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与调整

在目前的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国对中国的持续巨额贸易逆差成为争论的焦点.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2005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为1142亿美元；而根据美方的统计,这一数字则高达2000亿美元.面对这一现实,美国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故意低估人民币,导致中国商品以不正当的低价向美国市场出售,是造成中美巨额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因此,以美国国会为代表的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压制中国政府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声音近来也甚嚣尘上.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美国国会参议员舒默和格雷厄姆联合提出的《舒默－格雷厄姆法案》,要求中国必须提高人民币汇率,否则就向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加征27.5%的惩罚性关税.尽管这两位议员在今年3月底访华后态度有所软化,已将法案提交表决时间推迟至今年9月30日,对中国“以观后效”,但问题并未就此解决,因为几乎就在同时,参议员格拉斯利与鲍卡斯联合提出《格拉斯利－鲍卡斯法案》,矛头仍然指向中国.《格莱斯利－鲍克斯法案》要求美国财政部增设一名助理部长,专门关注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国家的汇率问题,还要求给予美国贸易代表更多授权及新的应对工具去处理贸易方面的问题.法案建议对那些被认为影响美国的“汇率失调国家”实施新的制裁：美国国会将给出6个月的时间让“失调”国家自行解决汇率问题；如果该国未能采取行动,美国国会将要求政府实施一系列制裁手段,包括封杀该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增加权、禁止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是支持美国公司海外投资的政府机构）向该国提供美国投资者的保险和保证金等.虽然该法案并未明确针对中国,但用意非常明显.相对《舒默－格雷厄姆法案》,这一法案较为温和,可以看作是某种折中,在国会被通过的可能性也颇大.

对于美方的指责和要求,我们应当如何认识呢?必须坚持的基本立场有三：第一,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逆差并无直接关系；第二,人民币汇率制度符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和国际惯例,并无“操纵”问题；第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面考虑中国的经济稳定和安全,不可能以“剧变”方式进行.

首先,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逆差并无直接关系.美国目前对华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国内储蓄率（包括政府、企业和私人的储蓄）偏低,其储蓄低于消费和投资的部分必然要依靠进口来弥补,从而形成贸易逆差.这是由美国目前的基本经济机构所决定的.只要这一基本结构不发生变化,即使中国提高人民币汇率,从而使中国出口货物上涨,竞争优势下降,美国市场也会被其他国家的低价商品占领.实际上,美国从目前的中美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一方面,美国消费者得以享受到物美价廉的中国商品；另一方面,中国从贸易顺差中获得的美元外汇储备中很大一部分用于购写美国国债,等于是借钱给美国人用,在相当程度上支持着美国“低储蓄、高消费”的经济结构.

其次,目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并不存在“操纵”的问题.汇率制度归根结底是一国内政问题,一国有权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选择符合国情的合理汇率制度.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并不硬性要求采取某种汇率制度,无论是固定汇率、管理浮动还是自由浮动,都是被允许的.从我国的实践来看,汇率制度一直是朝着放松管制和促进灵活化的方向发展的.我国在1996年已经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协定》第八条第二节要求,实现了人民币在贸易等经常性支付方面的可自由兑换.2005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即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从过去的单一“钉住”美元变为“参考”包括美元、日元、英镑、欧元等主要货币在内的“货币篮”调整,从而向更加灵活和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迈出了重要一步.应该说,中国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方面的诚意和成绩有目共睹.

第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全面考虑中国的经济稳定和安全,不可能以“剧变”方式进行.中国目前还是一个出口主导型的经济体,持续和稳定的出口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尽管已经下定决心扩大内需,降低对出口的片面依赖,但这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政策和法律调整,绝非朝夕之功.例如,我国目前社会保障法律制度还很不完善,背负住房、教育、医疗“三座大山”的国内消费者无力也不敢充分消费,而不得不大量储蓄.又如,我国证券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投资者对证券市场信心不足,宁愿储蓄而不愿投资,导致国内市场资金不足.再如,我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片面鼓励外资的政策,以及在此政策指引下的中、外资企业区别对待的企业所得税制度（外资企业平均实际税率15%,中资企业平均27%）,对外资企业形成所谓“超国民待遇”,使得中资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天然劣势；由于外资企业大多为出口型企业,间接构成对出口企业的优待.因此,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依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应的,人民币汇率调整也不可能罔顾对中国商品出口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中国经济稳定和安全的重大影响仓促为之,而只能是一个谨慎、渐进的过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舒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