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勇:后危机时代需要东方管理学

[学人档案]

苏勇,经济学博士、管理学教授,企业管理专业、东方管理专业博导.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上海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日本亚东经济国际学会理事、美国管理学会会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战略与管理文化、东方管理与企业组织发展、品牌策略与消费者行为.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等30多项国家、省部级以及企业委托项目.

管理学界的西方崇拜

新沪商:当前,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余波未平,很多专家都在从管理学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和抑制方法.在您看来,中国的管理学界存在哪些问题

苏勇:西方崇拜是国内管理学界的明显倾向.企业管理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了提高企业经营管理的效率,使企业获得更强的竞争能力和更快的发展速度,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不可否认,基于西方企业的实践基础,运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和丰富多彩的企业案例,不断创造出一个又一个管理学新思想、新理论,发展成为一整套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管理学研究者和实践者竞相学习、趋之若鹜.但如果一味盲从,在不少情况下也会出现食洋不化的后果.

当前,整个管理学科的认知体系和评价系统,无不唯美国马首是瞻:学管理学、读MBA,首选美国大学,海归教师,美国回来的国内出价最高,国内教师或研究人员在美国管理学杂志上发表一篇论文,考核时往往抵过在国内刊物上发表十篇甚至数十篇.一些美国教授来国内作管理学方面讲座,一张听讲门票的动辄上万.对于这种现象,有学者总结为:运用美国人发明的理论,去研究美国人感兴趣的问题,然后再用美国人的语言写出符合美国人评价标准的论文,在美国的杂志上发表.

管理学界这种西方崇拜的现象,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美国崇拜”.这背后自然有其一定的生长环境和客观因素.当今世界,美国是经济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无论哪一个行业,美国都有一些企业居于行业乃至世界领先地位,无论在技术上或效率上都走在其他国家企业的前面.而管理学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就如美国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所言,“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

但在经历了此次金融危机,西方管理学已被事实证明并非那么灵验.在这一情境下,我们更应以更加科学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认真思考和探讨东西方管理思想的融合问题,建构更适合中国和东方社会经济、东方企业发展的管理学体系.更何况,已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历程的中国企业,也迫切需要告别西方崇拜,需要有一套更加契合中国企业实际的管理学理论,来引领它们的成长与发展.

危机下暴露问题

新沪商:在您看来,西方管理学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哪些问题

苏勇:如果说,以往西方企业的成功从实践效果方面证明了西方管理学的先进性和有效性,那么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那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及其随后进一步波及到实体经济的情形,也指出了西方管理学存在的缺陷.那些过去曾被我们奉为经典、几乎所有管理学各专业教师都会在课堂上作为成功案例详细讲授的西方企业,如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美林证券、花旗银行等曾有着耀人光环的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纷纷落马,有的甚至面临破产的境地.例如,曾经是世界最大的金融帝国的花旗银行,如果不是美国政府连续三次斥巨资救助,挽大厦于将倾,那么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恐怕也难逃覆灭的命运.2008年11月底花旗银行最低时候的市值,甚至不到2006年底时2740亿美元的5%.

这些如雷贯耳的企业,无不完全按照西方管理学理论来进行管理,被认为是西方企业成功的样板,其管理模式都被世界上许多企业竞相仿效,像通用汽车公司更是所谓百年老店.但如今这些公司遭受灭顶之灾的现实也非常清晰地证明了,西方管理学理论并非完美无缺,并不能解决企业经营管理中所有的问题.

就以花旗银行为例,其之所以从全世界金融机构学习的榜样落到如今濒临破产的境地,就反映出西方金融管理和企业管理理论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从宏观层面来看,其中有美联储估计失误,连续多次降息后造成美元在国内流动性泛滥,从而促使银行不断从事高风险业务的因素.而从微观来看,尽管美国很多学者也曾经提出各种风险控制和管理理论,建立了许多风险控制模型,但恰恰没有对花旗这个美国最著名的金融企业所存在的最大风险进行有效控制.

在其快速扩张的1999年至2003年,花旗集团年均并购交易金额超过100亿美元,从传统的商业银行迅速发展成为囊括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等的全能型全球金融控股集团,资产规模从2000亿美元左右一跃到了2万亿美元的“巨无霸”.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花旗银行自上世纪90年代后,一改此前主要在自身比较熟悉的商业银行领域进行并购扩张的较为稳健的做法,大举进入到自己比较陌生的投资银行领域.尽管与世界其他几家大型银行相比,花旗的资产规模并不明显占优,但其业务复杂程度却是最高的,因而对之进行有效管理的难度极大,运营效率低下、市场反应速度慢等弊病不断显露,高级管理层驾驭的能力也日益相形见绌.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潘伟迪称,花旗的问题――肿胀的成本基础、笨重的结构和僵硬的官僚文化――其实早就存在于危机之前,但他们一直未能下决心对此庞然大物进行痛苦的手术,最终危机一旦爆发便呈排山倒海之势.

又如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同样濒临破产保护的通用汽车公司.虽然自上世纪20年代以来,通用就在时任首席运营官兼首席执行官斯隆长达35年的带领下推行了事业部制和分权,并将以上这些理论同时运用于通用汽车的管理实践,但最终,通用汽车还是沦为其庞大规模的牺牲品.究其原因,乃是通用公司为管理公司内部各事业部而建立的公司高层管理架构,非但在推动公司协同整合方面做得并不出色,还建立了一整套官僚机构,助长了通用公司“大象屁股推不动”的不良企业文化,最终给公司带来灭顶之灾.

管理也是一种文化

新沪商:您认为,中国企业需要怎样的东方管理思想

苏勇:其实,管理不仅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文化的反映.就管理学的科学性质而言,它是经过学术研究而产生的科学成果,有着可以忽略具体应用情景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性内涵.从这一意义而言,西方管理学的很多理论、管理方法和工具,的确可以运用于中国企业乃至其他管理领域的管理实践中.但是,管理除了有其科学属性,还具有其文化属性.管理不仅是一种科学,也是一种文化.

管理的文化属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管理是一种文化的积累.任何一个国家、组织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式,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都有一个文化延续和发展的过程.当今任何一种管理思想都是以往文化成果的积淀.其次,现实组织中所采用的任何管理方法或手段,无不受到该组织赖以依存的社会文化的影响,打上了深刻的社会文化烙印.任何再好的管理思想和方法,只有在适合它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所以,管理活动要想发挥有效作用,就一定要符合当地社会的文化情境.从这一点上来说,任何管理活动都不能忽视文化的作用,不能忽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文化差异.

那么,既然管理能否有效要充分考虑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在的社会文化情境,我们该如何来对待管理活动中存在的这种文化差异,如何从东方人和东方组织的文化视角,来看待目前管理学中的西方崇拜和西方管理思想的强势地位呢我认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有一个论断非常正确.费孝通先生认为,对待文化差异和文化认同的正确态度,可以用16个字来表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若将此态度沿用至管理学范畴,那就是东西方学者都要充分认识各自学说的优点与个性,而作为东方人的我们,既要承认西方管理学思想有其重要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在西方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呈现出其独特的魅力,也要认识到,东方社会和组织,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也应当在实践中总结、概括和提炼出自己独特的管理思想.我们应当相信,长期以来,在东方社会组织的管理中,也一定存在着一系列一直发挥着卓有成效的作用的、独特的管理思想.

同时,所谓“美人之美”,也就是说,我们应看到东西方管理思想各自所具有的独特优点,既不妄自菲薄,也不互相排斥.也只有东西方管理思想互相补充,融合共进,才能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使管理学科获得长足的进步,适应现代企业发展的新需求.

东方管理学初步构想

新沪商:能否介绍一下,有哪些思想属于东方管理学目前是否已经有成熟的理论体系

苏勇:东方管理学是相对于西方管理学而言的,因此东方管理学所包括的地域范围,就目前看来,主要有中国(包括港澳台)、日本、韩国、新加坡、印度等.就文化圈而言,以儒家文化圈为主,兼及佛教文化影响下的一些地区.就学科范围而言,就像一般大学的管理学院通常都只包含企业管理和经济管理一样,狭义的东方管理学主要是指企业管理学,兼及经济管理学,而广义的东方管理学还涉及到公共管理和社会管理等领域.

那么,东方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即具有东方文化特点、社会特点的管理活动和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管理理论.具体而言,其研究内容将至少涵盖到以下几大方面:用东方社会文化视角分析现有的、自泰罗“科学管理理论”问世以来的所有西方管理学理论,探讨现有西方管理学理论在东方社会和企业中的应用效果,研究东方国家中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东方文化价值体系下对管理活动的认知和判断,以及东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异同和融合,建构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等.

其中,在“研究东方国家中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这一方面,当前管理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早在“东方管理学”这一概念被提出、被学术界接受之前,就有学者针对日本企业的管理方式,概括出日本企业的管理特点,即长期雇用制、含蓄的控制方式、集体的决策过程等.也有学者根据对海外华商的研究,提出华商在经营中注重“亲缘、地缘、神缘、业缘、文缘”的“五缘文化”管理模式.这些规律、特点和模式的概括,虽然还可能略显粗糙,有的也未完全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但都在某种程度上提出了东方国家中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为东方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做了十分必要的前期工作.下一步的研究,主要是要用规范科学的方法将其理论化.从客观上来说,东西方管理思想并非如想象中那般截然不同.作为人类共同的文化成果,东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很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现象日益普遍的情况下,东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之间更可能同样存在着某种共通性.

自“管理学之父”泰罗提出“科学管理理论”以来,百余年间,西方管理学已形成了一整套管理学科框架、学说、研究方法和评价体系.而东方各国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普遍不长,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历史大多较短,至今为止还没有能形成一套理论系统、逻辑严密、行之有效的管理学体系,许多东方企业至今还停留在经验管理阶段,即便是采用一些西方管理学理论和方法,仍难以完全适用.在当前情境下,无论是从管理学科全面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东方企业管理实践需要的角度,建构一套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都显得十分迫切.目前,已有一些学者在这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如复旦大学苏东水教授等提出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东方管理核心思想,西安交大席酉民教授等提出的“和谐管理”理论体系,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提出的“C理论”等.但这些研究对于建构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而言还远远不够,有待更多学者的参与和努力.

中庸之道的管理价值

新沪商:能否用具体的东方管理学思想谈一下对企业战胜金融危机影响的作用

苏勇:其实,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和发展过程都能用东方管理学中的一些内容予以解释.例如,用儒家思想中的“过犹不及”、“物极必反”等思想来反思西方社会金融危机的成因,确实令人深思.众所周知,这次祸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起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次级贷款是一种金融工具,金融工具包括金融衍生产品本身并没有错,如果运用得当,能够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如果操作者只为谋求自身利益考虑,为了追求个人和本企业的经济效益,过分地运用金融杠杆,就会无限制地放大风险,造成“物极必反”的后果,给社会带来巨大危害.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东方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古语,也有深刻的启示意义.以往,“中庸之道”往往被加入了调和主义的贬义,可现在看来,“中庸之道”未必不是一种和谐发展的方式.在管理学中,所谓“中庸”,是指既不过激也不消极.以往,为了追求发展速度,我们可能会忽略对环境的影响、对能源的消耗,但如果采用“中庸之道”,无疑会鼓励我们寻找一种更加平和的发展方式,实现全面均衡的发展目标.同样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是值得称道的东方文化之一.放在管理学的角度看,这一古语和企业的社会责任、商业紧密相连,提醒企业用符合社会需求、符合企业形象的方式谋求发展.

当然,谈到东方管理学或东方管理思想,我们要明确一点,虽然中国管理思想是东方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东方管理思想和东方管理学绝不仅限于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确实有着非常丰富的管理思想,闪烁着充满睿智的管理智慧,成为东方管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不能一提起东方管理,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墨、兵、法、道家,似乎这就是东方管理学的全部.从纵的方面来说,从传统中发掘管理智慧虽然重要,但并不能完全解决当代管理中的问题,从横的方面来说,东方管理思想和东方管理学,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应该包含所有相对于西方的东方国家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

其实,西方管理学与东方管理学,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管理科学的全面发展,就需要这种东西方管理思想的交融.我们既要重视研究西方管理学在中国情境下的实践效果,又要重视建立具有东方特色、基于东方社会文化和价值观体系的管理学理论.

本栏编辑:张镇镇:zhangjian0625@shu.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