位,故上街区工业区开发建设公司的上述借款实际是作为征地款来支配.实际结果是,上街区工业区开发建设公司征地后,工行上街区支行却因形势变化而拒绝受领所购土地,并要求开发建设公司归还贷款,从而产生纠纷.受领任务后,赵博士经过调查,提出了该项法律关系的性质是行纪关系,且已超过诉讼时效,开发建设公司无须承担任何法律责任的意见,从而化解了此项法律纠纷.

几年来,他先后把14家国有企业,9家集体企业,改制成21家民营企业.当时,其他很多地方在“国退民进”的改制过程中,出现了再就业、职工安排等“后遗症问题”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而赵博士参与的改制中,没出现一个职工.成了郑州市商业企业改制的典范,经验向全市推广.

不久,他又在区委政府领导下弄了个工作试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代建制,这个“代建制”可以避免招标中的腐败,为政府节省投资,受到了大家的好评.比如,他主政的“九路一渠工程”经郑州市三家会计事务所核算,如果按传统的招标方式,最低平均造价为6000万元,按“代建制”招标是4000万元,节省投资2000万元.

现在,赵博士感觉环境很好.赵冀韬说：“我就想亲手栽上一棵树,带去一片绿荫等”

唐若愚：我的工作如鱼得水”

唐若愚：武汉大学刑法学博士,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法院副院长.

“有基层经验,又有专业优势,我现在是如鱼得水等”一见面,唐若愚就侃侃而谈.人、名对照,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个“大智若愚”的成语来.

唐若愚原来在河南的南阳市检察院工作,在真正看到了“公平”后,唐若愚心怀“感恩”,来到了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法院,是主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搞法律的人都知道,法律是一种“明确的规定”,但在唐若愚的刑事审判中,他却时有“超越”“明确规定”,进行“颠覆性”的判决,他的屡屡“颠覆”,被司法界认可为“可贵的创新”.

2004年11月,郑州市破获一起盗窃窨井盖案.张某偷了3个窨井盖,如果按盗窃罪处罚,仅仅是几个月拘役.3个窨井盖不值800元钱,但是它给社会带来的潜在危害是很大的,误陷窨井后重伤甚至丧命的事故时有发生.鉴于此,唐若愚以妨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3年6个月.这在河南省是首例.2005年3月“”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江中联还将“郑州经验”作为提案提交全国政协,并建议将窨井盖盗窃罪改为妨害公共安全罪写进刑法.

类似的还有一个盗窃消防栓的案子,唐若愚也是给判的妨害公共安全罪.尽管行为人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公共财物,但对公共安全的侵害却持放任态度,所以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这样定性,不但对行为人罚当其罪,而且也利于对这种行为的控制和预防.

目前,司法实践中法院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上,存在重配合轻制约,或者重制约轻配合的倾向,而唐若愚却常常把国外的先进经验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做到既强调制约又讲配合.

有这样一个例子,张某挪用公款案.1995年,张某在担任村委负责人期间,挪用上千万公款给自己承包的村办企业使用.对此群众多次进京.案件批转以后,2005年,检察机关以张某挪用公款罪予以起诉.可某法院审理认为,根据当时的法律规定,挪用公款归集体企业使用,不构成挪用公款罪――即使该企业被个人承包,因而应按无罪论.如果这样判决,不但纪监察部门不满意,而且群众的过绪也不会平息,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甚至出现其他恶性事件.对此,唐若愚并没有简单地下一个无罪判决,而是就检察机关忽略不记的,其中张某挪用的7万元归自己使用作为突破口,建议公诉机关就此单独提起公诉,然后法院就此做出判决.结果张某被判处有期徒刑.这样既平息了群众的情绪,又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正像唐若愚自己所说,多年的基层经验,在人际关系的磨合上不需再“付出代价”,又由于有专业优势,工作起来就游刃有余地做出了成绩,他就有了如鱼得水的感觉.

记者感言：一想到官场,很自然就会联系到潜规则.郑州这些从政的博士们遭遇到潜规则了吗?如何处理与潜规则的关系?

潜规则肯定遇到了,而且一度很激烈.一直没走出校门的“三门博士”叶光林,是这样做的：“我不琢磨别人,也不知道别人是否琢磨我”.“一到拆迁指挥现场就关闭手机,为的是躲避说情的有关领导”.她甚至认为自己的单纯打败了潜规则.事实上也正是,当她“单纯”的“突出能力”把她支撑起来的时候,潜规则也拿她没着了.

无论是没有阅历的博士,还是有基层经验的博士,他们各自都经历了长短不等的“磨合期”,在磨合期内,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经验”：脱掉博士帽,甘当小学生.有了这个低姿态,才更有利于顺利通过磨合期.博士们心里都清楚,出了校门就是副处,这对于那些旧体制内的官员来说是多么“不平等”啊,论资排辈地熬到副处,他们得需要多少年啊!博士们知道自己的低姿态至少会让那些“旧官员”们心理平衡一点点,使自己的工作减少一点点“逆力”.所以,在初入官场的磨合期,这些年轻的博士官员们,像当年自己埋头读博士一样,一心为官,力避冲突,踏实干事,果然,半年,一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博士官员们大多都度过了磨合期,如今都大显身手了.当然,也有忍受不了潜规则的“折磨”,挂冠而去的,但那毕竟是少数.

低姿态是一种智慧,一种毅力,一种修炼和涵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