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变动与文化贸易结构变迁

摘 要 ：以文化贸易的地区结构为主要关注对象,基于拓展的引力模型,对包括美国、欧洲和日本等16个国家和地区在内的贸易对象的进出口结构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文化贸易地区结构的影响存在不同的“方向效应”和“数量效应”；第二,人民币升值总体而言增加了我国文化贸易的净出口；第三,人民币汇率变动所引致的文化贸易结构调整过程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

关 键 词 ：人民币汇率；文化贸易结构；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2）11-0015-06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of the RMB and Structural Tranormation of Cultural Trade

——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the Data of Major Trade Partners

ZHU Wen-jinga, b, LI Zi-liana

（a. School of Economics； b. National Cultural Industry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export and import structure of sixteen trade partners included United States, EU, Japan and so on concerned areas structure of cultural trade as main objection, and based on the prolongation grity type models. Result shows that： First, there’re different ‘directional effect’ and ‘quantitative effect’ among influence of RMB revalue on areas structure of culture trade. Second, on the whole RMB revalue increased export of culture trade. Third, the adjustment proceed of culture trade structure incurred by RMB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is characteristic of ‘asymmetry’.

Key words： RMB exchange rate； cultural trade structure； economic structure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核心在于提高生产要素质量和使用效率,而产业结构的升级则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调整产业结构,应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来支撑.这是因为,文化产业作为一国产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缓解粗放型增长过程中日益紧张的资源约束和能源瓶颈,而且还能促进劳动力充分就业和资本合理流动[9].因而,着力发展文化产业,尤其是促进文化产业的对外贸易已经成为各国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之一.基于此,本文主要关注：在影响我国文化贸易的诸多因素中,人民币汇率变动是否对其产生了深远影响和持久冲击?之所以选择这一角度,是因为人民币汇率政策及其波动已经成为主要贸易对象关注的焦点,因而分析其经济效应对于进一步发展我国开放型经济或许更有现实意义.

一、文献述评

关于我国文化贸易结构,特别是汇率变动对其影响的相关文献鲜有见诸文端.已有的文献主要从文化贸易的现状特征、模式比较及竞争优势等角度进行了分析,比如：张斌[10]从国际贸易与国际文化贸易的对比、国际文化贸易的内部结构、发达国家的产业内文化贸易三个方面了国际文化贸易的现状；郭新茹等[7]则对中韩两国文化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进行了分析,结论显示短期来看中韩文化贸易在主要出口市场上的互补性较强,长期来看其互补性则会逐渐减弱.客观地说,这些文献从定性分析的角度对我国文化贸易的现状做了较多的研究,但对于所涉及变量之间关系的论述则缺乏一定的数量基础,因此在论证上略欠严谨.

从数量的角度分析汇率变动对我国文化贸易的影响,应该考虑一些可能对其产生影响的控制因素.比较典型地,在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中,Tinbergen[4]等多位学者将地理距离作为衡量运输成本的指标,并验证了其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许多文化商品也依赖于国际间的货物运输,因此地理距离对国际文化贸易的影响依然存在；同时,Tinbergen[4]还证实两国间存在的贸易优惠政策对于贸易规模的扩张有积极影响,而由于文化贸易涉及民族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因此保护性贸易政策将构成国际文化贸易中的巨大壁垒.Linnemann[3]则从人口规模的角度验证了其与进口额的关系,指出较多的人口意味着较大的需求；另外,Waterman和Rogers[5]认为经济增长越快的国家,媒体投入就越多,本土节目的供给能力也就越强,因此自然会减少对外国电视节目的进口.不仅如此,从文化习惯的角度,Jeongho Oh[2]验证了文化距离与一国电影自给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即如果两国的语言习惯、文化背景和传统文化相通,则意味着两国间文化距离越近,国际间流通规模越大.陈晓清和詹正茂[6]利用包含变量经济发展速度、人口规模、地理距离、文化距离、贸易条件、贸易优惠政策和科技应用水平在内的引力模型对当前国际文化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

以已有文献为基础,本文的创新在于：尝试借鉴汇率变动与贸易结构研究中较为成型的研究方法,突破文化贸易研究中数量分析不足的缺陷,综合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及其他控制因素对文化贸易结构的影响. 二、模型和数据

从区域结构的角度,本文所分析的文化贸易结构主要是指中国与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产品出口额（进口额）占总额的比重,因此,这也是一个总量规模的相对概念.而分析一国进出口贸易量的影响因素,文献中运用最多的理论是引力模型.基于此,本文在引力模型的基本形式上进行必要的拓展和变形,以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文化贸易结构的影响.

(一)计量模型及其经济意义

作为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产品分支,文化贸易的影响因素也集中体现在引力模型中.Tinbergen最早依据规模经济理论对引力模型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应用进行了分析,指出两国的双边贸易与各国的经济总量成正比,与双方的距离成反比.这之后,许多学者尝试加入各种变量对这一基本形式进行了拓展,比如：Bergstrand[1]在模型中引入了人均收入和汇率及多个虚拟变量,使模型包含更多影响贸易流量的因素.基于此,本文也尝试在基本形式中加入汇率及相应的虚拟变量进行分析,其基本形式是：

Xij等于INCiINCjDISij  （1）

Mij等于INCiINCjDISij  （2）

其中,Xij表示i国与j国之间的出口贸易额,Mij表示i国与j国之间的进口贸易额；INCi表示第i国的国民收入总值,反映了第i国的出口能力或供给能力,一般来说,收入水平越高,出口能力也就越强,因而出口量也就越大；INCj表示第j国的国民收入总值,反映了第j国的进口能力或需求能力；DISij则表示i国与j国之间的距离,反映两国之间进出口商品运输成本的高低,也反映了两国之间进出口贸易的阻碍因素,一般来说,距离越远,进出口规模越小.

除上述基本模型中所反映的变量外,本文还考虑了汇率变动对文化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这一影响应从“效应”和“数量效应”两方面进行理解[8],由汇率变动所带来的变化必将对进出口需求产生影响,其影响程度取决于进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即是否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在进出口产品富有需求弹性,特别是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的情况下,升值必将使进口需求大幅度增加,出口需求大幅度减少,因此进口总额和出口总额将分别增加和减少；反之则相反.因此,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产品的需求弹性.

另外,不同于一般性产品贸易,文化贸易还与贸易伙伴之间的文化习惯和宗教信仰有很大关系.一般来说,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传承和宗教信仰的国家之间具有更为一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因而两国之间的文化贸易也就相对越大.基于此,本文设置文化习惯这一虚拟变量,模型的拓展形式为：

 Xij等于f（INCi,INCj,DISij,EXRij,Dij）  （3）

 Mij等于f（INCi,INCj,DISij,EXRij,Dij）  （4）

其中,EXRij为i国与j国之间的汇率,这里指人民币间接标价法下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名义汇率,因此,EXRij越大,人民币越升值,反之则相反；Dij表示i国与j国之间文化习惯的相似性.考虑到被解释变量是地区结构指标,本文将各绝对指标进行单位换算后,设置计量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 Xij等于α0+α1INCi+α2INCj+α3DISij+α4EXRij+α5Dij+ε  （5）

 Mij等于β0+β1INCi+β2INCj+β3DISij+β4EXRij+β5Dij+ε  （6）

其中,α0,α1,等,α5以及β0,β1,等,β5是待定系数,ε是残差项.

(二)数据来源和处理

基于上述拓展的引力模型,分别建立文化进口和出口贸易的面板数据模型来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文化贸易地区结构的影响.其中,面板个体主要包括美国（US）、英国（UK）、欧洲（EUR,不包括英国,如无特殊说明,下述欧洲均不包括英国）、日本（JAN）、韩国（KOR）、加拿大（CAN）、新加坡（SIN）、中国香港地区（HON）、中国台湾地区（TAI）、中国澳门地区（MAO）、泰国（THI）、阿根廷（ARG）、印度（IND）、以色列（ISA）、南非（AFR）和澳大利亚（AUS）等16个国家或地区.之所以选择这些国家或地区,一方面是因为其进出口贸易额均占总额的主要部分（90%以上）,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在各大洲中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指标变量为6个,包括文化进出口贸易的地区结构、收入水平、距离、人民币汇率及文化习惯等.受统计数据所限,所获取的时间样本只包括2002～2008年的相关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的网站.

各变量的数据处理说明如下：

X——文化出口贸易的地区结构,通过我国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出口贸易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计算而得.出于分析的便利,遵循已有的研究规范,将主要以创意产品（Creative Goods）的出口额作为文化产品出口贸易的分析变量.

M——文化进口贸易的地区结构,通过中国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进口贸易额占进口总额的比重计算而得.分析变量选择同上.

INC——国家或地区的收入水平.不同于已有研究中将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引力模型中经济规模的衡量变量,本文拟以人均收入作为分析指标.

DIS——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距离,以各国首都或各地区主要城市到北京的飞行距离为衡量标准.其中,新加坡、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三地直接以其到北京的距离为标准计算而得.数据来源于CEPI数据库.

EXR——人民币名义汇率,这里指人民币间接标价法下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的名义汇率.之所以选用名义汇率而不是实际汇率,是因为名义汇率使用范围相对更为广泛,也更能直接反映汇率变动的影响. D——文化习惯的虚拟变量,主要包括文化传承和宗教信仰.若其他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具有相似的文化习惯,则该虚拟变量设为1,反之则取0.在所考察的样本范围内,认定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澳门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和印度这8个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具有相似的文化习惯.这是因为：香港、台湾和澳门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日本和韩国则受到中国儒教和佛教等传统文化极为深远的影响,新加坡领土中华人占据总人口的大部分,泰国和印度则与中国具有相同的佛教信仰.因此,这一变量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均设为1.

三、实证分析

本文实证部分的基本思路是：根据上述拓展的文化贸易的引力模型,建立分别以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为被解释变量,以人均收入、距离和虚拟变量为控制变量,而以名义汇率为主要解释变量的面板数据模型.

(一)方程选择与回归结果

截面时间序列计量模型一般有三种基本形式：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含有个体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和变截距模型.对于模型形式的选择,习惯性地采用F检验法来进行确定.在F检验法中,将变系数模型、变截距模型和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回归形式的残差平方和分别记为S1、S2和S3,并将个体总数、解释变量个数及时间序列长度分别记为N、k和T,则根据F统计量的计算法则,在不同原检测设下将得到两种检验方式.

检测设1：模型的截距和系数均不变.此时,F1服从相应自由度下的F分布,即有：

F1等于（S3-S1）/[（N-1）（k+1）]S1/[NT-N（k+1）]～F[（N-1）（k+1）,N（T-k-1）]

当计算所得的统计量F1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接受检测设1,表明样本数据符合无个体影响的不变系数模型；反之当计算所得统计量F1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相应的临界值,则应继续检验检测设2.

检测设2：模型的系数不变.此时,检验统计量F2服从相应自由度下的F分布,即有：

F2等于（S2-S1）/[（N-1）k]S1/[NT-N（k+1）]～F[（N-1）k,N（T-k-1）]

当计算所得的统计量F2不小于给定置信度下的相应临界值,则拒绝检测设2,表明样本数据符合变系数模型；反之接受检测设2,此时用变截距模型比较适合.

利用上述检验方法,本文首先根据截面时间序列模型的三种基本形式对解释变量分别为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的两个模型进行回归,得到相应的残差平方和；其次进行相应计算和检验得到表1所示的结果.结果表明,对于解释变量为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的模型,本文均宜采用变系数模型.为能更有效地比较汇率变动对文化贸易结构的影响,本文对于变系数模型形式处理的方法在于：在固定控制变量个体影响的情况下,考察人民币对16个国家或地区的汇率变动所带来的贸易结构效应,因此汇率变量是变系数的.

运用相关软件进行计算后,得到汇率变动与文化贸易结构的实证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从计量检验的角度,在文化出口和进口贸易的计量模型中,拟合优度均在0.96以上,表明各种解释变量与文化进出口贸易存在高度的线性关系；同时,两个模型中F统计值的相伴概率均为0,表明模型在1%水平下能通过F检验；各控制变量除了DIS的t统计值偏小不能通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外,其他变量均为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在影响我国文化进出口贸易的基本因素中,国内外收入水平以及文化习惯具有较强的影响功能,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距离或者贸易成本等阻碍因素至少在样本范围内的计量检验中不明显.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空运和海运等交通工具的便利使得文化产品贸易能够突破地域之间运输距离的限制,从而使得距离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小；另外,不同于一般产品的国际贸易,部分文化产品因其不具有实体性而能够依托各种媒体进行贸易,而通讯网络技术的发展则为这些文化产品的贸易提供了技术上的便利.因此,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双边之间的距离对于文化产品贸易的影响不具有显著性.值得一提的是,文化习惯相似的国家或地区之间具有更多的文化贸易,这就是说,价值认同感确实促进了文化贸易的发展；贸易伙伴的收入水平对我国的文化进出口贸易明显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其影响因子分别为0.0079和0.0027,表明贸易伙伴的需求对于我国文化产品的出口、供给对于我国文化产品的进口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不同于此,我国收入水平对文化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则是负向的,其影响因子分别为-0.0545和-0.0132,即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越高,文化产品的进出口反而越少,这一结果似乎背离了经济现实.对于这一现象,本文的解释是：不同于样本范围内所考察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以创意产品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产业发展起步较低,但同时民众对于本土文化产品又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因此,在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民众首先愿意接受本国的文化产品,这一行为必然导致我国对国外相关产品的需求下降,因而进口额减少,同时也必然导致文化产品国内消费部分占比上升,因而出口额减少.这一“逆事实”现象进一步表明,我国民众对于本国文化具有极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市场渴求欲,文化产业具有较为可观的国内市场.

(二)汇率变动与文化贸易

在影响中国文化出口贸易地区结构的汇率因素中,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中英、中欧、中日、中新、中泰、中印和我国港澳台地区之间的出口贸易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人民币升值将带来我国对美国、英国、欧洲、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文化出口额的增加,尤以美国和欧洲的影响程度为甚,其影响系数分别为2.4439和1.9386；同时导致对新加坡、我国台湾和澳门地区、泰国以及印度文化出口额的减少,其影响程度均显微弱.在影响中国文化进口贸易地区结构的汇率因素中,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美、中欧、中新、中澳（我国澳门地区）、中泰、中印和中澳（澳大利亚）的进口贸易有显著的影响作用.其中,人民币升值将带来我国对美国和欧洲文化进口额的增加,两者所受的影响均比较大,其影响系数分别为0.6409和1.9655；同时导致对新加坡、我国澳门地区、泰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文化进口额的减少,其影响力度相对较弱. 对于计量分析所得出的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读：首先,为什么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中国对美国等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出口增加,而同时却导致对新加坡等国家或地区的出口减少?按照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出口贸易额的变化取决于和需求量两个因素,汇率升值将使得本国商品的出口在本币标价的情况下变得相对昂贵,而国外需求则将依据出口产品的需求弹性进行相应的调整.在产品富有弹性的情况下,相对的上升必将带来需求的大幅度下降,从而导致出口贸易额在升值的情况下相对减少；在产品缺乏弹性的情况下,相对的上升则难以对需求量产生影响,因而出口贸易总额在升值的情况下不减反增.人民币升值对各国文化产品出口贸易之所以产生不同的影响,极有可能的一种解释便在于我国出口的文化产品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需求弹性,直接表现为：美国、英国和欧洲等国家或地区对我国文化产品的需求存在刚性特征,因而产品缺乏需求弹性；而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等国家或地区对我国文化产品的需求则是弹性的,因而产品富有需求弹性.这一解释与上述文化习惯所带来的影响也具有共同的契合点,即：文化习惯相似的国家或地区,比如新加坡、我国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等等,因其具有共同的价值认同感,在一方面具有共同的需求偏好带来文化贸易增加的同时,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具有共同的供给模式形成文化贸易的竞争,后者在一方出口上升的情况下极易导致贸易额的下降.

基于同样的分析基础,对于人民币汇率升值带来美国和欧洲文化产品进口的增加、同时导致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进口减少的现象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其原因在于：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出口到中国的文化产品富有需求弹性,因此在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中国从这些国家进口的文化产品总额将增加；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出口到中国的文化产品缺乏需求弹性,因而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进口产品的下降导致了文化产品总额的下降.这一结果进一步表明：中国民众对于文化进口产品的偏好存在地区上的差异,其中,对欧美文化产品的需求富有弹性,而对地缘文化习惯相近的亚洲国家的文化产品则缺乏弹性,因而表现出更大的喜好和认同感.综合进出口贸易两方面来看,我国文化进出口贸易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即我国与贸易伙伴国对于彼此的文化产品存在需求上的“非对称性”,这一结论也可以具体总结为：相对于欧美文化,中国对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具有较强的认同感；但欧美国家相对于亚洲其他国家而言,对中国文化则表现出更强的偏好.

其次,为什么人民币升值对中美和中欧之间的文化进出口贸易影响力度较大?本文的解释在于：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中美和中欧之间的贸易规模较大,我国文化产品进出口贸易的主要对象为美国和欧洲.数据显示：在2002～2008年我国的文化出口贸易中,出口到美国的份额虽然呈逐年下降趋势,但仍然居于各国或地区之首,平均为33.48%；欧洲则位居第二,并有逐年上升的趋势,平均为21.74%.因此,美国和欧洲是我国文化产品的主要出口对象.这就是说,相对于其他国家或地区而言,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中美和中欧之间的文化贸易影响较大.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结果并不能成为欧美国家对人民币升值施压的理由.这是因为,人民币升值虽然增加了两国文化产品的出口,但同时也增加而不是减少了两国文化产品的进口,且后者增加的幅度大于前者,因此,升值并不能有效改善欧美国家的贸易逆差,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并不具有充分的经济依据.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开放经济条件下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重视汇率变动所带来的经济效应,特别是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而调整产业结构应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以创意为核心的文化产业来支撑.以此为导向,本文关注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文化贸易地区结构的影响.基于2002～2008年16个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数据,运用拓展的引力模型对此进行了截面时间序列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人民币升值对我国文化贸易地区结构的影响存在不同的“方向效应”和“数量效应”.首先,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文化进出口贸易的影响方向不一致.对于文化出口而言,人民币升值将带来我国对美国、英国、欧洲、日本和我国香港地区文化出口额的增加,同时导致对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澳门地区、泰国和印度文化出口额的减少；对于文化进口而言,人民币升值将带来我国对美国和欧洲文化进口额的增加,同时导致对新加坡、我国澳门地区、泰国、印度和澳大利亚文化进口额的减少.其次,人民币升值对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文化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力度不一致.相对而言,人民币升值对于中欧和中美之间的文化贸易影响力度较大.

第二,人民币升值总体而言增加了我国文化贸易的净出口,因而有利于改善文化贸易逆差的状况.人民币升值虽然对我国文化贸易地区结构的影响存在不同的“数量效应”,但总体而言,欧美国家由于其与我国的文化贸易额较大,其所受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能够代表我国文化贸易的进出口变动情况.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升值在带来我国从欧美国家进口总额的同时,也促进了我国对这些国家的出口,且后者增加的幅度大于前者.

第三,人民币汇率变动所引致的文化贸易结构调整过程具有明显的“非对称性”特征,即我国与贸易伙伴国对于彼此的文化产品存在需求上的“非对称性”.中国民众对于文化进口产品的偏好存在地区上的差异,其中,对欧美文化产品的需求富有弹性,而对地缘文化习惯相近的亚洲国家的文化产品则缺乏弹性,因而表现出更大的喜好和认同感.国外民众对于中国文化产品的偏好则与此正好相反,表现为美国、英国和欧洲等国家或地区对我国文化产品的需求存在刚性特征,即对我国出口的文化产品具有更大的偏好；而新加坡、我国台湾地区和澳门地区等对我国文化产品的需求则是弹性的,因而产品富有需求弹性.

基于以上的结论,对于我国文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有以下几点建议.

首先,注重文化产业基础发展.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文化贸易的基础和条件,文化贸易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影响的传导路径必然也是通过国内文化产业的发展,注重创意研发的基础投入以及后期开发的政策辅助,在创新型经济中发挥文化创意经济的重要作用. 其次,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将文化产业的发展提高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给予文化产业各种政策优惠和发展支持,特别是刚刚成长的文化产业品牌的保护发展和知识产权的重视,为文化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奠定基础.

最后,加强文化输出,减少文化折扣.文化折扣是影响文化产品国际市场需求的重要因素,通过文化输出,特别是政府主导的文化输出,有利于减少价值观、文化思维等差异引起的文化误解,从而引导文化需求的产生,为我国文化贸易出口铺平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