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街头政治运动的政治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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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年来泰国局势受到街头政治的严重困扰,这种现象从政治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属于社会运动的范畴.从泰国国内因素来看待目前街头政治的发展逻辑,这种街头政治是由于国内的社会变迁所导致的社会阶层对立和对立政治话语等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通过分析这些因素在泰国国内的表现及其与泰国街头政治的内在逻辑联系,能够加深我们对泰国街头政治发展的理解,从而采取有力措施力求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保持政治稳定.

【关 键 词】社会变迁阶层矛盾对立话语社会运动

【作者简介】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专业2008级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泰国局势的发展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黄衫军”和“红衫军”交替进行的街头政治运动,其直接后果是使泰国陷入无休止的社会政治动荡,导致泰国社会严重分裂,经济停滞不前;间接的后果是导致泰国的政治陷入瘫痪,人民对政治家失去信任,各大政治力量把街头暴力当作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手段,街头政治成为一种常态,泰国政治从此进入一个恶性循环:选举――街头暴力――合法政府――选举――街头暴力.[曹云华:“东南亚地区形势:2010年”,《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第7页.]为了加深对泰国街头政治运动的认识,我们需要在厘清街头政治发展阶段的基础上,找出影响泰国政治乱局的关键变量,并分析其中的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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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及研究问题的提出

目前国内对泰国街头政治运动的相关研究大都是从泰国的政治文化、社会阶级状况、国内制度建设等方面来进行的.[这方面的文章有张锡镇:“他信政府的危机及其启示”,《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第23页;张锡镇:“泰国政治的怪圈”,《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4页;王冲:“试析泰国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6期,第29页;周方冶:“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与政治转型”,《当代亚太》,2007年第7期,第35页等.]例如,张锡镇教授的《他信政府的危机及其启示》一文,就是从他信滥用职权、以权谋私;金钱政治、收写亲信;垄断媒体、压制批评;中产阶级的利益受损这四个方面来探析他信执政后期所面临的危机的.张教授另在《泰国政治的怪圈》一文中通过考察沙玛和颂猜两任政府的执政危机,总结了泰国政治动荡的成因,包括社会撕裂和阶级对立、政治文化的发展滞后、泰国制的缺陷等因素.王冲在《试析泰国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一文中,从泰国的政治形态、经济背景、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分析了泰国的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周方冶在《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与政治转型》一文中,梳理了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的参与群体,并从泰国政治结构的改变、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制约的失衡这两个方面探讨了非暴力群众运动发生的原因.以上这些文章立足于泰国的历史和现实,对我们了解泰国街头政治运动无疑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是:泰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民众反对军人政权的社会运动,在泰国的社会文化、国内制度建设等因素没有发生大变动的情况下,为什么在他信执政后期和后,会出现以“黄衫军”和“红衫军”为代表的两个社会阶层民众之间的对立性政治运动,而在其执政以前却没有出现呢?是什么样的国内因素导致了泰国近年来街头政治的乱局?这种国内因素的发展逻辑是什么?本文将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思考泰国的街头政治活动,分析其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以加深我们对泰国街头政治活动的理解.

二、泰国街头政治的发展轨迹

在厘清泰国近年街头政治的发展轨迹之前,有必要明晰“黄衫军”和“红衫军”这两个政治组织.“黄衫军”代表的政治组织是“人民联盟”(以下简称“民盟”),成立于2006年2月9日,由反他信的3个主要政党和27个组织成立,由于统一穿代表王室的黄衫,所以被称为“黄衫军”.他们由城市中产阶级和工商业者组成,在2009年6月2日确定转型为政治党派,取名为“新政治党”.“红衫军”代表的政治组织是“反联盟”(以下简称“反独联”),成立于2006年9月,矛头指向军人集团政变后建立的临时政府.他们由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的农民和社会底层群众组成,是挺他信一派的政治力量.两派政治势力的冲突始于2005年反对他信政府的腐败和滥用职权的和平集会,当时的活动还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反对派也没有形成统一战线,他信政府方面也没有作出正式回应.但自从2006年2月“民盟”成立并举行大规模反对他信的活动以来,泰国频繁出现街头政治的乱象.“黄衫军”和“红衫军”交替进行街头活动,街头政治成为常态,宪政成为儿戏,军事政变成为解决乱局的唯一途径,泰国进入了“政治的怪圈”.[张锡镇:“泰国政治的怪圈”,《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3期,第4页.]根据引起街头的某些重大事件,可以把泰国的街头政治划分为以下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他信政府的“售股舞弊”事件,导致林明达领导的“黄衫军”举行街头运动.作为媒体大亨,林明达原先与电信巨子他信交往甚密,在他信担任总理以前,两个人作为企业家相互支持,携手闯过东亚金融危机难关.2001年他信出任总理后,林明达旗下的媒体几乎成了他信政府的喉舌.但是他信2005年2月连任总理以后,林明达渐受冷落,生意上也很少受到政府的惠助,由此导致林明达对政府的怨恨,与他信的关系也就逐渐决裂了.林明达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体优势开始抨击他信政府,揭露政坛黑幕,引发他信进一步打压.2006年1月下旬,由他信家族控股的西那瓦集团以约合18.8亿美元的将该集团49.6%的控股权出售给新加坡国有企业淡马锡.林明达抓住这一事件,发起了数万人参加的“民盟”反政府集会,抨击他信连任总理以来,西那瓦集团的资产翻了三倍,在出售西那瓦集团的股份时,他信的子女获得数亿美元收益,却成功地偷税.2006年2月19日,泰国前副总理、前曼谷市长占隆西蒙声援林明达,林明达和占隆成为反他信的“民盟”的主要领导人.[张锡镇:“他信政府的危机及其启示”,《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第23页.]他信被迫于2006年2月24日宣布解散国会下院,于4月2日举行大选.大选结果显示,由于民众受惠于他信的扶助政策,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泰国贫困的北部和东北部广大农村地区获得高达70%的支持率,但由于这次选举遭到多个反对党的联合抵制,泰爱泰党在全国仍有38个选区没有得到规定的20%以上的选票,因而这些选区无法产生议员,致使不可能如期召集议会和组成新政府,他信被迫于4月4日提出辞职.5月23日,他信宣布将重新主持工作,这引起了反对派的又一次反弹.此后,泰国政局持续动荡,军队于9月19日发动政变,接管政权,以求恢复秩序.

第二阶段,“919”军事政变事件,导致挺他信“红衫军”的街头运动.2006年9月,泰国陆司令颂提乘他信出访之机,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他信政权,成立以素拉育为总理的临时政府,他信被迫流亡海外,军政府冻结了他信家族20多亿美元的资产.但素拉育政府政绩不佳,他信的支持者“红衫军”则效仿“黄衫军”的做法,组成了“反独联”,举行游行活动,要求结束临时政府,举行全国大选.在一年的军政府统治时期,“反独联”组织了多次大型反政府.2007年7月29日,军政府宣布了大选的日期,9月军方主持草拟的《2007年宪法》颁布,扩大王室与军方的权益,12月军方兑现承诺,“还政于民”,举行下议院选举.

第三阶段,亲他信势力的“修宪”事件激起了“黄衫军”的又一次街头运动.2007年5月30日泰国宪法法院判决泰爱泰党在2006年4月2日的议会选举中存在舞弊行为,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被解散,且该党111名执委5年内不准参政.但为了参加12月的大选,亲他信的势力金蝉脱壳,摇身一变加入亲他信的人民力量党,大选的结果,人民力量党赢得了议会的多数,后联合另外5个小党组成联合政府,沙玛出任总理.沙玛上台后决意修改在军政权下通过的新宪法中针对他信和泰爱泰党的限制性条文,反他信的“民盟”在2008年5月25日又重新发起街头,政府修宪.8月26日上午,“民盟”的支持者冲破设置的封锁线,进入国家电视台大院,最后占领了总理府,并声称继续占领下去,直至沙玛.9月2日他信支持者和“民盟”者发生冲突,造成1人死亡、43人受伤.正当危机处于僵持局面,9月9日宪法法院突然判决沙玛因主持烹饪节目收取报酬违反宪法第267条款,沙玛被解除总理职务.但是随后他信的妹夫颂猜又被“红衫军”推上了总理的宝座.“黄衫军”不肯罢休,于10月23日晚集结了约10万人准备包围国会,阻止国会讨论修宪问题.随后民盟采取包围国会大院、曼谷两大国际机场等过激行动,与亲他信政府处于尖锐对立状态.12月2日,泰国宪法法院判决人民力量党等三个执政党因选举舞弊被解散,其执委5年内不得参政,这导致颂猜这位刚上任不到三个月的总理也匆忙,“民盟”长达半年多的宣告终止.

第四阶段,党主席“阿披实上台”事件,引起了“红衫军”的街头运动.2008年12月15日,阿披实在国会下议院举行的总理选举中以235票当选泰国新总理,成为泰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理.阿披实的上台使“民盟”支持的力量开始执政,于是“红衫军”开始了又一次的街头活动,要求阿披实辞职,重新进行大选.2009年1月31日,约3万名“反独联”支持者在首都曼谷市中心集会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阿披实在15天内解散国会下议院、加快对2008年占领曼谷机场的民盟领导人的诉讼进程、解除支持民盟的外长甲西的职务等要求,但遭到副总理素贴的明确拒绝.3月26日,数万名“红衫军”再次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活动,并包围了总理府.4月7日,“红衫军”在泰国海滨旅游城市帕塔亚举行反政府集会,在当地举行泰国的内阁会议.4月8日,“红衫军”又在曼谷举行大规模反政府集会,提出三点政治要求:总理阿披实辞职;国王高级顾问炳廷素拉暖和包括前总理素拉育在内的另外两名枢密院大臣辞职;进行改革.第二天,阿披实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拒绝“反独联”的要求.[陈建荣:“2009年泰国政治、经济和外交形势”,《东南亚研究》,2010年第2期,第44页.]2009年最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是4月10-11日“红衫军”大闹在帕塔亚举行的东盟系列峰会,导致参加峰会的各国首脑和高官无法按照日程进入酒店会议中心,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本届东盟峰会因安全问题延期.4月13日,阿披实发布命令,决定成立紧急状态法执行指挥部,实施紧急状态法.者与军方发生冲突,造成77人受伤.14日中午“红衫军”领导人宣布停止此次活动,者逐步撤出地点.

第五阶段,“没收他信家族部分财产”事件导致“红衫军”发起向政府“摊牌”行动.2010年2月26日在对他信家族的财产判决中,法官批准泰国政府没收“他信以不正当手段获得的”460亿泰铢(约合14亿美元),这一判决成了“红衫军”发起大规模活动的导火索.3月14日中午,十万多“红衫军”在曼谷举行大规模,向阿披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24小时内解散国会下议院、重新举行大选.15日,阿披实予以拒绝.为逼政府妥协,红衫军甚至抽取者的鲜血,泼洒到总理府门前.这次由“红衫军”掀起的街头活动从3月份开始逐渐扩大,到5月中旬达到,其间政府和“红衫军”爆发了一系列的冲突,导致了80多人死亡和1800多人受伤.5月19日阿披实政府在军方的支持下,用武力驱散了“红衫军”的运动并逮捕了部分领导人.“红衫军”在被驱散的过程中,为了发泄内心对政府的仇恨,出现了打、砸、烧等违法行为,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混乱.

目前,泰国局势进入了一个“街头政治”的怪圈:精英阶层上台执政,会遭到草根阶层红衫军的不断;草根阶层的代表上台执政,便会遭到精英阶层黄衫军的反对,两大势力的街头交替进行.泰国政治动荡的背后,所折射的是利益重新分配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故而,如果未能在兼顾各方利益的前提下达成妥协,那么任何强硬的政治举措,都很难从根本上化解目前泰国的政治难题.[周方冶:“泰国政治动荡的原因与前景”,《当代世界》,2008年第10期,第25页.]


三、泰国街头政治:社会革命还是社会运动?

在政治社会学中,社会运动、社会革命是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它们分别指涉不同类型的活动.社会运动(socialmovement),是指有许多个体参加的、高度组织化的、寻求反对特定社会变革的制度外行为.而革命(revolution),则是有大规模人群参与的、高度组织化的、旨在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改造的制度外政治行为.[有关社会运动的更多文献可参见:KenhAndrews,“SocialMovementsandPolicyImplementation:theMississippiCivilRightsMovementandtheWaronPoverty,1965to1971,”AmericanSocialReview,Vol.66,2001,PeterEvans,EmbeddedAutonomy:StatesandIndustrialTranormatio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5,JohnH.Evans,“Multi-anizationFieldsandSocialMovementOrganizationFrameContent:theReligiousProchoiceMovement,”SocialInquiry,Vol.67,1997,SandorHalebsky,MassSocietyandPoliticalConflict:TowardaReconstructionofTheo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6.]西德尼塔罗在其专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中对社会运动问题做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指出斗争政治的产生同那些自身缺少资源的社会参与者由于变化的政治机遇和限制而受到的刺激有关,表现为普通民众(经常与较有权势的公民结盟)对抗社会精英、当局和对立者.在紧密的社会网络的支持下,在能引起文化共鸣和产生行动导向的象征物的激励下,斗争政治将造成与对手之间的持续互动,其结果就是社会运动.[王冲:“试析泰国社会运动和政治不稳定的根源”,《东南亚研究》,2009年第6期,第29页.]

纵观近年泰国的街头政治可以发现,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的活动,都比较符合社会运动的内涵指标.首先,参加活动的人数众多,动辄几万、十几万.例如,2006年2月“民盟”反他信政府的活动,参加的人数曾多达5万.2008年10月“民盟”反沙玛政府的活动人数达到了10万.而2010年3月,“红衫军”反阿披实政府的活动参加的人数也有十多万.其次,活动有明确的领导核心,并且“有着自己的社会运动组织网络”.[FlorencePassy,MacroGiugni,“SocialNetworksandIndividualPerceptions:ExplainingDifferentialParticipationinSocialMovements,”SociologicalForum,Vol.16,No.1,2001.p.127.]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的活动,都有一个领导核心,运动在领导核心的指挥下运行.“黄衫军”的领导人物有林明达、占隆等人,而“红衫军”的领导人有纳塔武、卡迪亚萨瓦滴蓬等人.最后,的目的是通过特定的社会活动来寻求或反对社会变革,无论是“黄衫军”还是“红衫军”的活动都超越了现有制度的框架,有的时候还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暴力,并且造成了人员伤亡,是一种典型的制度外行为.

“黄衫军”和“红衫军”街头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某种意识形态来对社会进行根本的政治改造,事实上,他们在活动开始的时候就缺乏具体意识形态的指导,只是希望当局能够执行或者改变一种政策来实现集团自身的利益.虽然在活动中也出现了件,也有个别者使用武力来对抗政府的行动,但是活动的主流仍然是非暴力的,出现件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而诱发的.他们在的过程中也喊出了要求现政府或集体辞职的口号,但是并不要求改变现有国家政体的性质,所以近年来泰国的活动只能算是社会运动而不符合社会革命的内涵.

四、社会变迁中的阶层矛盾和对立话语:

泰国社会运动的发展逻辑

社会学有关社会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社会运动为什么会发生,二是社会运动的发展有什么规律,为什么有的社会运动成功了,有的却失败了,有的则被体制化了.[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页.]本文认为导致泰国从2006年初开始大规模进行社会运动的因素是他信政府的改革政策引起了社会的变迁,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泰国的草根阶层和精英集团之间的矛盾不断尖锐化,并导致双方对立政治话语的形成,在对立政治话语的刺激下,为了维护阶层的利益,各方便通过街头社会运动来达到自己的利益诉求.

社会变迁指的是由于社会改革所引起的经济发展、人口迁徙、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别逐步显现的过程.2001年2月9日,他信西那瓦领导的泰爱泰党赢得下议院选举后成功组阁,他信当选为泰国新一届总理,泰爱泰党作为一个新兴的政党在短时间内发展成泰国第一大党,并形成独大之势.[DarrylS.L.Jarvis,“ProblemsandProspectsinThaksin’sThailand:AnInterimAssesent,”AsianSurvey,Vol.42,No.2,2002,p.297.]以此为基础,他信领导的泰爱泰党在2005年2月举行的大选中,赢得了下议院500个议席中的377个席位,从而开始了该党单独执政的他信总理的第二个任期.他信在第一届任期开始的时候即表示:“这届政府是新时代的政府,在解决经济问题的同时,将加强教育科技和研究开发,将通讯技术运用于解决贫困问题,缩小城乡差距,以创新思维和新的企业模式跨越数码鸿沟.”[张锡镇主编:《东亚:变幻中的政治风云》,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2年,第217页.]为此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内容涉及泰国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使泰国逐渐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政治发展也较为稳定.[MichaelJ.Montesano,“Thailandin2001:LeadingtoLiveWithThaksin,”AsianSurvey,Vol.42,No.1,pp.90-99.]他信改革涉及的两个最重要领域分别是经济领域的“草根政策”和政治领域的改革.针对泰国农村不发达和城乡分配不均的现状,他信在改革过程中对农村实施了非常优惠的政策,其中影响最大的四项举措分别是:“乡村基金”计划、“三年缓债”计划、“一乡一产品”战略和“30泰铢治百病”计划.这些计划和政策的实施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得到实惠,“他信的施政路线可以说启动了对泰国旧利益格局的一次强硬攻击,并可能为泰国催生出大量的新生中产阶级”.[杨值珍:“红衫军运动与泰国政治现代化”,《江汉论坛》,2010年第2期,第143页.]“草根政策”的提出与贯彻初步扭转了长期以来泰国政府“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不仅有效提高了农村中下层民众的收入水平,而且也为他信新家族资本集团赢得了农村选民的广泛认同与拥护.[周方冶:“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与政治转型”,《当代亚太》,2007年第7期,第35页.]

他信在对农村经济进行改革的同时,也对泰国的政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合并政党、整合政治资源.由于泰国长期受到威权体制的统治,政党政治很不完善,小党林立,派系复杂,这不利于文人政府的统治.为了巩固泰爱泰党的独大地位,他信凭借强大的财力优势逐渐吞并了许多小型的政党和派系,为巩固泰爱泰党的执政地位奠定了基础.其次改革官僚制度,强化行政控制能力.2002年6月,在他信力主之下,国会通过了《关于行政改革条例》和《关于政府机构改革条例》的草案,并于当年10月起执行.[陈利:“从泰国前总理他信治国政策解读泰国政治风波”,《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7期,第36页.]这两项法案旨在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从制度层面瓦解官僚集团的政治影响力.他信倡导的行政体制改革削弱了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和政治影响力,增强了政府的行政控制能力,但同时也招致了整个官僚集团的怨恨.[AlexM.Mutebi,“Thailandin2002:PoliticalConsolidationandEconomicUncertainties,”AsianSurvey,Vol.43,No.1,2002,p.107.]最后改革军队,将其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他信上台后,为进一步巩固统治,着手对军队进行改革,在军队安插亲信,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另外加强军队的职业化,以取代军队的安全职能,这也招致了部分军官对他信政府的不满,“曼谷的政治精英害怕失去权力、财富与影响力,这促使他们发起一场规模浩大的针对他信的政治运动”.[PinChachalpongpun,“DiplomacyUnderSiege:Thailand’sPoliticalCrisisandtheImpactonForeignPolicy,”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Vol31,No.3,2009.p.450.]

此外,王室对他信当政期间的表现也颇有不满.由于泰国的君主立宪制之下,国王缺乏直接干政的途径,难以成为政治格局的主导者,因此,如果要维持王室的政治地位,唯有通过影响主导者的方式间接干政.[李文、赵自勇等著:《东亚社会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于是,泰国王室的政治地位,也就与国王对政治格局主导者的影响力密切相关,这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普密蓬国王在各派政治势力的相互对立中所起到的制衡作用.越是分散而相互制衡的结构,越是有利于国王在其中发挥稳定器的作用.二是普密蓬国王在农村的政治根基.从20世纪50年始,普密蓬国王频繁游历整个泰国,了解泰国各个阶层尤其是农村地区所面临的问题.[[澳]约翰芬斯顿主编,张锡镇等译:《东南亚政府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2页.]国王爱民如子、经常从政府拨给王室的经费中拿出很大部分用于修水利、建电站、办合作社以及用于助学救灾等事业.由于普密蓬国王为泰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而备受泰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他信上台后对这两个因素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首先,他信执政时期实现了泰爱泰党独大的政治局面,他信的政治势力开始主导泰国的政治格局,这不利于国王在分散的各派政治势力中起到制衡的作用,从而间接地削弱了国王的政治影响力.其次,他信在农村实施的“草根政策”获得了农民的支持,这对王室的基层支持率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他信在一些场合言行也过于傲慢,例如2005年4月,他信在玉佛寺举行积德仪式的时候,坐在了通常只有国王才能坐的椅子上,被指责为企图篡夺国王的权力.于是当反他信的“黄衫军”在“我们爱国王、我们为国王而战”的口号下结成政治同盟、甚至采取违法行动时,国王以沉默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他信的改革,使泰国的社会生态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迁:农民阶层得到了实惠,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官僚和中产阶层受到了限制,政党政治得到了强化.他信的改革在受到草根阶层欢迎的同时,也受到了官僚和中产阶层的反对,“然而他信依靠众议院的压倒性优势,对媒体的批评和街头的要求表现出强硬的态度,使得城市精英话语权极度弱化,导致中产阶级的不满”.[陈利:“从泰国前总理他信治国政策解读泰国政治风波”,《东南亚纵横》,2009年第7期,第37页.]此外,他信执政后期十分霸道和贪婪:以权谋私,大搞金钱政治;独揽政权,压缩其他党派生存空间;在与王室之间的关系上,他信的很多行为也引起王室的不满.这些导致军方、官僚、中产阶级结成牢固的反他信联盟.[张锡镇:“他信政府的危机及其启示”,《东南亚研究》,2006年第5期,第24-26页.]

草根和精英阶层矛盾的尖锐化导致了对立政治话语的形成.在社会运动过程中,各方往往通过话语来争取自己的盟友,并利用话语来诋毁自己的对手,使自己的行动看起来更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在“黄衫军”进行街头要求他信的时候,就积极营造对自己阶层有力的政治话语,他们把他信说成是“贪污犯”、“大者”以争取社会对他们街头政治运动的同情和对政府的怨恨.而当他信的支持者“红衫军”起来反对阿披实政府时,也利用自己的政治话语把阿披实说成是“特权阶层之子”、“并非民众选出来的总理”.正如在“红衫军”队伍的一位退休教师所说:“阿披实不知道如何管理这个国家,他在国外生活和学习,他对泰国一无所知.”“红衫军”领导人纳塔武也曾说:“如果阿披实依旧顽固不化,即使他的手不沾上血,他的脚也会沾上血和我们的诅咒.”

泰国的政治文化对社会运动中对立政治话语的形成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泰国奉行的是一种庇护制的文化,核心是上层对下层的庇护和下层对上层的忠诚,即“一个有一定财富和权力的人,允诺利用其财富和权力去帮助和保护某些人,后者成为其附庸,以忠诚、感恩的态度对恩主提供支持作为回报”.[庄礼伟:《地球屋檐下:关于人类政治的观察笔记》,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1页.]这种依附型社会关系在泰国形成了一个“社会资本”网络,并基于利益交换而存在.[WilliamA.Callahan,“SocialCapitalandCorruption:VoteBuyingandThePoliticsofReforminThailand,”PerspectivesonPolitics,Vol.3,No.3,2005,pp.495-508.]这种利益交换导致了不同集团的效忠对象是不同的,对于同一个人,有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描述,这种话语一旦被运动的领导者利用起来,就有可能形成势不两立的阵营,对社会运动的发展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泰国目前的矛盾不在于谁执政,而在于社会的分裂,而社会分裂的原点,即便不直接说是他信,至少也是从他信执政开始的.他信的一系列草根政策恩惠了广大农民,但其一系列未曾兑现的承诺也严重损害了中产阶级及富商集团的利益.泰国一些没有党派立场的媒体作评:不带情绪而论,他信打破的是泰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贫是贫、富是富”的固有状态,当“穷人有了钱,富人折了本”,原有的社会结构自然就会发生改变,并且要伴随阵痛.[news.省略/20100519/n272203862.s,上网时间2010年5月4日.]

五、结语

泰国的社会运动是政治发展不成熟的表现,同时也是国内社会阶层出现严重对立的必然结果,社会运动只是各阶层获取利益的一种手段,“它的形成并不必然代表普遍的民意”.[周方冶:“泰国非暴力群众运动与政治转型”,《当代亚太》,2007年第7期,第41页.]政府如果不能有效地平衡各阶层的利益,那么这种以集团利益为中心的社会运动只会加剧社会的分裂,形成一个“断裂的社会”.[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3页.]他信为了争取广大农民的政治支持,通过改革来促进草根阶层的利益,进而扩大自己的票源,但这种改革是以牺牲中产阶级利益为代价的,严重触动了社会上层的既得利益.在改革引起的社会变迁中,草根阶层和精英集团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尖锐,最终导致两个阶层采取街头社会运动的方式来表达利益诉求,严重践踏了泰国的和法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常规的选举继续进行,也意味着泰国是一个半的政体”.[WilliamF.Case,“ThaiDemocracy,2001:OutofEquilibrium,”AsianSurvey,Vol.41,No.3,2001,p.547.]泰国在从威权政体转向政体的过程中,已经确立了政治的不少游戏规则,但这种游戏规则在现实政治运作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在泰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过程中,如果当权者不能正确处理社会阶层出现的分裂,这种超越游戏规则的社会运动仍然有发生的可能.他信的支持者“红衫军”虽然暂时处于低潮,但其能量是巨大的,亲他信的“为泰党”在国会的下议院中仍然占据着近200个席位,对政府仍然有牵制和约束作用.况且阿披实领导的党也面临着收取政治献金的指控,如果指控成立,党就有被解散的危险.泰国政府若不能正视他信势力依然是泰国政坛上一个重要因素的现实,泰国的政局仍然有动荡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