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差额的利益格局

〔摘 要〕中美两国贸易存在巨大的不平衡,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表面看,中国获得了巨大的贸易利益,实际上,跨国公司是中国出口的主导者.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多数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其生产基地或重要零部件的供应来源,中国成为制造业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这种分工格局极大地推高了中国的出口规模,也推高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而巨额顺差下中国实际的贸易利益远远没有数字显示的那样多.

〔关 键 词 〕中美贸易差额；国际产业转移；贸易创造效应；贸易替代效应

中图分类号：F114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编号：1008-4096(2011)06-0059-06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达29 727.6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34.7％,已经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其中,出口总额15 779.3亿美元,进口总额13 948.3亿美元,贸易顺差1 831亿美元.其中与美国贸易总额为3 853亿美元,出口2 833亿美元,进口1 020亿美元,顺差1 813亿美元［1］,对美贸易顺差相当于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的99.0%.而按照美国商务部统计数据,2010年全年中美两国间货物贸易总额为4 568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918亿美元,从中国进口3 649亿美元,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2 731亿美元［2］. 按照美国统计口径计算的中美贸易差额比中国统计的要多918亿美元.2010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总额为6 349亿美元,按照美方统计口径,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总额的43%,中国是美国最大的逆差来源国.

中美双边贸易数据显示的巨大不平衡,既有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差异的因素,也与双方实质贸易格局的内在差异有关.从2004年起,针对统计方法和统计口径等问题对双方贸易差额的影响,中美两国商务部、中国海关总署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成立了联合工作组,经过多年调查研究,于2009年发表题为《中美货物贸易统计差异研究报告》,结论认为,尽管中美贸易统计均遵循联合国的伙伴国属地原则,但当货物经第三方转口销往对方市场或在第三方经深加工、再包装或转卖加价而产生增值时,均会产生统计差异.由这些因素导致的统计差异,在2000年、2004年及2006年,分别为289亿美元、327亿美元和441亿美元,2006年,由此造成的统计差异占中国对美出口贸易整体统计差异的52%［3］.此外,还有计价方式的差异,美国出口按照FAS（船边交货价）计价,中国进口按CIF（到岸,等于成本加保险费加运费价）计价,这样从数据获取方式本身就高估了从中国的进口,低估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再如统计辖区差异（美国将波多黎各和维尔京群岛标定为美国海关关境区域,中国则将其视为单独行政区域）、运输时滞差异（长途海运跨年度而在双方统计上造成的差异）等,都对双方贸易差额有重要影响.但即便考虑到这些因素,中美间贸易差额在数字上也是十分巨大的.

从200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至今,无论按照哪一种口径统计,中美都互为对方最大的贸易差额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国,美国则是中国最大的顺差来源国.也因此,美国将贸易战的主要对象由日本转向了中国,中美间的贸易摩擦频繁发生,并不断升级.美国方面的基本判断和施压依据就是,中国作为顺差方,获得了巨大的不公平贸易利益,而美国的逆差意味着自己蒙受了不合理的贸易损失,所以频频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通过人民币升值调整中美间的贸易条件,缩小贸易差额；通过进一步开放市场、保护美国知识产权等措施促进美国产品对中国的出口；同时针对中国具有较大竞争优势的产品类别如纺织品、电视机、轮胎和无缝钢管等采取反倾销措施.美国国会和政府对中美贸易差额问题的认识仍然基于重商主义的理论逻辑,即美国的逆差意味着美国的企业减少了产出,那就等于是美国工人就业和企业利润以及政府税收的损失,相应地,等于是中国的利得.

二、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产品内贸易模式下的贸易利益格局

从交易产品的产业属性分类,今天的国际贸易主要分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两种类型,产业内贸易又衍生出了产品内贸易形式,而且日渐成为产业内贸易的主导性形式.产业间贸易指一定时间段内两个贸易伙伴相互交易的产品分属不同的产业,交易的产品在每个参与贸易的国家或地区都是单向流动的,即只是出口或只是进口.产业内贸易指两个贸易伙伴相互交易的产品属于同一产业,即一个产业的产品即有进口又有出口.产品内贸易就是一个产品的不同组件分布在不同的国家生产,最后在某一国完成组装,销往各国市场,在最终产品完成前,其各个组件已经经历了国际贸易环节,而最终产品还会再次进入国际贸易环节.传统的贸易类型主要是产业间贸易,是一国以自己所拥有的主要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与另一国同样是以自身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相交换,各自产品的主要生产要素及要素所有权人皆属本国；从贸易对象的属性来说,主要是不同产业间的产品交换.最典型的是工业品和初级产品间的交换关系,自从世界经济形成一直到1960年代,国际贸易流向的主体即是发达国家（宗主国）的工业品和发展中国家（殖民地）的初级产品之间的贸易关系.在这种贸易模式下,古典贸易理论具有较为充分的解释力.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框架下,各国用以参与国际贸易的都是自己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贸易参与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包括交换利益和分工利益.一国的绝对优势来自于其有利的自然禀赋或后天形成的有利条件,由于这种绝对优势,该产品的国际市场一定高于国内市场,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卖出比国内更高的,从而获得交换利益.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由于国际市场的扩大,深化了各国的产品分工,而分工可以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绝对优势理论虽然简单,但其学理逻辑非常清晰,对于传统的国际贸易利益格局有较好的阐释,之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和克鲁格曼等人的新贸易理论都对此作了丰富和完善,扩展了斯密理论的解释范围,推导出更具普适性的贸易利益逻辑.

中美贸易格局中最典型的产业间贸易的例子是中国从美国进口波音飞机,向美国出口手工工具.在产业间贸易模式下,通常在贸易伙伴间存在产业层级落差,高层级产业是技术密集度较高的产业,由于技术垄断的存在,其产品具有市场力量,其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通常是垄断或寡头垄断的,至少是垄断竞争性的,其高于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所以存在垄断利润；低层级产业技术密集度低而劳动密集度高,很难形成垄断性市场力量,其市场形态往往是完全竞争型的,正常情况下不会有垄断利润.所以,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通常的“工业品―初级产品”或“技术密集型工业品―劳动密集型工业品”的贸易模式下,发达国家能够获得正常利润之外的超额利润,而发展中国家最多只能获得正常利润.在这种贸易格局下,利益关系是向发达国家倾斜的.中美贸易的基本格局也是这样的,因此中美产业间贸易的利益天平倾向美国方面.即便是农产品贸易,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小麦,在品种上细分为高筋、低筋、面包用途和点心用途等细分品类,使得每个品种的小麦具有了相当程度的非竞争性,其就具有了不完全竞争市场的特性,因而形成了超额利润.

在1960年代以前,尤其是二战前,由于发达国家相互间高深的贸易壁垒,国际贸易的主要流向是在欧美地区和亚非拉地区之间,交易主体是工业品对初级产品；其后,随着关贸总协定和布雷顿森林体制下贸易障碍的大幅度下降,发达国家相互间贸易规模迅速增长并一跃而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因为它们相互间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所以整个国际贸易格局日渐呈现出产业内贸易的特点.比如,美国既出口汽车,同时也进口汽车；日本向韩国出口索尼相机,又从韩国进口三星相机.1980年代之后,以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部分发展中经济体逐步实现了工业化,制造业迅速发展,并具备了很强的出口能力.从投资主体角度划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业通常有两种类型：本国投资发展起来的民族产业和跨国公司投资构建的外资产业.由此,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互间贸易流量中的相当部分体现出产业内贸易的特点.伴随着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产品内贸易也快速发展起来了.比如,美国品牌的某款电脑,CPU可能产自爱尔兰,硬盘出自日本,显示器来自韩国,声卡显卡出自台湾,最后在中国大陆完成组装,这个过程中的零部件已经进入了国际贸易环节,最终成品电脑销往世界各地,再次进入国际贸易流程.产品内贸易之所以大范围地出现,原因主要在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已经细分到了产品部件或细划的生产环节.在这个过程中,国际分工由产业间、产品间深化到了产品内部的不同部件和生产环节.

发达国家相互间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而由于发达国家间技术水平相近,呈现水平分工的特点,所以表现为产业内同层级产品间的贸易关系.比如,美国出口到日本的汽车和从日本进口的汽车,一般是同样或相近技术水平、同样或相近配置,但在品牌、外观和功能等方面具有差别化特征,他们各自满足不同的多样化市场需求.在这样的贸易关系下,贸易伙伴间的产品技术、附加值和市场力量属于同一或相近层次,如果是平衡贸易,各自贸易利益就没有明显差异；如果存在贸易差额,则顺差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利润、税收利益,逆差反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则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贸易关系既有产业间贸易,也有产业内贸易,但无论是哪种类型,都体现出层级差,即不同层次产业间的贸易和同层次产业内不同层次产品间的贸易,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无论是产业间还是产业内都是垂直分工的格局.即如中美贸易,有产业间贸易,如中国向美国出口农副产品,从美国进口工业设备；也有产业内贸易,如中国向美国出口低端汽车,从美国进口高端汽车；还有产品内贸易,如中国向美国出口低附加值的汽车轮胎,从美国进口高附加值的汽车发动机.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美方拥有技术垄断,其产品的市场特性为不完全竞争,因而占有超额利润,而中方则没有技术垄断,市场特征为完全竞争,因而没有超额利润.所以,在中美贸易关系或者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因为超额利润的存在而存在马克思所指的后者对前者的国际剥削.

产品内贸易极大地模糊了国际贸易的利益格局.在产业间贸易模式下,通常出口主体是本土企业,全部贸易利益包括出口企业的劳工薪资、上缴税费、土地收益、企业利润、前向关联产品的各项收益等,都属于出口国.在产业内贸易模式下,出口主体既有本土企业,也有外资企业,本土企业实现的贸易利益基本都属于出口国,外资企业实现的利益链条中,劳工薪资、东道国政府税费、土地收益等属于出口国,企业利润、外籍员工薪资、由转移产生的收益属于外资方,就国家利益归属而言属于资本输出国.在产品内贸易模式下,一个产品的众多部件、专利、设计都先期进入了国际贸易环节,有的部件内部的细分部件也分布在不同国家生产,参与产品内分工的各个国家,其进出口贸易数额、顺逆差都与其贸易利益没有了必然联系.如果说在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中,出口国本土企业的出口额基本上体现的是本国的贸易利益,贸易顺差就意味着更多的贸易利益,那么在产品内贸易模式下,通常最终产品完成地国家的出口额数值会很大,但其实际贸易利益只占其中很小的部分,一个顺差国获得的实际贸易利益极有可能少于逆差国,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高附加值核心部件和专利、设计的出口国,它进口最终产品,极易形成贸易逆差,但和中国这样的进口核心部件、技术、出口成品的国家相比,中国的出口规模在数值上往往很大,极易形成顺差,但贸易利益往往远逊于美国.在产品内贸易模式下,贸易利益和贸易差额已经没有必然的相关性了.

三、国际产业转移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

从资本所有者角度分析,中国货物贸易出口的主体有两个：一是中资企业,二是外资企业.中资企业的出口以资源类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特别集中于矿产、纺织、服装、中低端电子电器等产品领域,约占中国货物出口贸易总量的1/3左右.在华外资企业的出口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特别集中于中高端电子电器、机电、通讯等产品领域,占中国货物出口贸易总量的2/3左右.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基本上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2009年中国全年贸易顺差总额为1 961亿美元,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项下的贸易顺差为2 228亿美元,二者间的差额为367亿美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国际产业向中国转移这个因素,中国对外贸易不仅没有顺差,而且会有规模不小的逆差［4］.从2001―2010年的10年间,除2007年外各年度外商投资企业加工贸易项下的顺差与中国年度贸易顺差总额占比低于100%,也就是说,如果把外商投资这个因素刨除,中国这10年里有9年是贸易逆差.

由外国直接投资主导的对中国产业转移,在中美贸易中产生了巨大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通常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在国际产业转移过程中同样存在.即如中美经济关系,某产品原来在美国生产满足美国市场需求,同时也出口中国满足中国市场需求.生产线转移到中国后,这一产品返销美国,造成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市场情况没变,但新创了一个中美贸易额,对中国而言,这就是贸易创造效应.同时,这个产品在美国生产时向中国出口,产业转移后这个产品对中国的出口额消失了,对美国而言,这是贸易替代效应.产业转移的这一过程,使得在市场总量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而美国对中国出口减少,打破了原来中美贸易关系的平衡.

中美贸易格局从结构上来说,既有产业间贸易,也有产业内贸易.产业间贸易的对象是两国间不同产业具有互补性的产品,包括中国出口美国的工业原料类初级产品、中国品牌的日用工业品、消费类电子产品,以及美国出口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大型设备、飞机、整车等.这些产品所体现的利益几乎完全在生产国实现,相互间贸易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各自的要素禀赋.中美产业内贸易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同一产业不同技术和类型的产品,如中国出口美国的低端汽车和美国出口中国的高端汽车；另一类是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生产而出口到美国的产品.由于中国已经成为跨国公司绿地投资的最大东道国,成为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国,所以跨国公司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对中美贸易差额产生了巨大影响.

美国向中国出口的主要是美国公司生产的产品,获利的是美国公司（利润）、员工（工薪）、政府（税收）；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主体有中资企业,但比例更大的是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群体,从利益关系来说,获利的有中方企业,但获利最大的是跨国公司.在国际产业转移背景下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替代效应,就中美经济关系的格局而言,其利益天平发生了向美国的倾斜.美国加州大学一个课题组2007年对苹果公司当时热卖的iPod进行成本分拆,30G的iPod,在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进行零部件生产,由中国完成组装环节,销往美国在内的世界市场,其价值链包括：中国以外的零部件供应环节132美元,中国组装环节4美元,苹果公司及其零售商163美元.中国方面获得包括企业利润、员工薪资、设备折旧、政府税收在内共计4美元的收益,而因此创造的中国对美出口增加了167美元.《华尔街日报》一篇报道中解析了美国罗技公司的一款无线鼠标的成本构成：美国市价40美元,其中罗技公司本身得8美元,销售环节15美元,零部件成本总和14美元,中国苏州的总装企业得3美元（含工薪、耗材、电力、运输、税收等）［5］.从这个例子分析,检测设罗技没有进行国际产业转移而是在美国完成全部生产环节,中国市场的需求要通过进口来满足,那么每销往中国一只鼠标,就会有25美元（检测设生产成本不变,减去15美元的市场销售费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在向中国进行产业转移后,美国对中国出口减少了25×n（n为出口量）美元,表现为贸易替代效应；它返销美国,创造了25×n美元的中国对美出口.

由上例推理,国际产业转移对贸易关系的影响非常巨大,且使贸易关系中的利益格局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检测设罗技无线鼠标是中美间唯一的货物贸易项,检测设和成本不变,那么在向中国的产业转移发生前,美国对华贸易有25美元的顺差,产业转移后,美国对华贸易成为25美元逆差,由正25美元变为负25美元,差额为50美元.从利益角度来说,国际产业转移后,美国有了25美元的贸易逆差,逆差背后罗技公司8美元的利得没有减少,因成本下降导致罗技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市场份额扩大（这正是美国企业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动因）而获得的更大利益没有显示出来,美国消费者因商品下降而获得的消费者剩余也是虽无从测度但切实发生了的.

在没有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的情况下,国际贸易中的产品生产基本是在出口国由本国企业完成的,其利益主体是出口国的企业,获利方有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工人、原料和配件供应企业、政府等,利益关系比较明晰.从自由贸易的原则来说,参与贸易的各方都是获利者,但如果某一国有贸易顺差,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企业卖出了更多的商品,获得了更多的利益,贸易顺差和该国产业利益有正相关关系.在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利益关系交错纷杂,类似中国这样出口的主体由本国企业变成了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他们成为制造贸易顺差的主要推手.如果说贸易顺差体现了贸易利益的话,得利的也是这些企业.

四、其它经济体向中国的产业转移对美国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

199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欧盟与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贸易摩擦,美国曾就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升值日元,甚至对日本输美的汽车产品实施进口配额限制,对电子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日韩等国纷纷进行对外投资,向外转移生产基地.一方面,他们将原来向美国和欧盟国家出口的产能通过对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将生产基地设在市场目标地,既贴近市场,以便更好地满足目标市场需求,又绕过了美欧的贸易壁垒,减少了与美欧的贸易摩擦.美日贸易摩擦严重时期,美国曾给日本汽车设置了最高170万辆的进口配额,但等到日本企业大举在美投资设厂后,美日间的贸易纠纷基本消失了.另一方面,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为规避与美欧的贸易摩擦,将引致摩擦较大的电子、日用品生产转移到中国大陆,既降低了成本增强了竞争能力,又将美欧与他们的贸易摩擦转移到了中国大陆.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承接了由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转移过来的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成为这类产业和产业环节的全球最大集散地.

由表1可见,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之前,美国40%左右的贸易逆差来自日本,美国仅与日本和台湾的贸易逆差就占其逆差总额的大约1/2.之后,美国与这些贸易伙伴的逆差急剧减少,与这个过程同时发生的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迅速上升,今天美中贸易逆差占比已经超过了1980年代美日贸易逆差占比.当年日本对美出口的主体是日本本土企业,外资企业很少,日本企业是贸易利益的享有者,日美贸易顺差意味着日本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和就业机会；而今天中美贸易格局下,对美出口的主体是跨国公司,它们是贸易利益的主要享有者.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自进入1990年代后迅速扩大,几乎与此同时,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快速增加.2010年,中国仅与日本、韩国、台湾三个贸易伙伴的贸易逆差就达2 112.9亿美元,远远超过了与美国间1 813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也超过了当年中国全年贸易顺差总额.

表2的数据显示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扩大的过程与日本、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对美贸易顺差下降的过程呈现出高度的同步性.欧美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具有鲜明的市场导向特征,其投资意向主要是生产进入中国市场的产品,在中国生产并直接在中国销售；而日、韩、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在中国大陆的生产性投资主要是出口导向性的,主要投资意图是以中国为生产基地向美国和欧盟出口.因此可以说,中国输美产品中的相当部分只是原来日、韩、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对美出口的产地平移,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向中国大陆产业转移的结果.

五、结 论

在传统的产业间贸易模式下,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为主,这类产品的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性的,中国是的接受者,无从获得超额利润；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产品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为主,这类产品的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性的,美方企业拥有市场力量,能够获得超额利润,即便在平衡的贸易关系中,利益分配也是不平衡的,美方利益多于中方的部分就是超额利润.在产业内贸易模式下,中国对美出口完全竞争性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品,从美国进口不完全竞争性的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品,其利益分配格局类似产业间贸易,美国获得了中国所没有得到的超额利润.在产品内贸易模式下,贸易数据和贸易利益之间失去了相关性,出口数值大的国家未必获益大,承担最终产品组装环节的国家出口数值最高,但其获得的实际利益往往只占产品总价一个及其微小的比例,产品内贸易极度放大了组装环节国家的出口数据,使得传统的以贸易顺逆差大小来判断贸易利益的逻辑完全失去了真实性.在以中国为最大东道国的国际产业转移潮流中,中国出口的主体已经由本土企业变成了跨国公司,中国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主要是在劳动密集型环节,在中美经济关系上中国所获得的贸易利益远远没有中国的顺差数值所显示的那样大,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跨国公司才是全球贸易和生产的最大获益者.

我们分析的贸易利益还没有包括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固然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正面影响,推动了中国GDP增长、就业增加、对外贸易发展和产业结构改善,但它也极大地增加了中国的环境成本.发达国家产业外向转移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是本国日益严苛的环境标准,污染物排放越多的产业承受的排污税费越重,承受的社会公众压力也越大,所以其产业转移的梯次顺序在很大程度上与各种产业的环境成本相关,污染最严重的产业最先向外转移,其它产业依其污染程度梯次跟进.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产业污染度次序也正与此相契合,最先和最大量承接的正是环境成本最大的产业.中国制造业在跨国公司全球产业链体系中表现为低、低加工利润、低环保标准和高资源依赖度,在这样的模式下,利益计算没有包含中国付出的环境成本,也没有包含日益稀缺的资源机会成本和廉价劳动力健康透支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