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当经得起历史考验

中国的教育确实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隔靴搔痒、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纯属浪费纳税人的钱财,要改就应大刀阔斧地改,像温家宝总理要求的那样“大胆突破,勇于创新”,“冲破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

对此次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的态度很明确：《规划纲要》如果不能在那些重大问题上有成功的突破,在历史上是站不住脚的.真是一语道出了众多有识之士的期待.

总理的要求能得到多大程度的落实,恐怕还需要时间观察.我担心的是,有关方面会以“不可操作”为由拒绝某些重大的改变.

《规划纲要》面向的是未来12年,这样一个时间段足以让中国发生巨变,也足以给教育带来新的有益的变化.今天看来不可行的方案,在五年、十年后可能就是水到渠成的事.《规划纲要》需要具备这种前瞻性.作为一名教育记者,我希望文件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什么叫“教育优先发展”,如何确保教育的优先地位?《规划纲要》能否做出明确清晰的解释,并提供可操作的强力保证,以激发各级政府官员,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对教育的热情,避免实际工作口号化?政令出了中南海,关键要靠地方去落实.

尊师重教,要在官场蔚然成风,不是一朝一夕的事.1985年颁布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就批评“各级都有一些领导干部,宁肯把钱花在并非必要的方面,对于各种严重浪费也不感到痛心,唯独不肯为发展教育而花一点钱,这种状况必须改变”.而情况至今仍未改变.

教育最主要的任务是要滋润祖国的花朵们健康快乐地成长,如果它反其道而行之,成为摧残或压制他们生长的工具,则令人不寒而栗.现行的中国教育就留给人们这样的印象.文件的起草者们不能视“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和“择校之风越刮越猛”的怪象而无动于衷.用未来12年的时间来缓解和改善这种状况,办法总比困难多.

耽误一代人,将影响一个国家数十年的发展,这种代价不是谁能承担得起的.教育担负有培养建设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大任,但更重要的是,如何塑造合格的公民.只有合格的公民才能引领现代化的中国.《规划纲要》能否将公民教育提上日程,亦成为有识之士的期待.“公民教育”不是洪水猛兽,也并非异端邪说,它只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并不可怕.

还有教育督导和教育评价的问题.是不是该考虑建立一套独立于教育系统之外,直接对政府负责的督导评价机制?是时候了!不流于形式的教育督导和评价机制能够及时有效地发现和纠正教育面临的问题.

另一个被寄予厚望的突破点在于“取消大中小学的行政级别”.要“教育家”还是“教育官”,不同的价值判断,会导致一个国家的教育朝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走去.中国已拥有大批的教育官僚,而鲜见教育家的身影,这是一个教育大国的悲哀.“教育事业还是应该由懂教育的人办.”温家宝语重心长的说了这句话,并例举张伯苓,称他“是个教育家,他宁可做校长,不当部长”.总理此言意味深长,他其实是在为未来的校长们树立标杆.

但学校的行政化、官僚化日趋严重,让许多人不愿做校长,只想当部长、局长.当大学老师不以教授为荣,而以争当处长为追求,势必会导致学校内部关系的异化,从而伤害教育的品质.学术本位让位于官本位,平等的人际关系沦落为上下级的差别,教育也就变了模样.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被认为是遏止官僚化蔓延的必要手段.

接下来要说的是能否在高校实行校长负责制.确保党对高校的领导地位不动摇,是毋庸质疑的.大学校长和党委书记如果关系融洽,像并驾齐驱的两架马车拉着学校朝前跑,这是高校上下的共同期望.但有足够多的事实表明,这是两个很难调和的角色.此问题若不能求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依旧会陷入无休止的个人权力纠葛当中.“学校中的党组织要从过去那种包揽一切的状态中解脱出来,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到加强党的建设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上来――大力支持校长履行职权.”这段话源自《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此次《规划纲要》的制定能否达到这种高度,值得期待.

至此,扯出最后一个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教育部门的职能转变.能否直面这一点,是检验《规划纲要》制定者是否负责任的试金石.总之,希望教育部门能淡化管理的色彩,多些怎么写作意识；少来点计划,多尊重教育发展的规律；把属于学校的权力交给学校,把自己该管的事情管好.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9年3月上半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