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筑工程教育的先驱之一

我的祖父华南圭,字通斋,江苏无锡人,1876年出生于无锡和苏州之间的荡口镇,之后在苏州的沧浪亭中西学堂上学,就是后来的江苏高等学堂.祖父在这里学会了法文,因对历史有兴趣,就学期间翻译了《罗马史》,由上海点石斋印制(中国最早用石印印书的出版机构).1902年底,祖父考入京师大学堂,一年之后又被官派到法国学习土木工程,成为法国巴黎公益工程大学(TrauxPublics)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在那个时代,工程师和建筑师是不分的,因此课程的知识跨度非常大,毕业后他虽然主要是一名铁路和市政工程师,但同时也精通建筑,尤其在建筑工程的教育和建筑工程实施指导方面做了不少开拓性的贡献.

祖父学成后在1910年回国,以最优的成绩通过留学生毕业归国考试后获得进士头衔,被称为“洋进士”,这是科举制度在它结束之后保留下来的一点传统.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京汉铁路做工程师,由于能力出众,很快就进入交通系统的决策层,是当时那个早期留洋归来的工程师群体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在1910年～1937年的27年中,一方面担任过交通部总工程师、京汉铁路总工程师、北宁铁路总工程师和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局长等职务,另一方面也在土木工程教育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如1913年～1916年在北京交通大学前身交通传习所担任教务主任和创办该所的土木工程系,后又于1933年～1937年担任天津工商学院院长,沈理源和侯仁之和张铸等都曾经是该校的教师.另外,他在1913年辅助詹天佑创办了中华工程师学会,并且一直是该会的骨干,曾经多次担任过副会长.这个学会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科技社团,由当时中国一批优秀的工程师组成,今天建筑界熟悉的庄俊先生就曾经是该学会的会员.学会自1914年～1930年发行的《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份提供科技学术交流平台的期刊,记载着中国现代化建设奠基时期的珍贵史料.

虽说祖父一生的主线是铁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但其事业也一直深涉建筑工程,这其中既有理论性的也有实践性的.祖父在1916年发表了他的《铁路》(这是中国的第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铁路工程教材)之后,便于1919年开始陆续出版了《房屋工程》系列,这是继张镆绪1910年的《建筑新法》之后中国的第二部西法建筑工程教科书.然后,在朱启钤先生刊行了《李明仲营造法式》后,祖父于1928年在《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上发表了图文并茂的“中西建筑贯通”,以西方建筑学视角,尤其是从结构力学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探讨,其中主要涉及宋代的《李明仲营造法式》,但也提及清代的《工程做法则例》.虽说总体是相当理论性的,但作为国内在这方面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些研究是十分有价值的.另外他又在同一年出版的《房屋工程》第二部分里,把中国古代营建纳入了他所写的教材内容中,又加上了他对木质顶棚的计算方法等.祖父在进行中西比较的评论中有这样的字句：“中国屋面之帐篷式颇雅,而旧式柁架则不适用.如欲保存帐篷式而改良柁架,殆惟折叠式及博龙索可以采用,且斜柁上结点,须将死结一律变成活结,因斜柁非直线而是折线也.”“此种变相之折叠式及博龙索式,须木铁并用,至少须用结点加铁”等等.另外,他还表明了就是在今天也适用的对“检测古董”的态度：“有人用西法造屋,却又用检测柱检测梁以为合乎古式,既非保古,又非仿古,并非化古,画蛇添足之道而已”.对朱启钤先生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他也是以极大热忱参与的,曾多年为名列第一的评议,但由于史料的缺乏,我无从了解当时具体的很多情况,除了看到他在个人履历里写的短短一句话：“朱老先生,又创设营造学社,我亦参预其事,今日每与桂老面晤,当谆谆谈此二事不倦.”(注：另一事为后面所说的中山公园)

从1914年开始,祖父还协助朱启钤建设了中山公园,最早叫作公园.在民国时期出版的一本公园纪念刊中显示,在该公园的初步建设成型和之后的不断修整过程当中,也就是自1915年～1938年之间,在由几个人一组轮换组成的建筑设计课里,只有祖父是始终置身其中的,而且和其它人一样,都是义务参与的,不取任何报酬.对于具体的工作,我看到他在1928年写的一篇文章,介绍了自己准备在中山公园水榭扩展后设计的一座桥梁.而在建中山公园之前,他对园林建设已经有过一次牛刀小试,那也应该说是他的第一次建筑设计实践,就是1913年他给自家人设计的花园宅邸,位于北京东城区的无量大人胡同,我自己和我父亲华揽洪都是在这里长大的.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大宅院,花园里有检测山和月亮门,有花草树木,其中一所最大的房子是八角形的,瓦是中式的台瓦,有锅炉房和暖气,可惜在四年前被拆毁.他还设计了另外几所小洋房,其中有建在香山里面的一座别墅,我没见过,是演员孙道临小时候听他父亲说的,因为他父亲曾经是二七机车车辆厂的厂长,所以对在铁路上担任要职的祖父很熟悉.另外,他也改良过四合院,这是有一天我遇见关肇邺先生时他告诉我的,说我的祖父曾经改造过他家在南池子的四合院,后来我又在一篇媒体对关先生的采访中读到：“父亲的老同事、留法工程师华南圭先生,让关肇邺对建筑与生活的关系有了初步的理解.华先生认为关家大宅不实用,遂将四合院的一部分进行了改造把前院的一处九间‘勾连搭’房中的两排柱子取消,代之以大跨结构,成为一个无阻碍的大厅,而把后院的一圈抄手游廊全安上了玻璃隔断,冬天不必出户就可来往于正房、厢房之间,并安装了两套新式卫生间.这些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实为罕见.”祖父便这样把自己对中西建筑的思考应用在实践中了.现在北京档案馆里有1930年代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做的四合院改良方案,我估计出处就在我祖父这里,因为他很早就在考虑如何把中国传统建筑改造得更适合现代人居住了.

这种对居住舒适度和优化使用功能的考虑,还包括对身体健康的考虑,祖父不单是针对传统建筑,iNN是针对所有类型的建筑,在那个时代是很前卫的.在《中华工程师学会会报》上我读到了他的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其中有1917年写的“房屋天然通气法和戏园通气法”等,细说了房间里改善空气流通的道理,有1920年写的“建筑住屋须知”,阐述了对排湿等需求所建议的措施,“填高地基,掘通阴沟地下板覆以洗净之蚌壳,室内多开窗户,以便随时启闭皆属之”.他也写文章介绍国外的情况,有一篇1917年的“御震房屋”,便是讲述在意大利,“凡圆形房屋,其耐力远胜于方形者.许多伟大建筑,因其圆形,而毫未损伤.”等等.

祖父作为一个时而兼任教育家,时而又专职做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写过大量教材,主要是土木工程方面的,在当时既为教学用也作为具体工程的操作指导.其中直接关系到建筑的有1916年的《房屋工程之铁筋混凝土》,有1917年发表的《木质顶棚之算法》,1918年发表的《钢筋混凝土》,1919年至1930年陆续出版的一套《房屋工程》,1920年出版的《建筑材料撮要》,还有《材料耐力》和《土石工程》等.这些著作往往有繁和简两种版本,先是大部头的繁本,然后为了工程人员的使用方便,再做成“撮要.1928年秋天,汪申在徐悲鸿院长的北平大学艺术学(原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院里创办了建筑系,请当时已经担任北平特别市工务局局长的祖父教授建筑工程和材料耐力学这两门课.汪申和我祖父都是留法的,受法国的影响,他们一直主张把建筑学科也放在艺术院校中,但遗憾的是这种观点没有被战后国内的高等教育体制所采纳.祖父非常重视学生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结合,我在1929年的一份《北平日报》上读到了一段对他在该校任教时的报道,说他“除教授建筑工程外,愿借建设北平之机会,领导该系学生作实际之练习,以免专重理论,而乏经验之弊.”另外,祖父还在他任天津工商学院院长期间创办了该院的建筑系,即今天的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的前身之一,为此他在1937年份的校刊里表明了此举目的“为使学生所学更能专长,并适合国家现代需要起见,有分系之规划,工学院计分土木工程系与建筑工程系等切经教部批准,即将于二十六年度开始行.”

我认为上述的祖父这些建筑工程论著和教材很有必要再版,一方面是史料价值,一方面也应该有可供今天的建筑师借鉴的思想.事实上今天的整套建筑工程技术和建筑材料的应用是一个在历史上长期积累的结果,西方的建筑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不单来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之间西方建筑师在中国的建筑作品,不单是留过洋的中国建筑师在许多城市留下的建筑作品,再有就是这些实用的技术知识的传授在当年所起到的作用.从祖父留下的这些著述可以看出来,对国外某些先进经验的借鉴早在近一百多年前就开始了,只是中间出现了长期的断层.我祖父当时是急不可待地把当时在西方世界刚出炉的新鲜东西介绍到中国,又因为他是一个注重实际的人,也往往要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表示一下是否可行,或为如何适应国情提出建议.比如他在铁路业务指导的文字中就说到：为了防备铁路线上的偷盗行为和因此能导致的重大交通事故,在安装螺栓时需要使劲儿多拧几下,让欲偷盗者无从下手.在他的建筑类教材中,针对建筑材料的选择和运用时,他一边评论优劣,一边也要说到、地域和气候因素等,综合性地根据实际情况来判定应该选择哪一种建筑材料.

另外就是与建筑业和城市规划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建立,在这方面我祖父也做了很多.首先是在1928年一1929年之间,他担任北平特别市工务局长的这一年当中.北伐胜利后,北京在1928年从“京兆地方”变成北平特别市,新成立的政府班子开始尝试用现代的管理办法管理城市,立刻投入的紧要工作之一就是制定法规,包括工务局在内的八个局(其它为教育局,局等)各口定各口的,个别时候也联合制定.当时的工务局管得很宽,市政工程、建筑工程、城市规划,交通工程、水利工程等,全都包了.于是,我祖父便带领他的人马制定了一系列具有极大历史意义的法规,其中几部关系到建筑业和城市规划,有的是在他任期内出台的,如1929年初公布的《北平特别市房基线规则》和《北平特别市建筑工程师执业取缔规则》；还有的是已经酝酿至基本成熟,他卸任不久后出台的,如1929年底公布的《北平特别市建筑规则》.在《北平特别市建筑工程师执业取缔规则》中,我看到祖父对建筑师的注册资格定下了如下的规矩：“凡在本特别市区域内承受委托土木建筑工程上所有设计制图估算监工审定等事之建筑工程师均应遵照本规则赴工务局注册方得执行业务.无论建筑师或土木工程师均称之日建筑工程师.”

在我祖父撰写的建筑工程类书籍和文章中,涉及建筑材料的占很大篇幅,其中的重点之一则是钢筋混凝土.那时候叫做铁筋混凝土,也叫“圬工”,而按他的解释,“圬工”的准确含义应当广泛得多,为：“用石或用砖或用土之种种工作物,均名圬工”,但在对该词汇的实际应用中却把它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的同义词.20世纪初,钢筋混凝土在中国是很新鲜的东西,就和他介绍其它的新生事物一样,祖父开篇头几句话总是启蒙性的,先解释一下这个名词的意思,再说下去.他第一次系统介绍钢筋混凝土是在1917年,从其文字中也可以感受到西方世界初期对此材料的运用是如何小心翼翼,如他写道：“初时名工程家,不敢贸然采用.试用于徒步之桥梁.又试用于马路之桥梁.又适用于铁路之小桥,今则虽铁路之大桥,亦胆敢用之矣.”到了1924年,他还自己搞了一个开创性的钢筋混凝土作品,是在北京东郊为北京电车公司设计的一个54m高的烟囱,在当时平津地区是最高的一个烟囱,建好一年半后他曾经写过文章专门介绍了一下,表示这个烟囱如何经历了考验：“已经历一冬二夏二秋,大风大雨均已受过,毫无庇病发生.”

另外,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在阅读祖父的文字时,无论是他的小文章,还是大部头的教材或论著,有时会从中突然蹦出90年前我家无量大人胡同那座老宅子当年景象的某一个细部,比如祖父在“暖务”中讲解锅炉的原理和不同形式的锅炉时,便以自家为例带出一句“余家所用者,即是此锅”,我于是便像看老电影一般走进了我父亲的儿童时代.我于是知道那个锅炉是放在地下室的,也猜想到那一定是北京最早的私人家里的锅炉之一了,而且还是在古老的胡同里.祖父为佐证他的教学内容,作为实例,也会说到当年某些具体建筑所使用的材料,比如在《建筑材料撮要》的“人造材料”一章里,就讲到清华大学“阅书楼”的地板用的是软木砖,软木碎砖与石灰调和而成之砖,不传热,不传声,也不易腐烂.另外他也不忘赞赏中国自己的传统智慧,在“材料运用”一章里,在讲解木材的加工和对比水浸法、风燥法,气烘法等几种保存方法时,在提及树木里有益的壳盐(“能使织纹坚结而增强其耐力”)和有害的溶盐(“因其易溶,能将壳盐同时携去也”)时,表示“中国旧时之木,浸在河中,历时甚久,溶盐去而壳盐留”,“此法最佳”.

上面我讲到祖父的事业主线是铁路建设和市政建设,但这两方面也经常是与建筑事宜交叉的.例如针对火车站的建设等,祖父写过很多文字,他亲自做过的有天津东站的雨棚和天桥等.1930年定的“铁路建筑规则”就是他个人起草的,当时的一份《北宁铁路专刊》对这个背景做过介绍.这里的“建筑”两字实际上是“建设”的意思,主要都是关系到铁轨和号志等,但也有关系到火车站建筑的内容.在铁路方面可说得太多了,不过不是今天的话题,除了有一件事还是要提一下,就是祖父在1934年通过修改轨道和加固道碴与枕木,使北京到天津之间的旅程速度快了1个小时,从3小时缩短成2小时.最近,北京和天津新开通了半个小时路程的快车,但大家要知道今天的成就很多都是从过去一步步走过来的,要知道今天的不少成果是民国时期打的基础啊.另外,祖父还有一条事业主线,就是京津地区的水利建设,北京的“玉泉源流之状况及整理大纲”和“北平市河道整理计划”等,都是他在1920年代后期做的,然后又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实现了,这是因为1949年成立的新政府邀请他做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总工程师,并且他担任了连续七届的北京市人大代表,这使他获得了实现昔日梦想的机会.但这些都且先按下不说.

再回到建筑的主题上,而且我想回到上面说过的祖父参与的相关法制建设上,尤其要说说1929年出台的“北平特别市房基线规则”.这个“房基线”其实在今天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人们却很久没有听到了,它与“红线”的概念相近却不相同.祖父在他写的“公路与市政工程”一书里这样解释的房基线：“房基之界限也,用一线以阻止侵犯公路；人情每偏于私利而忽视公益,故需作线以预防之.房基线不必是直线,折线也可,曲线也可.拆毁房屋以扩展公路,虽为公益起见究是苛政,不可作为常倒.和平办法,市政府应将房基线预为规定,且预为公布,若目前房屋,正犯房基线之界限,则以后改造新房时,应即退让.”由此可见,房基线是公私兼顾的,它比现在的红线要人情和公道得多.根据历史档案资料,这个房基线规则在日伪时期被废除了,原因就在于它对市民私有房产的尊重.然而在1949年的北京市人代会上,在祖父做的提案内容中,我看到他又重新提到了房基线,而且北京市政府在1949年7月还公布了一个“北平市房基线暂行处理原则”.事实上,做了一辈子公益工程的祖父,对于市民私权的保护也是非常注意的,对他所称的“苛政”很反感,表示：“规划房基线之时,须顾及情理,不应以强权为法律.”据我所知,他在民国时期亲身经历的重大公益工程,都是政府花重金去写民宅,典型的就是故宫和景山之间的那条路,那是他在1928年提出开辟的,不开不行,北京市民需要这条东西方向的大道,不能继续绕城而行,于是政府花很多钱写下了这一路上的民宅,然后再去拆除.由于深深体会到“旧城改造”的昂贵,所以他在1949年第一届人代会上提出的整体保护北京旧城和在西郊建新城的理由,不单是从文化角度,也是认为政府根本写不起拆不起,因此就不要提这挡子事了.

我祖父是1961年在北京去世的,当时他85岁.纵观他的一生,虽是献身于工程技术,但和早期的不少工程师一样,实际上关注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是现在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因此我所看到的祖父当年的文字和作为,绝不限于工程技术领域.他关心不同民族之间的语言沟通,所以1908年在法国留学期间办了“世界语文学科学杂志”,这是向国人推广世界语的第一份杂志：他希望国民能从臣民变成公民,所以一回国在1911年就翻译了“法国公民教育”；他认为当时国内的初等数学教育方法太僵死和令孩子生厌,便写了一本以趣味来开启心智的“算学启蒙”；他认为教育学生为人之道应重于传授科学技术知识,所以任院长期间在天津工商学院学生毕业册上题的词是：“千万勿忘五字：廉能勤俭健”；他痛恨腐败,所以上书促使1929年的北平特别市政府出台了限制公款吃喝的法令,并以身作则拒绝任何形式的贿赂,而且一有机会便以最辛辣的笔锋怒斥各类污吏：他希望北平郊区的古迹能得到保护和有更多的市民去欣赏,便为此做了一份相关的交通指南及一篇题为“京西静宜园之保存”的文章：他关注市政建设管理制度上的弊病,所以一再表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应有应有,应无尽无.”他关心铁路职工退休后的生活,所以上书促使铁路当局制定了铁路系统的退休金制度；他希望年轻人了解中国的历史,所以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握着毛笔一字一字地编写出了《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和《三国演义》的节本.

我的祖父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人,始终认为自己对祖国的强盛有着莫大的责任.作为一个现代土木工程界的奠基人之一,祖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事迹固然不应被忘记,但如果他的文集有一天能够再版的话,我更希望今天的年青人从中有所感悟的,则是他的为人处事,他的直爽和诚恳,他的对一切近乎苛求的认真和严谨,他的实事求是,他的廉洁,他对祖国的挚爱.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仍然需要甚至更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

另外,从我祖父的生平事迹中,可以感悟到一个技术人员同时担任行政长官的必要.比如他担任北平特别市工务局长时,正因为他深通技术,所以能正确地做出重要决策和高效率地实现他的目标,这也是今天的社会可以借鉴的,因为到处还存在的“外行领导内行”是显然不利于国家的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