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期中美贸易平衡基本

摘 要:中国与美国同为贸易大国,但美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贸易强国,而中国则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强弱关系之间,需要寻找一个公正、公平、合理和客观的解决渠道、途径和办法,WTO恰恰提供了这一有效机制,对于中国来说,在处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时,应该从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理性分析和沉着应对,以平常之心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在WTO基础上正确应对,因势利导,化解矛盾.

关 键 词 :后危机时期,中美贸易,平衡策略,预警机制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19-0131-02

1.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沉着应对、据理力争

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在处理中美贸易纠纷中应充分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从当前看,有效利用WTO规则来促进中美贸易关系,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首先,严格按照WTO规则办事,全面履行WTO成员国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中国与美国同为贸易大国,但美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贸易强国,而中国则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强弱关系之间,需要寻找一个公正、公平、合理和客观的解决渠道、途径和办法,WTO恰恰提供了这一有效机制,而这一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争端机制,是其他国际贸易规则、法规和章程所不能替代的,具有广泛性、适用性和权威性,为评价、协调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提供了基本解决框架和双方因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其次,正确和理性看待中美贸易摩擦的不断升级.由于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强烈,国内需求低迷,受国际市场萎缩影响出口受阻,经济复苏之路漫长面艰难,加上政治、军事、恐怖主义原因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内外交困的局面,对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和挑战.在这种大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和事务中,需要通过一些非常规手段和措施来化解国内矛盾和转移国内民众视线,这将是美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所采取的一个长期政策.如果我们站在目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大环境下来看待美国的一些超常举动和无理态度,则不足为奇了.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在处理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时,应该从广阔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理性分析和沉着应对,以平常之心做好打持久战的心理准备,再次,在WTO基础上正确应对,因势利导,化解矛盾.历史上看,国际贸易关系中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是不争的事实,强国主导贸易格局的局面至今没有改变,而且更加明显.这正是美国在国际贸易中以强压弱,不按规则出牌,甚至肆意枉为,蛮横无理的根源所在.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对于美国在贸易问题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做法要据理力争,以理服人,在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以维护本国和企业的根本利益.在一些细枝末节上,应采取机动灵活方式,灵活而策略地应对,使两国贸易争端处理具有更大的弹性和回旋空间,逐步地将两国贸易关系处理方式纳入到WTO轨道.另一方面,从长远和全局看,中美两国贸易关系中互补性是主流,存在的各种矛盾是暂时的,而共同利益则是长远和永存的,实际上中美在处理和解决贸易纠纷的过程中,也是化解矛盾和求同存异过程,中国应该因势利导,正确对应,实现双赢,在WTO的框架内处理贸易纠纷,求得共识,加强合作,改善两国贸易关系中强弱差距过大,建立中美两国公正、合理的双边贸易秩序,不断提高中方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2.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换,实施外贸出口多元化战略

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根源在于中国产业结构,进而决定了中国外贸增长方式.从而使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和国际贸易中处于极端不利地位.我国对美出口的产业和产品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大多位于国际“反倾销”的高发区域.因此,当前解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治本之道是加快优化国内产业结构的步伐,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结构高位化,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次和地位,实现外贸增长方式由粗放型、数量型向质量型和集约型转换.从企业角度看,应该注重提高产品档次、质量,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技术密集型转化,形成产品的个性化竞争优势.从当前看,产业结构调整离不开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的正常运转和顺利进行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大量进口,则是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和升级的前提条件.但经济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一定时日.因此在短期内,应该改变中国对外出口过于依赖美国的局面,加大开拓国际市场的力度,积极将出口流向导向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向一些非传统的市场进行转移,实现出口渠道的多样化,把与美国摩擦严重或正在以及预计会受到美国制裁和限制的产品,通过引流和疏导,分散到其他国际市场中.这样不仅可以弱化和减轻出口过于集中导致的风险,改善中美国贸易平衡关系,而且可以将我国比较优势在更大范围内扩展开来,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提供从容和宽裕的环境和有利的国际市场条件,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与贸易增长方式转型相互促进和良性循环的目的.

3.实现经济增长由出口导向型为主向内需导向型为主转换

我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潜力无限.因此,在缓和中美国贸易不平衡关系中,切实改变中美贸易相互间不对称的现状,应该眼睛向内,通过扩大内需,把更多的需求引向国内,一方面可以减轻对美出口的压力,从总量上对出口美国的产品进行压缩,另一方面,通过扩大内需,可以创新出更多的国内的生产消费、生活消费和政府消费的需求,进而可以扩大对美国产品的进口.这样在扩大内需中,通过对美国出口与进口一减一增的双重效用,可以使两国贸易不均衡状况大大改善.在扩大内需中,需要逐步提高中产阶层、劳动阶层的工资收入,建立公职人员、企业劳动者的收入与GDP和CPI相挂钩和联动的增长机制和分配制度,形成常态化的社会收入预期机制,从而达到激励和刺激消费需求的目的.实际上,在现代社会中,消费是社会再生产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消费是创造新的需求,创造新的市场,促进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进步的重要推动力,也是实现产业调整、促进外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能动性和不可替代的力量.因此,在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关系中,拓展和开发国内市场,吸收和消化更多的对美出口,应该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和举措.内需的稳定增长为我国的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解决中美贸易摩擦提供了讨价还价的筹码.

4.加强中美双边贸易协作与合作,大力促进美国对华出口增长

美国对华贸易近几年出现较大逆差,一个重原因是美国在对中国的出口中,存在着诸多的政策性壁垒和障碍,如对中方出口的超大型计算机、数控机床、集成电路、卫星传感技术等中方需要的产品与技术,实施种种限制,这种对华出口的严格管制,在中美贸易中大大制约了美方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同时也不利于中国产业升级,实现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双方在一些领域存在的贸易纠纷长期难以缓解和解决.实际上,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的很多高科技产品和技术,中方从美国写不到,很大一部分完全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从欧洲、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进口.因此,美国对华出口限制,实际上是限制了自己,中美贸易存在的不平衡,并不是两国竞争力的真实反映,而是两国贸易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扭曲体现,主要责任在于美国一方.因此,对于我国来说,为了缩小对美的贸易顺差,减小两国由此产生的贸易摩擦,应该立足于长远和全局,敦促美方与中方尽快建立起解决两国贸易关系问题的常态和长效协商和对话机制.在这一机制之下,可以大大弱化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和利益集团的不正当诉求对中美贸易的不利影响,通过协调与沟通,不断调整和完善两国贸易政策,松动和取消对华出口管制,实现通过美国扩大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来缩小两国贸易不平衡的差距,建立起互利、双赢和优势互补的双边贸易关系.对于中国企业自身来说,应该努力开发自己的高新技术产品,逐步实现在高科技产品贸易上与美国对等和正常交易.

5 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到美国直接投资

我国在2000年就提出了“走出去”战略,目前已将对外投资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从直接投资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存在着严重失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不到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2%,美国2007年实施的《2007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首次将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基础设施、能源、关键技术领域交易项目作为审查对象,而且还特别审查国有企业和由国家控股的企业对美国的投资或并购,这个投资壁垒对在美投资和收购实行了严格限制,而我国投资的主体是国有企业,投资优势集中在基础设施和能源等上面,导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受到了严格限制.从日本经验看,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必然要引发贸易纠纷的不断升级,但如果将贸易顺差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转化为对外直接投资,到美国建厂或并购当地企业,就地生产,就地销售或出口到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仅会大大改善中美不平衡的贸易关系,减少贸易摩擦,从而大大改善我国的贸易环境,而且还会获得“黑字回流”之利.目前,中美两国彼此对外直接投资比例严重失衡,中国对美国存在的巨额贸易顺差,很大程度上与两国间的直接投资结构有关.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代替了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而中国吸引的美国直接投资又促进了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可以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在双向上促进了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的加大.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正是加快对美投资的有利时机,可以趁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危机给美国企业带来的资金紧缺,需要向外部进行大量融资的需求之机鼓励和支持中国有条件的企业加快对美直接投资步伐,以此平衡两国彼此间对外直接投资不对等关系,实现中美两国在直接投资中的良性互动和市场互换.可以说,中方企业抓住当前对美直接投资的机遇,是平衡两国贸易关系行之有效的办法.

6.在加强中美双边贸易合作基础上,建立健全科学、合理、公平的贸易统计规则和制度

目前中美国贸易关系中存在的平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延用的传统的贸易统计方法所造成的,导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被大大高估.长期以来,中美在贸易统计方法上一直存在着分歧,美国采用的原产地原则,很难反映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之间实际的贸易利益,在产业内贸易和跨国公司内部贸易量显著增加的情况下,按总贸易和专门贸易划分的国家之间的进出口总额,掩盖了国家之间在产品价值上的实际所得.因此,中方应在贸易统计方法上加强对美合作和沟通,协商统一双方的统计口径.一方面,计算出真实的贸易收支差额,减少统计误差,将解决贸易摩擦方式的选择建立在双方认可的计算标准上,另一方面,将贸易失衡的解决纳入到一般均衡分析的框架上,即摆脱一般的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局部调整.

7.敦促美国早日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中国加入WTO后,世贸组织成员国中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先后承认了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但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国家,一直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从中美贸易关系来看,“非市场经济国家”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其中掺杂着很多政治因素,这是美国政府在处理对华贸易关系中,迎合国内政治需要而对我国频繁采取反倾销措施,对人民币升值不断施压,限制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的有利借口.实际上,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成为受制于人的把柄,使中美贸易关系处于天然的不平等状态之下.因此,为了改变这种不利局面,中国方面应该加快经济体制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完善各项法律制度、行政制度和市场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通过实际行动和有利的证据,敦促美国尽早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8 建立健全中美贸易摩擦的预警机制

预警机制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政府层面.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强对中美贸易中的大宗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进行跟踪控制,特别要掌握这些产品出口中出现的数剧增或大幅波动的产品情况,进行密切观察和分析,做出决断,向相关企业发出美方可能实施的反倾销的预警信息.通过政府网络平台,适时地向中国企业方企业介绍和提示美国企业贸易政策的变动和调整情况,第二个层次是行业组织.通过行业管理,避免中方企业在对美贸易中的相互压价、互相拆台等恶性竞争行为,加强行业内对美国贸易的协调和统一管理.对于美方对中国企业不正当的贸易制裁,行业组织应代表企业进行应诉,维护中方企业的合法和正当利益.目前要充分利用和发挥进出口商会、企业联合会及各类商会等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和作用,与美国相应的企业商会、协会等开展两国之间有关贸易摩擦及解决方法等方面的对话与谈判,加强两国有关部门和行业组织之间的沟通与协作,以促进两国之间发生的摩擦得到合理解决.,第三个层次是企业.中国企业不但要学会用法律和WTO规则来解决与美言企业的贸易争端问题,还要学会如何避免贸易摩擦的发生.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企业内部的贸易纠纷解决机制和突发事件处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