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波动中的进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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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巍

雷 蕾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WTO与广东经贸研究中心广东广州510420

基金项目:

教育部项目(07JC790020)《贸易结构、产业结构与比较优势的关系:理论与实践》的中期成果作者简介:

刘巍(1960-),黑龙江哈尔滨人,经济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CWTO与广东经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理事,广东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青年委员会副秘书长,广东省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史.

摘 要 :实证研究表明,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美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总需求,观察美国经济下一步走势的重要指标是代表总需求的货币流量,即M1和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期因素.长期中,美国的进口主要受国民收入影响,弹性值平均在1.85左右.在1919~2008年的90年中,虽然有一定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但上述规律的总趋势不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额对美国总进口额的弹性在1.68左右.因此,从美国货币流量角度观察,短期内不能指望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有较大增长. 关 键 词 :美国经济;进口;需求约束;货币流量;M1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0)07-0019-06 收稿日期:2010-t)2-04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在此后90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对世界其他经济体的影响是通过贸易和金融两个渠道实施的.从对外贸易角度观察,在世界经济需求约束的条件下,进口是美国拉动世界经济的增长的重要渠道.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贸易虽时有摩擦,但为中国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当今世界经济危机、中国出口严重受阻的局势下,我们研究美国的进口更有现实意义.

研究美国贸易最著名的著作之一是L.M.戴斯勒的(2006)《美国贸易政治》,著作分析了大萧条至2l世纪初的美国贸易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是贸易研究领域的圭臬.希斯考克斯(2005)的专著对美国南北战争至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贸易情况做了权威性的考察,超越了当时研究美国问题学者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美国的进口与中国的出口问题有一定研究.韩毅(2007)的专著将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作为经济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在研究美国工业现代化进程的同时,分析了1607-1988年的美国对外贸易.唐任伍(2008)认为,进入2008年以后,美国经济“停滞”的趋势明显,但尚未“全面衰退”.

一、美国经济增长率周期中的进口波动分析

一国进口别国的商品,取决于许多因素,本文考察的主要对象是经济因素.在经济因素系列中,收入、汇率、、关税、偏好等因素在进口函数中都是解释变量.根据世界经济史的经验,本文做如下检测设:在长期中,①各国由于货币贬值造成的短期进出口变动会被贸易伙伴国报复性的汇率战所抵消,所以不考虑马勒条件效应;②“关税战”通常是两败俱伤,长期中无效;③各国商品的优势在于异质性,同质商品在长期中向趋同收敛.这样一来,一国进口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无疑是收入,尽管在短期中有其他因素干扰而有暂时的偏离.因此,本文将在美国经济波动与进口变动的关系上浓着笔墨.

从表6数据观察,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进口随经济波动而波动,而且,总体来说,进口的波幅大于GDP的波幅.由于一战后欧洲订货的锐减,美国经济被有效需求不足困扰.1920年,美国经济负增长4.6%以上,但承接战时的财大气粗,当年美国进口不减,反而增近18%.同时,这也是欧洲国家战后出口恢复所致.次年,美国经济下跌10%,进口方面做出了剧烈反映――负增长40%以上.从1922年美国经济复苏直到1929年,美国的进口年增率随经济年增率起伏,规律性较强.大萧条导致1930年经济滑坡幅度重演了1921年的故事,进口比上年锐减30%.1932年,以年为单位的经济滑落速度见顶,进口减幅也随之见底.1933年经济跌幅大大缩减,进口增长了14%以上.1934年,美国经济恢复增长,进口增长幅度与GDP增幅相当.这种局面持续了4年之后,1938年,经济负增长近3.5%,进口再次比上年大跌30%.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照例没有在第一时间参战.远离战场的美国经济又一次得到了巨大的需求拉动.从1939年到1944年,美国经济增长出现高峰,平均年率两位数,最高达18.5%.在大战的几年中,美国的进口基本上随经济增幅涨落,只是1942年除外.1942年是美国参战的第一个整年,由于日本占领了东南亚,传统商路中断,使美国的天然橡胶等物资进口锐减.次年,进口基本恢复到了1941年的水平.

二战结束后,欧洲重建家园,致使美国的外部需求减弱程度不大.美国除对英国的出口有所回落之外,对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都是持续增长的.从美国经济的环比增长率来看,1945-1949年虽有连续负增长,但由于是从战时高增长的回落,所以,其绝对产量仍是很高的等于因此,在这一阶段中,除1949年一年美国进口负增长外,其余年份的进口都有可观的增长.1950年,美国出兵朝鲜,导致经济小出现,进口大增.此后,美国产出和进口都结束了大起大落的时代,波动幅度收敛.此后有若干年份进口异于GDP态势,都与当年国际或国内的形势方面的短期特殊原因有关,限于篇幅,不逐一讨论.

美国经济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波动幅度明显收敛.究其原因,主要是成功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手段及其他政治外交手段的结果.美国的进口年增率周期波幅从50年代起也有所收敛,但收敛的程度不如GDP.造成GDP和进口年增率波动异幅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美国在90年左右的时段中产业结构变化较大,国际分工程度加深,从而导致美国经济的进口依存度加大,因此,小幅经济波动会产生较大幅度的进口量变化.据本文表6数据计算,美国进口额占GDP的比重从1919年的5.84%,提高到了2007年的14.25%.

我们最后来讨论一下美国GDP和进口的长期数量关系.

1 单位根检验.我们首先分别对美国GDP(Y)和进口额(IM)取对数,以消除数据存在的异方差.然后,对lnY和lnlM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表明,lnY和lnlM是一阶单整变量.ADF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2 协整检验.本文对lnIM和lnY两个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l%的显著水平上两个解释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因此按照计量经济基本理论可以直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

3 回归方程.回归结果如下: lnlM等于-9.83+1.8481nY (1)

S1<=4.44 S2=0.258 tt=2.216 t2=7.161

R2等于0.997 DW等于1.96 F等于I 1025.58

模型说明,长期中,进口的美元实际值主要取决于实际GDP.平均来看,实际GDP每变动1%,实际进口额就同向变动1.85%左右,进口对GDP呈强弹性.在过去的90年中,虽有过实际进口税率高达60%的1930年《史慕德一哈利法》,该税法曾招致各国的严厉报复,使世界贸易成为一潭死水(戴斯勤,2006);虽有过1971~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的汇率震荡;虽有过石油危机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与增长率大降――滞账;虽有过“911”恐怖袭击;但是,数量模型表明,长期中,美国进口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国民收入这一因果关系始终成立.

二、美国的货币流量与经济增长:货币是最重要的观测指标

从前面的讨论来看,美国的进口取决于GDP,而且,进口对GDP呈强弹性.于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态势下,若要判断美国的进口增长何时再现,必先判断美国经济何时触底腾升.

1916年,美国颁布了“反倾销法”.1920年.美国出现了推销员和促销员制度,同时兴起了分期付款购写方式.据美国经济学家测算,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零售额的15%是用分期付款方式完成的,1927年分期付款销售的汽车占当年汽车交易总量的60%(费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2009).这说明,一战之后美国经济的核心环节已不再是生产,而是销售,即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我们检测定,美国经济已进入了需求约束型态势,即供给不会自动创造需求,而需求则可以呼唤出供给.

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经济增长的先决条件就是保持适度的总需求,即保持一定的货币增长率.但是,货币增长率的保持不是件容易事.在经济低迷时,厂商的销售是大问题,商业银行体系为自保而“惜贷”,会使银根“放而不松”,总需求滞留于低迷状态下.1932年美国大萧条时,社会各界都对银行不愿意增加发放贷款大加谴责:“那些银行已经成了我们社会的寄生虫”(拉斯特维德,2008).这就是货币政策理论常说的货币这根绳子“只能拉车不能推车”,必须依靠财政政策启动经济.罗斯福政府的所作所为,证实了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是,多数经济学家忽视了这样一个问题:大萧条时,是货币政策本身出了问题还是货币政策的实施的环境出了问题我们认为,厂商的供给和消费者的需求,最终仍要靠货币来实现,即最终使经济走出低谷的因素还是货币.政府的各种宏观调控手段――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劳工政策等等――的作用都是理顺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大环境,最终使货币量顺利增长,即总需求增长.罗斯福政府的大手笔写单,就是使手持政府订单的厂商能够从银行顺利地得到贷款,从而,这些得到贷款厂商的上下游企业连带受益、就业增加、销售回暖、宏观经济乘数效应启动等因此,货币仍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所说的货币是指哪个层次有的学者用M1来分析问题,有的学者用M2来与之争论.我们对此先来做一简单的考察.在M2总量一定时,子货币层次的数量结构又是不断变化的.在准货币中,定期存款既可能与M1发生转化,也可能与证券账户保证金发生双向转化;同时,M1和定期存款也可能双向转化.但无论如何,直接参与商品市场的货币量层次是M1,准货币中的定期存款和证券账户保证金必须转化为M1后,方能进入商品市场.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对于商品市场而言,M1是“飞着”的货币,定期存款是“坐着”的货币,证券账户保证金是“躺着”的货币.鉴于本文主要讨论商品市场问题,因此,如无特殊说明,文中所用的货币一词均指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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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讨论大都到此为止了,但进一步思考,既然M1是“飞着”的货币,这就必然涉及它的“飞速”问题.从逻辑上和经验上来看,代表总需求的应该是货币流量,而非货币存量,即货币不仅要投放到市场上,而还需周转起来.但货币流通速度只有事后才能得到准确的数据,事前我们只能认为它是预期和其他某些变量的函数.因此,我们用滞后若干期的环比CPI作为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变量加入模型,即:

Y等于f(M1,Pt-n) (2)

上面的讨论,是我们从一个“需求约束型经济”检测设推出的逻辑,那么,90年来的美国经验是否支持我们的逻辑,需要做出实证检验.

1 单位根检验.方法同前.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2 协整检验.本文对lnM,、lnP和lnY两个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3 回归模型.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1%的显著水平上两个解释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因此按照计量经济基本理论可以直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lnY等于0.531nM1+0.671nPt-1+0.491nP1-3 (3) S1等于0.067 S2等于0.109 S3等于0.085 t1等于7091 t2等于6.17 t3等于5.80 R2等于0.998 DW等于1.66 模型说明,长期中,GDP(总供给)的变动受总需求的影响.90年平均来看,实际M1每变动1%,实际GDP就同向变动0.5%左右,GDP对影响货币流通速度的两个滞后变量的弹性分别为0.67和0.49.

三、对美国进口走势的判断

美国的进口是否复苏,取决于美国经济增长的态势.美国经济增长与否,取决于货币流量是否有效放大.按照前面的逻辑,我们不去考察各个时期美国政府怎么用支出政策、税收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政策等手段治理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们只看后果,即M1的流量是否有效增长了.从表6数据观察.美国经济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19-1949年,特征是产出和货币供给波幅巨大.包括1929-1933年的大萧条时期在内,货币与产出周期同步.除个别年份之外,高增长低通胀,需求拉动经济效果显著.

第二阶段为1950-1971年,特征是产出和货币供给波幅明显收敛,货币和产出周期基本上还是同 步的,大多数年份中经济增长率高于通货膨胀率.

第二三阶段为1972-1991年,GDP波动幅度、货币供给波幅扩大,出现低增长高通胀的“滞涨”局面,货币供给的周期与GDP周期勉强同步.从约翰逊到尼克松,两任总统都是在美国“总产量达到或接近最高水平的时候奉行全面提高需求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戴斯勒,2006).同时,欧佩克不失时机地将石油翻番上涨,造成了美国乃至世界经济总成本上升,物价水平不大幅上升是不可能的.在这期间,所谓“滞涨”无非就是成本推动型通胀,而且是“输入型”的成本推动.因为美国物价上涨幅度曾达两位数,看得出,货币量的变动有强烈的反通胀的意图,但由于成本抬升是输入性的,往往紧缩的货币政策反掉的是经济增长率,而反通胀效果不甚显著.

第四阶段为1992~2008年,美国新经济产业格局呈现,GDP和M1两个变量的波动幅度比前期稍有收敛,二者重又同步波动, “高低型”局面重现.2000年之后,物价走势与GDP走势几乎重合,货币量年增率逐年走低,直至2007年.从表6所列的2008年全年和2009年第一季度的数据来看,虽然货币增发量逐季猛增,但截至2009年一季度末,除私人消费止跌回升之外,投资、进出口、政府支出都在回落,其中投资同比回落了近50%,这是商业信心严重不足的表现.在奥巴马政府重拳干预下,2008年M1增幅高达16%以上,涨幅和GDP增幅合计不过5%,可以肯定地说,是公众心理预期导致了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了11%以上,在很大程度上冲销了增发货币的购写效应.这说明,公众的不乐观预期使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货币流通速度是观测过去时点商业信心的重要综合指标,它反映了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的谨慎或激进程度.数据表明,1991年的海湾战争爆发,美国货币流通速度连续三年下降;2001年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又是接连三年货币流通速度下降;2005年以后,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一直是加快的;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公众乐观情绪在2008年陡然转换为悲观,货币流通速度下降11%以上,年降幅之大,是二战后美国从未有过的.只是在大萧条时期的1932年和1938年,公众的信心曾低于2008年.这样低迷的支出速率,在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下必然影响实体经济.从表6所列的最近5个季度若干重要变量的走势来看,实际生产部门的信心还是存在严重问题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未奏效.虽然总需求不旺盛,但油价却出现了1992年以来最大的涨幅.如果油价、资源商品始终高企不下,美国则可能再度发生成本推动型通胀.一旦滞胀局面发生,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必然转为偏紧,那么,经济增长率也将是偏低或负增长的.于是,如果不发生奇迹,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验,美国经济增长在近两三年内是不乐观的.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势是否发生重大转折,是不明朗的.我们判断,随次级债危机发生后暴露出来的金融体系自身的问题和国际油价高企态势出现, “低高型”的“滞涨”有发生的可能.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1994~2007年中国对美出口数据和同时期美国进口数据,我们计算了二者的数量关系,美国进口增长1%,中国对美出口就增长1.68%左右,反之则反是.根据美国的历史经验,大凡危机降临,即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机,短期不利因素会更趋活跃.因此,我们的判断是,货币流通速度标志着的信心指标不会马上止跌回升,美国经济年增长率提高尚需时日,中国对美出口不会有大的起色.当前,我们应该有的心理准备是,美国经济继续恶化,进口进一步萎缩,中国对美出口继续增幅回落,甚至负增长.(见表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