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的日中贸易

摘 要 ：近代以来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加深以及不平等条约签订,日中贸易的往来程度也在逐年增长,而在日本战败后,由于战争影响,政治局势变化,经济制度转型等各方面原因,日中贸易又呈现出新的情形.本文说明这一时期日中贸易的基本状况,并从日本战败,美国势力介入,中国内战三个不同因素带来的影响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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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彻底失败,同年9月,日本正式投降.此后的几年内,日中贸易在曲折中逐渐恢复起来,这一时期的日中贸易受到美国势力介入的影响以及中国内战的影响,呈现出了与以往时期不同的状况.

一、日本战败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日本战败后,经济形势严重恶化,物资奇缺,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失业人数剧增,工业生产继续停滞.直到1947年底,日本工业产量也只有战前的46%.要使日本社会保持稳定,经济不至崩溃,美国每年资助日本大约3亿美元i,无疑会增加美国经济负担.如何推动日本经济复兴成为杜鲁门政府改变对日政策后亟需解决的问题.对日本来讲,可以说日本国力壮大是从中国掠夺而发展起来的也毫不为过.日本从发动甲午中日战争开始,中国就成了它输出资本的最主要对象.直到侵华战争全面发动开始的1930年至1938年间,中日贸易额年平均为两亿多美元,占日本外贸总额的15%以上.在侵华战争期间1939年至1944年,中日贸易额更达到6亿多美元,占日贸易总额近35%.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从中国进口物资占它进口总额的89%,对中国的出口则占其出口总额的95%ii.

日本战败后,中国国内反日情绪高涨,国民政府不愿维持与日本紧密贸易关系.中日贸易停止使日本经济大受影响.但杜鲁门政府为了减少对中日两国政府的援助试图通过促进中日贸易来巩固国民党政权,并推动日本重建.自1946年,日本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制定了三项重大经济改革政策：一是实行“倾斜”生产方式,以重工业优先,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煤炭、钢铁、电力、肥料四个关键性工业部门生产,以此带动整个经济复苏.二是在农村实行农地改革,农民获得土地,大大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三是面对剧烈通货膨胀,日本政府规定,无论皇族、达官、财阀家族还是平民百姓,每人每月只能从银行提取500日元的存款（相当于当时一个月普通工人的工资）.迫使所有的存款、国债、社债、股份都在剧烈的通货膨胀中急速贬值,缩小了贫富差距.同时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规定军费开支不得超出国民生产总值的1%.此规定为日本节约大量军费开支,可以投入更多的资金到民生.这些政策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走出战后的极度混乱和疲乏状态.iii日本经济的复苏给中日贸易创作了良好的条件.

二、美国势力的介入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抗战结束后,在1947年6月,美国驻日占领军最高司令部（以下简称SCAP）宣布“允许有限制的开放日本对外私人贸易”.SCAP制定了日本对外私人贸易的方针.从1947年8月15日开始,逐渐恢复日本民间对外贸易,设置了几个基本条件,例如货物出口价由SCAP决定,并以美元标价,且不设置汇率.同时允许政府贸易继续存在,与民间贸易并行iv.

消息传到中国,民间反对的人不少,普遍认为开放对日贸易,那些价廉物美的日货会给中国工商业发展带来重创.v国民党政府为了在政治上获得美国的支持,1947年国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国务会议上,最后决定开放对日民间贸易,并制定了三个基本原则：(一)可组织赴日商务代表团,其名额及人选由行政院与经济界协商组织.(二)对日贸易输入输出种类数量以不妨害中国国民经济为标准.（三）中国对日所需物资,应尽可能先在赔偿物资中取得.同时,为了将中国对日贸易原则具体化,实行以下措施,一是成立对日贸易指导委员会和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二是通过行政院公布制定《银行管理外汇办法》与《进出口贸易办法》等条例,制定系统的对外贸易政策；三是响应纺织业商家要求,以“代织”为原则,即由政府贷给棉纱及工资费用,给予合法利润,以合理收购外销.使棉制品在政府有力协助下,减低成本,争取市场；（四）严格管理,防止日货的.

美国政府为复兴日本经济、摆脱援助日本的经济包袱,一方面不得不允许日本和中国通商,另一方面坚决贯彻对华贸易管制的政策,严格限制日本对中国出口美国安全清单上的诸多物品.这实际上依然不利于日本大幅度地改善其糟糕的贸易状况.日本工商业界人士极力赞成恢复日中贸易.日本重要报纸经常发表这样的评论：“中国和日本经济在很大程度上相互依赖,日本工业化对中国的重要性与中国经济稳定对日本的重要性是相等的；日本经济问题很大部分是由于与中国贸易普遍减少造成的.”日本商界人士宣称,只有恢复中日贸易,日本才会出现真正的经济复兴.1949年5月,吉田茂否认人在中国的胜利将威胁日本,并向国会声明,就日本复兴而言,与中国,甚至是中国的贸易是必不可少的.日本其他官员也不断发表强调经济效益必要性的讲话vi.足以看出,日本对市场和原料的需求战胜了反共.盟司令麦克阿瑟也表示“与中国的接触并不会加强共产主义对日本的威胁”.因此,即使国民政府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中日贸易仍得继续.

三、中国国内内战对日中贸易的影响

杜鲁门政府内部就中日贸易问题展开争论,重新估价了亚洲力量对比,准备对二战后确立的以美中合作为基石的亚洲战略进行调整.为此,杜鲁门政府在尽力阻止中国成为苏联附庸的同时,开始培植强有力的日本政府,用来抵御以后可能在远东出现的任何其他集权主义的战争威胁.首先,从政治政策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13系列文件”,把美国对日政策的重点从“打击和削弱”转向“控制和利用”、从非军事化、化转向经济复兴.1949年3月,杜鲁门又批准了一份确定美国对华贸易政策指导方针的“NS1号文件”.该文件所列举的对华贸易政策并没有完全放弃通过美中日三国贸易模式推动日本经济复兴的构想,称“日本若不与中国进行相当数量的贸易就不能恢复自立的基础”；另一方面它又非常担忧恢复中日传统贸易会加强政权.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主张以缓和政策诱使中国远离苏联一派占上风,加之日本经济复兴的迫切需要,所以NS1号文件确定的对华贸易政策相当灵活：在不完全切断与中国政权经济联系同时,对中国解放区实行某种程度的贸易禁运和管制.这为杜鲁门政府以后根据形势发展对此政策作相应的调整留出回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