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关系与人际信任的新路径

[摘 要]　信任和人际信任,作为人们社会交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质,能够降低交往过程中不必要的资源损耗,提高交往互动的效率,对整个社会发展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在梳理人际信任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重点分析了“社会关系与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并在此之上提出了笔者关注的问题及以后的研究方向,

[关 键 词]　信任：人际信任；社会关系

信任和人际信任,作为人们社会交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精神品质,能够降低交往过程中不必要的资源损耗.提高交往互动的效率,对整个社会发展状况具有重要的影响.目前,学术界和社会媒体普遍认为,处于社会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缺乏信任或诚信,低信任水平阻碍了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由于信任的意义及其缺失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得有关信任及人际信任问题的研究,在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本文在梳理人际信任相关研究的基础之上,重点分析了“社会关系与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

一、人际信任概念

人际信任在信任范畴内的定义比较宽泛,国外有学者认为人际信任是指“对某种人际关系具有的信心的程度”(薛天山、翟学伟,2009).国内有学者认为人际信任是指当个体面临结果不确定的事件时,期待他人发生符合自己期望的“适当”行为或满意结果的心理或行为倾向(薛天山、翟学伟,2009).综合这两个定义及文献综述中对信任定义的解释,对人际信任这一概念的把握应确定三点：(1)人际信任是对另+体或群体的信任而非事件或系统；(2)人际信任本质上是个体的一种心理状态或行为倾向而非实际行动：(3)人际信任只在无法预料结果的可选择情况下通过行动来观察理解(薛天山、翟学伟,2009).

有学者将已有的信任研究,诸如从不同角度探讨信任的定义、分类、产生机制及功能等,根据研究取向及理论主张做了大致归类：(1)社会结构决定论,主张信任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并且两者相互制约：(2)文化规范决定论,主张信任受一个社会的文化规范影响,提倡跨文化研究；(3)关系性质决定论,主张信任是人际关系的产物,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关联所决定；(4)人格特质决定论.主张信任是个人的人格特点如人品、能力影响后的表现(张云武,2009).

二、人际信任实证研究

受国外学者研究的启发,近15年来,人际信任也成为国内社会学者的研究热点,研究成果回应了国外学者有关中国人信任行为的偏见,提出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信任的概念指标、信任结构、信任模式,以及维持信任和产生信任的机制等(张云武,2009).归纳起来,国内学者对我国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的研究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来分析我国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的特点和现状；二是寻求一种解释机制来分析我国人际信任状况的原因.

1.对我国城市居民人际信任特点的实证研究.如张建新等学者的研究表明：北京、香港和美国的大学生对亲人的信任度没有差异,并且对他人的信任度随着与他人关系的亲密度的增加而增加；但北京大学生对熟人和陌生人的信任度高于美国和香港的大学生.王飞雪等学者比较了中、日、美三国的城市居民对一般性他人的信任度,发现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结构较为复杂,对他人的一般信任度低于日、美居民.而程胜利在对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统计调查结果则认为；当前市民的人际信任程度是令人担心的,虽没有达到人心唯危的地步,但也应引起人们的重视.

2.关于解释我国人际信任状况原因的研究.张静将中国人的信任分为对当事人的信任和对维持生活信任机制的信任.进而讨论了维持信任的三种机制,即人际关系约束、单位组织约束和制度约束：随着社会的变化,前两种约束的效力下降.因此,必须加强制度约束.杨中芳、彭泗清研究则认为：应把信任放在中国的独特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下考察,并描述了人际关系与人际信任之间的辩证关系,建立了本士人际信任模式.王绍光、刘欣通过对中国四个城市的数据调查.发现社会地位对信任度有所影响,参与集体活动、乐观心理状态和熟悉度的增加都有利于提高信任度；程胜利在对济南市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的调查分析认为个体差异(性别、年龄、文化)对人际信任具有显著影响.胡荣在2006年的一项研究也证实了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与信任对象的个人特征具有紧密联系,个体差异如性别、年龄、收入在影响普遍信任上存在显著差异.

三、社会关系与人际信任的研究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无疑为中国传统社会关系的研究开辟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但随着土地改革、包产到户、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等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发生,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是一个以农为生,世代定居的封闭状态了.特别是城市居民的社会关系范围和性质发生了较大变化,融入了更多的理性和市场经济的因素,并成为他们进行社会交往的行动准则.如部分国外学者主张信任是人际关系的产物,信任如何体现由人际关系中的理性计算和情感关联所决定,代表学者有列维斯、韦吉特(1985)和麦克阿利斯特(1995)等.而帕特南(1993)则认为：社会信任能够从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产生.公民参与网络增加了人们在任何单独交易中进行欺骗的潜在成本；公民参与网络培育了强大的互惠规范；公民参与网络促进了交往,促进了有关个人品行信息的流通；公民参与网络还体现了以往合作的成功,可把它作为一种具有文化内涵的模扳,未来的合作可在此基础上进行.

国内学者主要从社会关系网络的视角探讨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的关联性问题.李伟民、梁玉成研究发现在人际信任中中国人所信任的人群除了以血缘关系为主外,还包括有亲密交往朋友；彭泗清的研究显示：信任程度与人际关系的密切度成正比.胡荣、李静雅在对厦门市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研究中考察了社团参与对城市居民人际信任的影响,但得到的结论是社团参与对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的影响并不具有显著性.张云武的研究认为对于日常生活中所有接触对象的总信任度不同的居民,社会交往的取向和拥有的关系网络是不同的,总信任度高的居民与总信任度低的居民相比,社会交往的选择取向和表面取向弱,并且拥有丰富的关系网络.

四、总结及讨论

国内学者对人际信任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总体上还存在有待发展的地方,如实证调查数据的相对缺乏、理论和概念梳理不够等.另外,对于从社会交往和关系网络的视角来研究人际信任,已有研究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即不确定社会关系与人际信任到底是一种亲和性关系还是一种因果性关系.张云武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依靠人际信任形成的关系网络反过来又对人际信任的培育具有怎样的影响――是否关系网络越丰富的居民,人际信任的程度越高――还有待今后进一步考察.”因此,从社会交往和关系网络的角度来研究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具有较大的研究意义和发展空间,例如把社会交往的关系细化为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等,并分别从这些关系类型的不同层次和范围上,分析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