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利益的递进追求:农民工演进的劳动经济学解读

农民工作为当今中国产业转型的一个重要主体,其就业走向已成为分析､,判断､,预测中国产业与技术经济结构转型或变化的向标.从行为动因考察,农民工首先是一个追求比较利益的经济人,比较利益具有递阶性和选择性.农民工追求最大化收益只能追求他们所能发现､,所能认知的比较收益,追求比较利益的过程同时是一个不断的比较利益信息发现过程,是一个对比较利益的认知过程,是一个知识进步的过程.为此,农民工比较收益上一个档次,也意味着其劳动信息与知识(技能)上一个档次,劳动者､,企业､,政府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劳动技术档次难上,低端恶性竞争难免,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难以提升.这也是理解和分析农民工劳动比较收益差异的一个关键.

关 键 词:农民工,劳动比较收益,递阶性,信息发现与认知

中图分类号:F304．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2―0064―08

一､,问题的提出

近几年来,有关农民工专题的文献快速大幅增长,内容大多集中在有关农民工的社会学调查与思考､,劳资关系与农民工权益､,发展能力(如创业､,素质提高､,教育､,信息能力特征等)社会保障､,流动特点①等方面.其中由民工荒现象［1］引发的变数后面动因分析是一个集中点.高德文等基于经济全球化背景和国内经济竞争格局变化,从民工荒现象､,地区竞争､,产业梯度转移等方面分析中国劳动力流动趋势和统一市场发展要求及政策含义,并指出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和区域性问题的民工荒现象是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过渡的一个转折性标志.［2］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它给我们一个启示,农民工的流动除有宏观上的全球化势态､,国内资源配置方式､,中观上的市场竞争变化和产业梯度转移的因素外,还有微观上的主体行为动因.农民工的走向事关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中“劳动:资本:技术”比重的结构转变依据,以致演进路径的深层次问题.本文把农民工看作为产业经济转型期的一个重要主体,从农民工作为行为主体的比较利益追求和劳动选择意义上讨论农民工生成与发展背后的劳动经济学原因及其变化条件.比较利益具有递进性和选择性,农民工的比较利益追求首先是一个对比较利益的发现过程.换句话说,农民工追求比较利益只能追求他们所能发现､,所能认知的比较利益.而农民工的比较收益上一个档次,也就意味着其劳动信息与知识(技能)上一个档次,劳动者､,企业､,政府都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劳动技术档次难上,低端恶性竞争难免,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难以提升.这也是理解和分析农民工劳动比较收益差异的一个关键.

二､,农民工的劳动经济收入的最大化目标

目前我国的农民工,从其劳动所属产业的类型划分,大致有两种,一种是为农业经营者所雇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工,一种是带有农民身份,为城镇工商企业所雇佣,主要从事二､,三产业劳动的农民工.①本文所指的主要是后一种.

中国农民工是与经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一个特殊范畴,［3］它不同于西欧发达国家工业革命时期失地民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但又存在共性.笔者认为,对中国农民工可从三个层面去界定:从劳动的性质看,农民工是带着农民身份进入工商企业,接受企业用工制度安排,主要从事非农产业岗位工作的劳动者,从劳动力的来源看,农民工主要来自当今中国农村中“敢闯”､,较有文化､,较有朝气的“先进生产力”部分,②从劳动行为的利益动因看,农民工为收入最大化的追求者,是城乡劳动收入差异的发现者和现实行动者.这是分析农民工问题的基础.

农民外出打工的“经济人”检测设.证明一,为改变劳动收入低下状况而选择外出务工.对农民外出务工的动因解释有多种,诸如为糊口生存､,为收入最大化､,为避开家乡邻里或家族中某种对立关系､,为寻求发展机会,也有其他社会关系方面的原因,但最基本的是为获取城乡工农业比较收益.基于工农业比较收益的考察表明,农民在家务农收益愈少(低),外出打工的倾向愈大,而在家务农收益愈大(高),外出打工的倾向则愈小.农民外出务工行为的目的主要是为更大的收益,实现劳动收入最大化.证明二,农民工为获得较大的工资收入而在企业内､,企业间进行流动.我们的调查发现,许多农民工都不是进入第一家企业后就“从一而终”,从一家企业跳到另一家企业是常有的事.他们之所以要跳,原因主要为挣得较大的收入.农民工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倾向:当他们发现有别的企业或别的工种能挣到更大的收入时,就会权衡考虑如何从当下企业退出,转入收益较大的企业或工种.一些企业也有反映:招来的农民工中一些还未站稳脚跟就开始留意外面有关其它企业民工的劳动收益信息,消息一旦得到确认,就会利用可能有的渠道与机会,更换或再更换工作单位.在一家企业的劳动合同期满后转而应聘另一家企业,是他们力争劳动收益最大化的经济诉求,也是他们的权利.证明三,农民工回归农民也是追益最大化的一种表现.农民工的劳动行为选择有两个最基本的标尺,即城乡收入差距和工农收益的权衡比较.引入土地使用权对中国农民工(区别于其他类型劳动者)的意义可以更好地来说明.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土地使用权意味着潜在收益,它使中国农民工区别于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的劳动者,区别于城市工人,有一个农工兼业的行为选择区间与范围.如果觉得在外打工不合算,也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他们就会断然回到家乡,经营自己所承包的土地,使土地的潜在收益变成现实收益.④对此,李昌平有过一个调查研究:在1997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时,由于种地少有利润或亏本,许多农民选择了外出打工,将大片的“撂荒地”承包给种田大户.而在国家实行农业税免征后,农民种田实现了“零负担”,土地收益大大提高,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工返乡争田要地的潮流.显然农民工回归农村也是其作为经济人追益最大化的一种表现.

由此可以说,农民愿意放弃家乡农村的农业机会收益而选择外出打工,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劳动经济收入.换句话说,农民外出找工的基本驱动力是较大的劳动收益.

三､,农民工对劳动比较利益的递阶追求

追求劳动收益最大化是一个过程,也是一种结构变化,一种劳动收益的层次结构变化.下面结合理论探讨和现实观察,作如下讨论.

1.劳动收益的层次结构

农民带着“经济人”的意愿外出务工寻求劳动比较收益,显然以客观存在或潜在比较利益为前提.比较利益是有结构差异的,是分层级递进的.农民工的利益层次结构可大致从如下图示中看出.

图1将农民工的劳动比较收益分成五个层次:支撑这一层次结构的理论基础是利益系统论,一个利益运行系统主要由主体的利益目标,利益结构,利益行动,机制,结果与反馈等五个模块组成,主体的利益结构是其中一个重要构件.收益作为劳动者利益体系的实现形式,在目标与现实行动､,总量与结构､,量与质上都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必然是有所差异的.总体上,农民工劳动群体有共同的利益背景和大体一致的利益追求目标,但不同的个体却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利益层次选择,不同的收益追求方式,不同的收益效果,不同中又有共同点,共同构成一个比较收益整体.理论上,比较收益的递阶结构是成立的.实践中,虽然不是每一收益行动人时时事事都对照着一个清晰的比较收益结构概念,但可以说每一个人的行动选择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着一定的比较收益原则和收益结构顺序.

基于比较收益分层结构设想,农民工外出打工的利益追求逻辑:先是追求工农之间的比较收益,即比家乡务农收益更大的经济收入.其次是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追求外出打工企业间的劳动比较收益,这发生在农民工经过初次外出打工后,随着交往圈子的扩大和经验､,知识的积累,逐步发现不同企业､,不同工种的利益差异.再就是在前两者的基础上追求更高一级的比较收益.这与下面关于农民工劳动收益最大化是一个从最初选择到不断的后续选择的过程的观点相贯通.

2.综合比较利益的权衡与追求

综合比较收益是比较收益层级的高端,它是“生存理性”选择目标达到后,以经济收益为基础,综合考虑包括权益实现､,子女教育､,文化生存､,社会保障､,发展机会､,公平竞争环境等的结果.

从经济比较利益到综合比较利益是农民工收益最大化追求的自然演进.这里大体将农民外出务工的动因(或主要动机)依序分为4个层级:(1)获得比在家务农大的劳动比较收益(不只是为生存或养家糊口),这是底线.(2)寻求外出务工收益的较大化.在有关农民工劳动选择的研究中,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外出务工是一个不断寻益较大化的过程.(3)寻求有社会保障､,有技工知识含量的比较收益.(4)求取有自己事业的综合性发展.前两者可以理解为农民工所追求的经济比较利益最大化,后两者为追求综合比较利益的最大化.如将农民外出打工的动因指向分为“为家庭经济”､,“为个人利益”､,“为综合发展”,那么从经济收入最大化到个人发展追求,再到综合发展,则是农民工外出流动的内在动因的劳动经济逻辑顺序演进.那种把农民工流动看作仅仅是为了挣钱的说法是片面的,①而认为农民工为挣钱和求发展两种目的的轻重不相上下的观点也是不合适的.挣工资最初是为生存权,但对于已进入外部开放世界的农民工来说,生存问题解决后,会在驱使和外部竞争推动下继续争取发展权.从生存权到发展权,是人生追求的一种逻辑顺序,两者不会是不相上下的,而是不同阶段有不同侧重点,有不同的内涵的.

中国农民工追求综合比较收益的特殊性在于:第一,中国农民工区别于西欧发达国家工业革命初期“圈地运动”分离出来的“失地民工”,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与农业生产资料的联系比较紧密.他们人在外打工,但老家的那份土地使用权､,那份土地潜在收益并没有因人而去,因而其比较利益更具兼业性,更交错着与土地､,农村紧密联系的经济收益比较与综合.第二,劳动决策上的中西差异.与欧美发达国家个性主体充分张扬的劳动决策不同,中国农民外出打工与农民工综合比较收益追求,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家庭决策因素.农民工的选择首先是家庭的和经济收入的考虑,家庭结构和传统的家庭观念对农民是否,以及如何转化为农民工有直接的影响.只要农民工的根在农村,他们就不能完全丢开农村之家不管不顾,特别是那些家中上有老下有小､,或有病人的,更不能“一走了之”.

当然也要看到,农民工实现递阶比较收益,直至综合比较收益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阻碍因素.一是生产方式转型的要求与自身的素质局限.农民工的形成,本质上是农民进入工商企业,成为带着农民身份的“产业工人”.他们需要完成这一重大的“产业转型”,但这一转型又常常遭遇自身文化､,技术素质不高的局限,影响其向城镇二､,三产业的深入转型和流动.许多农民工的后续劳动选择难以实施,后续流动受阻与这方面因素有很大关系.二是社会心理因素.研究表明,许多农民通过亲朋､,同学､,战友､,老乡等社会关系发现城乡比较收益,也存在试图走出乡村,摆脱贫困,向城镇或收入相对较高的乡村流动的想法,但最终却难以成行.这有心理定势上的原因,受一些传闻的影响,他们感到外部世界精彩却不踏实,怕自己同样作为一个弱势者在外头被欺负､,被歧视､,被骗(特别是女工),也担心劳动工资被拖欠､,被克扣,在外辛辛苦苦劳动还得承受各种“白眼”､,“黑脸”,甚至落得回家路费都难保证,不如在好那“三分田､,七分地”.事实上我们在吸纳有农民工的地方也感受到一些当地人对农民工的歧视言行.三是行政区域的地方保护主义的障碍.较为突出的是在获得社会公共产品或怎么写作方面,农民工作为外来人口与当地居民明显有别.报章经常披露有关农民工子女入学受歧视,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及其他一些公共福利或地区公共福利没能得到与当地居民同等或相应的待遇等等就是明证.这也是决定中国农民工流动特点的一个重要因素.为此,任何单一经济目标的动因分析都不足以揭示农民工流动变化的实质.农民选择外出务工的动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可以说是一个以经济比较收益追求为基本动因,由家庭决策､,劳动者自身进步提高､,事业发展等共同构成的一道“多项选择题”.

四､,劳动比较收益的递阶追求以信息发现为向导

如前所述,农民外出务工总体上符合经济人检测设,遵从经济人利益要求,追求劳动收益最大化,但必须同时指出,农民工作为一种与当今中国产业经济社会转型相适应的,有其特定行为能力的群体.如果说其外出打工的选择是劳动能力､,社会交往､,消费行为､,比较劳动收益思维与决策等综合的结果,那么信息能力则是其中不可或缺的能力.［4］这里,农民工发展能力中的信息能力主要表现为城镇劳动机会及其城乡劳动收入差异的认知与信息发现.农民工追求最大的劳动收益是他们所发现的,所能认知的最大劳动收益,没有最大劳动收益的发现与认知,劳动收益的最大化追求无从说起.

(一)对国家城乡政策调整与劳动就业环境(机会)的认识与信息发现.农民工的出现､,变化与发展同国家政策,同社会就业环境息息相关,就像鱼与水的关系.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城乡关系层面上是一个不断调整城乡关系与城乡政策的过程.深化城乡改革和扩大开放发展,同时也在改善农民工的劳动就业环境.从20世纪80年代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找工现象看作盲流,到90年代对进城务工人员的疏导,再到进入21世纪以来城乡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农民进城务工的门槛,这一系列变化表明国家从制度､,政策､,观念上朝促进农民转型的大方向发展.农民工发现和认识到国家城乡政策的调整与劳动就业环境(机会)的变化,也就根据自身实际做出外出务工的选择.考察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的演进历史,不难看出,无论是农民外出务工,还是农民工“弃工归农”回到农村,无论是“民工潮”的涌涨还是“民工荒”的变异,事实上都以国家城乡政策调整和劳动就业环境的变化为背景,也都以农民工对政策调整的认识,对就业机会的发现和把握为先决条件.政策､,环境与农民发展要求的协同为农村劳动力转型开拓新的活力与空间,“敢闯”的农民从政策调整和就业环境变化中发现用工单位的信息,而又只有那些足以解读政策与环境变化的农民工才可能真正认知比较收益的机会所在,又只有那些足以把握住自己的农民工才可能切实地运用所得信息作出适于自己的比较劳动选择,并在选择劳动中获得事实的比较收益,提升自己的劳动力价值.

(二)对城镇劳动需求信息的搜寻与发现.我们的调查显示,尽管不是每个试图外出找工的农民都有一个比较精确的价值取向,但他们心中却有“一个谱”:要成为农民工,获得城乡劳动价差,就得使自己成为符合城镇需要的劳动者,成为创造城镇经济社会价值的分子.要进入城镇产业或企业中去创造和实现自己的劳动价值,得先有信息开导与沟通.但农民工作为主流经济发展能力的弱势群体,其信息获得能力也是贫弱的.［4］依现代市场的信息途径去搜寻､,收集､,分析､,处理劳动需求信息是不切实际的,比较可行的是乡土市场的信息渠道.在一个包含292个调查对象的研究报告中,我们看到,农民工中第一个工作是由“老乡或亲戚主动介绍”的有123人,占总数的42.1%:“自己找老乡或亲戚介绍”的,有50人,占17.1%:“朋友介绍”的35人,占12.0%:“到家庭成员曾经工作过的单位顶替”的3人,占1.0%:“厂方来老家统一招工”的,有6人,占总数的2.1%:“老家的政府组织劳务输出”者14人,占4.8%:“自己通过城里的劳动市场找到工作”的8人,占2.7%:“到可能的用人单位自荐”的,32人,占11.0%,其他途径,14人,占4.8%.其次,调换工作的情形也与此相类似.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缺乏西方发达国家意义上的劳动市场的作用,也缺少政府的切实帮助,但他们可以通过亲朋､,同学､,同乡的关系,事先联系可调换工作的单位.从进行的问卷调查中可以看到,也正由于他们发现了劳动价值的源泉和社会需求劳动的组织,加上他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使其劳动潜能为劳动需求组织所容纳,也得以在劳动需求组织中创造劳动价值,或部分地参与价值分配,实现劳动价值.

(三)对城乡劳动收入差异信息的发现.农民作为追求比较利益的经济人,感到出外打工“有利可图”,至少存在利益预期.“利”,包括一般劳动收益和比较利益收入.城乡劳动收入差异的发现是一个获得出外务工的收益信息的过程,也是一个收益计算与比较的过程.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李强教授曾作过一个调研,在有关农民工外出流动原因的众多选项中,农民工选择最多的是“在老家收入水平太低,没有机会挣钱”.［5］事实上,农民工对城乡劳动力差异,对收益差异的发现,有一个简易的计算过程.一位外来深圳打工的农民工老夏向采访者端出这样一盘账:在老家万州,人均分到田地一亩,一亩田一年的纯收入只有16元.一个3口之家可种3亩田,其田地一年总收入只有48元.对田地不够一亩的村民,农田上的收入就更少了.而外出城镇打工,至少年均有8千元的纯收入.［6］经过计算后,这些农民进一步作出外出打工的行动选择,并成为劳动收入最大化的追求者.

农民工对劳动比较收益的信息发现,不论是政策环境或劳动市场需求的信息发现,还是对城乡的､,不同用工单位的､,不同工种的劳动收入差异的信息发现,甚或对劳动综合比较收益的信息发现,都是其作出外出找工选择和再选择的依据,外出务工与劳动选择同时是对自己劳动价值的重新认识与确立,因而,农民工对劳动比较收益或收入差异的信息发现本质上也是对其自身劳动价值的发现或再发现.农民工这一发现的独到之处在于其有关信息不是来自市场,而是其特有的关系网络.有关调查显示,流动特别是初次外出所依靠的社会资源最主要的不是来自政府和市场,而是乡土网络,在农民工劳动生活和交往的整个过程,这种社会网络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这里发现差异,追求较高收入是一回事而能否成为现实的农民工又是另外一回事.信息导向意义的农民工考察有助于揭示农民工变化的特征,农民工的许多经济行为及其行为的变化都可由此而得到认识和解释.

五､,劳动比较收益的递阶追求与知识进步

外出务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增加收入的一条主渠道,改革开放27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主要来自工资性收入(还有是农业生产经营),且呈平稳上升态势说明这一点.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2004年农民工年平均务工收入为6471元,比2003年高出882元,200l―2004年平均增长率达8%,年均寄带回3411元.①如果以全部农民为基数,2004年我国农村人均外出务工收入为398元,占人均纯收入的14%,比2003年增加52元,增长15%,如果以有外出务工人员的全部农户家庭为基数,户均外出务工收入已占到其家庭收入的近4成.农民增收中外出务工收入占越来越大比重,反映出农民的利益最大化目标和农民工的比较利益追求.

在选择进化理论的视域中,劳动比较收益的最大化是一个不断择优的过程,择优决策以信息和知识为工具.如图1所示劳动比较收益每递进一个层级,意味着农民工的劳动知识上升一个层级,两者相辅相成.将不断择优过程简约为从最初选择到后续选择的演进,农民工的外出务工知识相应地从初级进入上一个层级.最初选择是原先的农民基于城乡劳动比较收益较大化的动机追求,作出外出务工的决策与行动,这以获得外部用工信息为导向,以既有的劳动知识与能力为基础.最初的选择与行动让农民工走出封闭而进入一个开放的外部世界,现实的劳动与劳动交往实践是“干中学”.“干中学”激发劳动者对导向效果的检验,形成不同于过去生产方式的知识积累,同时引生出打破“最初”的意识萌动.随着在外务工时间变长和交往范围的扩大,见识增多,新知识使农民工产生对劳动比较收益的新要求与新追求.于是,在城乡比较劳动收益得到实现,糊口生存问题不再突出时,“经济理性”选择代替“生存理性”选择,上升为农民工劳动选择的主导.后续选择是劳动择优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劳动知识在其中的作用更加重要,而且越是后续选择的下一个阶段,劳动知识的作用就越显得重要.同前面的递阶劳动比较收益追求与选择决策行为相一致,知识的作用表现为:企业之间同一工种的劳动比较收益考量与选择,同一企业内不同工种或相近工种的劳动比较收益考量与选择,不同地区的劳动比较收益考量与选择,从劳动经济收益到劳动综合比较收益的考量与选择等.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干中学”增长了他们的知识与才干,他们又会按照经济人利益要求,运用知识对观察到的更大劳动收益进行计算,根据收益差异程度与获取可能,作出新的选择,从而在择优中获得更大的劳动比较收益,在不断择优中追求劳动经济收益的最大化.①近年的调研使我们对农民工获得了一个新的理解与把握:尽管农民工的最初选择是“经济人”的,是为摆脱农村生产生活困境,但这最初选择也会在实践中随着客观形势变化而变化,完全可能变为寻求外部发展机遇,以提高发展能力为主要,或者说变为一种多重比较利益兼而有之的组合选择.当经济收益上升到高于“生存理性”选择阶段,农民工的劳动文化自觉意识逐步生成,意识到更高的劳动比较收益需要提升自己的发展能力,如何提升自身发展能力成为他们劳动选择的一个重要指向.

追求劳动比较利益递阶过程同时是一个促使学习,增长知识,提高技能的过程.学习知识有两种最基本形式,即教育培训和“干中学”.要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学习方式的选择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更重要的是明确的学习目的与学习需要.劳动比较收益递阶追求中的知识学习,具有明确的学习目的与学习需要,它与劳动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因而更能推动劳动者的知识进步.现实的考察表明,农民工的劳动比较收益递阶追求与农民工的知识进步并不矛盾,而是并行不悖,且互相促进.许多农民工在追求劳动比较收益过程中,无论显性知识还是隐性知识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劳动的比较收益依存于一定的经济组织,事实上,农民工对劳动需求组织的发现与融入过程对其学习能力提高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知识学习能力的提高又对劳动用工单位(组织)的接收､,认可,对自己的劳动价值的认识再认识,起反馈作用,形成一种互相推进的良性循环.只要给予农民工的劳动一个比较递进的收益机会与空间,农民工就会为获得更多的劳动收入,把知识学习作为获得更高比较收益的重要工具来看待.②他们通过在“干中学”和各种培训教育,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和谈判解决问题的能力.

六､,基本结论与政策建议

由上,我们可以得到三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农民工作为经济人追求劳动收益最大化,最大化是一个劳动比较收益递阶追求的过程,不论是农民外出务工的最初选择,还是农民工后来弃工回农,不论是农民工的企业间转换与流动,还是其务工工种的变换,都是劳动比较收益递阶追求动机所使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猛然兴起民工潮,到近2年来出现民工荒,都是农民工追求劳动比较收益的不同表现形式,都可从追求劳动比较收益的动因中得到解释.解决民工荒问题需从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关系来考虑,但也基于农民工的劳动比较收益特点着眼.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是一个办法,但更主要的是要给农民工予劳动收益递进的阶梯,让农民工看到前途和努力的方向.一个打破地区保护主义和产业转移障碍的劳动统一市场,是农民工全国流动的方向､,渠道､,机制,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农民工比较利益的实现机制是一种特殊的多元混合的市场机制.因此政府要关注农民工的劳动比较收益追求性质与特点,要从政策上确立农民工的“准产业工人”地位和“准城市户籍”制度,促进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形成.第二,农民工对劳动比较收益的追求是以信息为导向的,农民作出出外务工的最初选择建立在对外部劳动需求信息的发现与把握的基础上的.农民外出务工首先是一个对国家城乡政策调整与劳动就业环境(机会)､,对城镇劳动需求信息､,对城乡劳动收入差异信息的认识与发现的过程.而这样一个信息过程主要不是依靠现代信息市场,而是乡土熟人关系网络.至于出来打工后的工作调换,也主要是通过亲朋､,同学､,同乡､,战友以及家人等先赋性社会关系.这是他们在现实的利益追求行动中形成的特殊的信息采集､,交流与使用的模式.这种模式有它存在的必然性,也有它先天的局限性,但会在一个走向更大的开放的劳动市场里得到逐步的变革和创新,在逐步形成的信息文化自觉中增强自己的信息能力.毕竟信息除有使用者的个性特征外又具有超越个性的公共品性,一个良好的农民工劳动信息流动系统需要需求方与供给方的互动,需要政府创造一个较有活力的信息环境,需要各种传媒以专题形式将劳动用工信息传递到农民中,形成由农民工､,政府､,相似度检测组织等共同构建的劳动信息网络.第三,农民工中不同的个体所实现的比较利益是有差异的,不是每一个个体付出等量劳动就可获得等量的比较收益的,这背后是信息和认知的差异.农民工追益最大化只能追求他们所能认知的比较收益.因而他们追求劳动比较收益的过程同时又是一个知识进步的过程,两者相互促进.农民工在追求劳动比较收益中产生知识进步的要求与可能,政府和企业尤其是用工单位要给予农民工更多的不断的学习知识､,提高知识水平的机会与途径.比如除要办更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外,还要办一些让农民工读得起并愿意读的农民工再教育学校或培训机构,当然这也要谨防居心不良者利用农民工的学习需要与愿望,骗取或榨取他们的知识学习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