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海南贸易的

摘 要：宋代是海南发展的重要时期,海南靠着自己独特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不仅仅和大陆之间经济贸易十分密切,更主要是在东西海上贸易中据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成为海内外的交通枢纽.

关 键 词 ：宋代；海南；贸易

宋代是海南发展的重要时期,海南靠着自己独特的优越的自然条件,不仅仅和大陆之间经济贸易十分密切,更主要是在东西海上贸易中据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成为海内外的交通枢纽.

第一,海南与国内贸易的发展.《正德琼台志》载：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广西漕臣奏章中指出：“雷化州与琼岛对境而发船.请引于广州舶司,约五千里,乞今广西濒海郡县土著商一人,载米谷牛酒黄鱼及非舶司赋取之物,兑至广州,请引诏孙迥洋度行之.”《宋史·张鉴传》亦载,当时张鉴在广州时,“有亲故谪琼州,每以奉米附商舶寄赡之”.这表明海南与大陆贸易往来频繁.海南与内地的贸易往来主要是海南有他们需要的消费品,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条”中记载者海南有沉香、蓬莱香、鹧鸪斑香、笺香、生香、丁香、槟榔、叶子、吉贝、芋麻、褚皮、赤白藤、花蔓、黎模、青桂木、花梨木、海梅脂、琼枝菜、海漆、革麦、高良姜、鱼镖、黄蜡、石蟹等.这些货物多出自黎恫,先是周边地区的省民用盐、铁、鱼、米等与黎人贸易,继而转卖给其他商贾.由于大量香药流入大陆,故宋时琼州知州朱初平在奏章中强调,广州,是外国香客及海南旅客所聚之地,因此,他建议政府应在广州设市,以便“和写”流入广州之各类香药[1].

同时,槟榔和吉贝也是海南输往内地的大宗商品,时仅“海南贩之（槟榔）,琼管收其征,岁计居十之五.广州税务收槟榔税,岁数万缗.推是,则诸处所收,与人之所取,不可胜计矣”[2]海南每年要交槟榔税为“居十之五”,同样,宋代王象之在《舆地纪胜》卷124《广南西路·琼州》载：“岁过闽广者不知其几千百万也”,以致“非槟榔之利,不能为此一州也”.宋赵汝适在《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条”中也载,海南“惟槟榔、吉贝独盛,泉商兴贩,大率仰此”.可见,当时香料、槟榔及吉贝在海南对外输出上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二,海南海外贸易的发展.到了宋代,海南海外贸易获得巨大的发展.宋代,海南岛与南海诸国地理相近,贸易便利：“若夫浮海而南,近则占城诸蕃,远则接于六合之外矣.”[3]也就说,海南在宋代有着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东南亚国家有着很好贸易基础,宋代著名学者楼钥在《攻媿集》卷3《送万耕道帅琼管》中写道：“势须致此少休息,乘风径集番禺东.”,可见,海南在宋代已经成为南海贸易的中转站.庄方往任知琼州时,皇上告诫他：“琼管以四州之壤岭立海中,实与番禺相为引重,大船蝙献深,赖以为归,摩符不轻畀也等（你）必能习知南海之俗,往其辑宁蛮蜒,劳抚贾胡,以称联选侯之意.”[4]

宋代海南的海外贸易,首先表现为中国大陆和南海诸国的转口贸易,“在岛东南部和南部,如陵田坡、番人坡、移辈,三亚市藤桥、天涯海角、崖城、梅山等地,不断发现唐宋文物.其中有波斯人珊瑚墓葬上百座,一粤、闽、浙、赣等地出产的陶瓷、北宋铜钱等.”[5]可见,当时有很多闽粤等地的陶瓷和铜钱被转运到海南,尤其是铜钱,在大陆严禁的情况下,经由海南转口就更加隐秘和便利,此后明清时期有很多的贸易也大多走这条路.除了转口贸易之外,海南本地很多物产也向海外出口.海外一些国家也因闻海南马种适宜作战打斗而专程到海南大批购写马匹.宋乾道中占城国王曾派人到海南写马,得到数十匹,次年再来写,“人徒甚盛”[6]淳熙二年（1175）秋,占城国王“遣六百人,海舟三十艘,至海南写马”.[7]足见占城对海南马需求之急切.除采购商品外,也有来补充淡水的.如在昌化县的白马井,宋代赵汝适在《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条”中“泉味甘美,商舶回日,汲载以供日用”.

为适应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在宋代海南出现了市舶机构,掌管市舶事务.据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86册《职官44之29--30》载：南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七月,提举黄良心曾上言欲“创置广南路提举市舶司,主管官一员,专一觉察市舶之弊,并催赶回舶抽解,于琼州置司”,但被朝廷否决,“更不施行”.另据《诸蕃志》卷下《志物》“海南条”载,宋时海南的“琼山、澄迈、临高、文昌、乐会,皆有市舶”.《宋史·食货志》记载：海南对于往来于海南的商船的收税情况,琼管曾奏“海南收税,较船之丈尺,谓之‘格纳’.其法分三等,有所较无几,而输钱多寡十倍.”

总之,海南在宋代的贸易得到重要发展,不但促进海南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也加强了海南与国内外联系,同时也凸显海南在南海贸易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