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沉甸甸的社会责任

作为一个出众的群体,企业家在享受成功、承受压力、忍受挫折的同时,还背负着一份沉甸甸的社会责任.在商海叱咤风云的企业家们,面对始终回避不开的社会责任,面对着生命中必须承受之重,又会有怎样的理解与作为,抑或是困惑与不安?

《沪港经济》记者：作为一个企业家,你认为社会责任由哪些方面组成?

李永芬：我认为有四方面,第一,是诚信.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是对谁负责.作为企业家要对员工和社会负责；第三,是为国家不断创造税收；第四,是要解决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拿诚信来说,在上一轮东南亚金融风暴的时候,我们公司的负债曾高达4亿多,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做到了对银行还贷不迟一天,不少一分；对员工工资不拖一天,福利不打一点折扣；对合作伙伴,回报率不低于18%.因为你是企业法人,必须承担企业发展中的全部责任.诚信是企业法人的道德底线,只有义无反顾,才能兑现企业诚信.

孙静：企业老板或是职业经理人,身上承担着许多责任,但是依法纳税、股东利益最大化、环境保护、职业健康和尊重劳动者合法权益,这几项是企业老板或职业经理人最基础的社会责任感.

徐林：我觉得要做到有社会责任感,首先要有道德感,善待家人和别人；还有环保意识,热衷于公益,主动去维护社会秩序；再就是要积极上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社会财富.

《沪港经济》记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社会上存在很多认识误区,包括企业家本身都有不同的理解.你是怎么看的?

李永芬：一个企业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能够存活和发展,企业家承载的肯定会很多.这是没有当过企业家的人所无法理解的.企业家不是圣人,不能因为他们是名人,就觉得他们是圣人.这个标准是不对的.

孙静：许多民营企业家都有着很多时髦的思想和超前的观念,但往往忽视甚至缺乏最基本的道德观念.有些民企老板认为企业作为获利性组织,一切出发点都是以获利为基础,企业社会责任感就是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别的都跟我无关.其实,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起码要具备3点品质：坚持道德上正确的主张、实践正义、愿为他人做出奉献和牺牲.徐林：从这次地震捐款来讲,本来是一件很能体现企业社会责任感的事情.到后来,商业气息有点浓了,把捐款变成追风和攀比就不太好了.

《沪港经济》记者：你觉得做一些公益事业,就能体现有社会责任吗?

李永芬：我觉得,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肯定不是以做不做慈善或做多少慈善,来作为衡量的最重要的标准.选择做慈善是企业家的价值体现.

孙静：如果仅仅在一些公益事业上有些善举,而在市场经营中,不遵循道德规范,为追求短期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那显然是谈不上社会责任的.社会责任,不单单是霎那间的光彩.徐林：我觉得慈善事业,需要有一定的基础,社会责任不能单纯和捐钱画等号.做慈善,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沪港经济》记者：从你个人和你所在企业的特点出发,你认为要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感,应该着重做好哪几件事?

李永芬：第一,是企业自身,要找到自身盈利模式,就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问题；第二,要寻找可持续发展的路径；第三,对员工要自始至终去承担一份父母的责任,根据他们的发展状态给他们提供平台.

孙静：作为鲁商促进会常务副秘书长,这方面担子可能更重一些.目前要做的事很多,比如如何通过公益活动倡导企业家奉献、分享与合作等.在进行招商引资时,我们坚持将环境保护作为项目可否落地的重要指标.

徐林：从企业角度来讲,银行作为金融怎么写作业,可以减少向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贷款,这个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但是从控制企业收入的角度出发,是不现实的,因为资本是具有逐利性的.但我们可以从支出上出发,比如节约用纸,向无纸化靠拢,建立电子管理系统.

《沪港经济》记者：提到社会责任感时,有人贴着商业的标签,有人认为这纯粹是道德层面的符号,你是如何理解这个问题的?

李永芬：我认为不应该贴着任何商业标签.我之所以会选择下海20年后一心一意去做慈善,就是因为现阶段这么做,别人会觉得我有利益诉求.商人不要以为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已经拥有,就要放下.要让财富在社会中闪光,不要在自己的名下闪光.

孙静：经济增长、产业升级、文化融合、多元文明,使得现代企业传统的价值观和责任意识逐渐发生了变化.对社会责任感的理解不一定非要达成一致.面对当今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经济舞台,企业要想在强手如林的市场中站稳脚跟,灵活智慧的经营策略和社会责任的承担都是不能缺失的.一个不能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我很难想象它能够长期持续地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徐林：我觉得应该是纯粹的道德层面的.如果是贴上商业标签的话,就是一种公关了.应该将社会责任感视为一种道德标尺,而不能将其做得很浮.

《沪港经济》记者：社会责任感中包括对环境资源的责任和对社会发展的广义贡献.这很可能和企业经济利益发生冲突,你觉得应该如何平衡?

李永芬：作为一个企业法人,应该对社会承担责任,当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要放弃企业利益.尊重自然,尊重民众,尊重人文.比如,房地产要与政府打交道,很多人认为,一定会和政府有某些猫腻,可是我们公司的土地,都是从二级市场得来的.我不会对整个社会秩序做什么添乱的事,我希望是依靠社会的大环境,在一个健康有序的管理框架里,依靠企业家自身的智慧和能力获取收益.如果是这样,企业家对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责任是良性的.

徐林：我觉得每个企业都会去避免这种冲突.如果冲突不能避免的话,我觉得企业会选择经济利益.企业的本质是追逐利润,我觉得,企业是不会放弃自己本质诉求的.

企业家需要更多理解

文/吴　遐

《沪港经济》记者：你怎么看待社会上对企业家的一些负面看法?

李永芬：企业家是社会人,他所创造的生产力、所形成的财富,相当部分是一种社会财富.我觉得整个社会对企业家的劳动应该予以了解.企业家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那是一种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心力劳动.企业家的心力之苦是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所无法体会的.

市场是什么?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企业家必须要找出市场内在运行的规律,要从看不见的手里看清市场动向,做出决策,可是,他的知识、经历、视野在客观上又有很大的局限.要理解企业家为社会做的这一份劳动.这一份劳动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应该得到社会的尊重.

社会对企业家有一些指责,是因为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两极之间差异的增大,再加上确有一些企业家,脱贫致富以后,对时尚、奢华有一种过度的、不合适的追求.在普通人眼里,这种差异就会被放大.

我觉得,社会不要过于苛责这些企业家,因为在他们的身上确实有很多闪光的东西,否则,他们的企业不可能存活至今.

《沪港经济》记者：你觉得这个社会现实会延续一段时间吗?

李永芬：只要一个企业家在不断地做事业,一定会找到人生的真谛和事业的真谛.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这样,这关系到一个人的文化底蕴和精神诉求：有的人以读书为乐,有的人以拥有某一个专业技术为乐,有的人为某种价值取向所乐,还有的人为逞一时之勇而乐.其实,这都只是人生的一个过程.

《沪港经济》记者：那你以什么为乐呢?

李永芬：我喜欢读书和做事,因为经历和性情的原因,我对物质的东西有一份特定的理解.

刚来上海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在一间没有独立煤卫的屋子里生活,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平静地接受.结果我做到了,因为我是一个内心很安静的人.

我觉得人来到世间,是带了一定使命的.如果我比别人聪明,更有智慧,我就觉得自己应该把更多的东西留给这个社会.人最终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

其实,财富原来和我没有关系,只是因为我有了机缘并且抓住了机缘,财富才和我有了关系.在中国的土地上,没有祖传的财富,我们都共同接收了时代给予的机遇,所以要有一颗感恩的心.

我们公司有一句话：感知于一个时代,感恩于一座城市,感受于一种使命.就我的经历而言,我20年从政,权利在于奉献；20年从商,金钱在于证明；再有20年,生命在于回馈――我要投身于慈善事业.

这第3个20年,我希望能一边创造财富,一边让财富去帮助更多的人.

把自己交给社会

文/林　影

《沪港经济》记者：你以前是教师,现在是企业老总和鲁商促进会的副秘书长,社会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你觉得内心有什么变化?

孙静：生活改变了许多,但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责任感.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很强的责任意识.我父亲算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可是在我13岁时,父亲的企业突然宣告破产,我亲眼目睹和经历了我们家从富裕家境一下进入了负债生活.家庭的变故让我从少年时代就觉得身上有副沉甸甸的担子.我教过4年书,2001年我刚到上海时是从做业务员开始的,在一个中型企业做销售,有3个月的试用期.可是,不到一个半月,我的业绩就做到公司第一名.4年的教书经历,使我更加具有了韧性、开拓性、自律性和职业道德.现在社会角色变化了,我觉得就承担的社会责任而言倒是有些相似：教书是育人的过程,企业职业经理人是培育企业成长的过程,都是从小到大、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职位的增多,我觉得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多.对我来说,每一个阶段,路都是刚刚开始,我都会尽心尽力地把每一段路走好.

《沪港经济》记者：一个人有好多角色,比如个体的你、家庭的你、企业的你、社会的你,作为女企业家,你更看重哪种责任?

孙静：个体的自我修炼一定能够促进家庭稳定和企业发展,所以我比较看重个体的自我发展.其实这几个角色是不矛盾的,目前我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自我发展和企业发展上了,因为我想在30岁前把自己的职业基础打得更好些,不给后面的人生历程留下缺憾,所以,企业责任和社会责任就相应地承担更多了些；30岁以后我会专门拿出几年完成一些家庭计划.我也不赞同为了家庭或是事业放弃其它责任,比如有很多职业女性说我工作很忙只好忽略或者不要家庭了,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经营不好家庭,在企业中也或多或少地会有职业缺憾,这是肯定的.

《沪港经济》记者：你说年轻时要培养自己更多的能力,以回馈社会.要是你的财富、地位等可以影响到社会,有能力去为社会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想怎样来回馈社会?

孙静：我最想办一个职业技术学校,因为现在企业用工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社会没有把农民工的问题解决掉?是因为城乡的差距太大了,农民只有离开土地到城市来打工,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农民工是在技术门槛非常低的情况下进入企业的,他们只能做劳动密集型的工作,虽然当地都有技校,但远远满足不了企业对熟练工的要求.如果有能力的话,我就到偏远地区建一所职业技校,我会跟企业一对一地建立供需关系.如果能在偏远地方把技校办好,农民到城市前先有一个培训场所,接受正规的职业培训,再输送到城市里来,这样既提高了当地农民的就业率,也解决了企业的用工需求.

《沪港经济》记者：你为什么要建一所低端学校,而不是建高端学校培养高端人才?

孙静：农民工是个弱势群体,是个特别需要别人来关照的群体.现在很多人都想赚富人的钱,他们盯住富人的钱包,社会的弱势群体常常不被关注.如果我能多培养一个技术人才、多培养一个熟练工,就是为这个社会多作一份贡献.我把这个作为一种精神寄托,我会从这个角度去衡量个人的价值.在我可以游刃有余地支配自己财富的时候,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将慈善变成一种习惯

文/吴　遐

《沪港经济》记者：你在法国生活了很多年,你对国外慈善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徐林：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我结识过一个法国人,他的家族非常庞大,拥有贵族血统.与中国富豪的炫富相比,可能他们显得低调和内敛.他们家族有着慈善的传统,加上信仰的缘故,他们会觉得财富是上帝赐予的,对拥有财富会比较感恩,所以他们很乐意做慈善.

卡内基就说过,一个伟大的社会,不是世袭财富的社会,而是要大家在一个起点上竞争,让最有能力的人获胜,把财产留给下一代是不道德的.在国外,很多富豪是认同这种观点的,比如说,沃伦.巴菲特捐出过高达370亿美元的个人财产,投向慈善事业.

在法国,你可以聚敛财富,但必须要回馈社会.公益捐款已经成为法国人生活的一部分.

《沪港经济》记者：对中国现阶段的慈善你是怎么看的?

徐林：中国现在的发展阶段,可能不会出现大的慈善家,因为中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几乎所有人拥有的都是短期积累的财富.以前家里没有钱,突然变得很富有,总会害怕再次失去财富,因此会有比较大的危机感.暴富的结果往往使人对财富缺乏安全感.所以,做慈善事业的人会比较少.

《沪港经济》记者：你觉得国外与中国的慈善事业,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徐林：国外有慈善的习惯,源于他们的文化和信仰.在国外有一批中产阶级,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会把慈善作为自己身份的一部分,形成了一种社会标准.在国外慈善是一种细水长流.

　在中国可能没有慈善的传统,虽然可能在一个重大的灾难事件面前,大家都会去做慈善,可是在中国很少有人把慈善当作生活中的一部分.

《沪港经济》记者：你觉得怎么才能将慈善变成一种习惯?

徐林：我觉得首先要从小事做起,“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同时,慈善也需要呼吁,这就是媒体需要做的.

我们每个人的点滴善举可能改变不了世界,但是亿万人的善举汇聚起来,就能排山倒海.慈善具有某种隐性、巨大的力量,呼吁我们去检视自己的行为.有时候,慈善活动会以秀的形式,担任自己的使命.

同样,慈善也有名人效应,这次地震中很多明星表现得很不错,这对他们的粉丝而言,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在很多人眼里,明星与品牌的参与慈善活动更多地是为了作秀,但是,不管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在慈善的名义下,多做一点事最终帮助到别人,就是有价值的了.

当一群时尚的人做慈善时,就会带动一批以追逐时尚为己任的人加入,有时候甚至可以左右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使私人情感演变成一种群体习惯.榜样的力量总是强大的.

事实上,我认为慈善是一种长期救助.除了疾病、灾害,世界上还有很多弱势群体长期需要别人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