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茶商2003年第11期

山西茶叶商人在清初康熙、乾隆年间就在张家口兴盛起来.茶商以砖茶销往内外蒙古,以红茶远销俄国,在远东、中亚和西伯利亚一带都有山西茶商的足迹.山西茶商为发展全国经济、勾通物资交流,促进中外人民友谊做出了贡献.

张家口地理位置险要,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内地与蒙俄贸易的码头和商品集散地,随着清康熙年间全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日臻强大,经过康熙帝的运筹帷幄,亲征噶尔丹,统一了新疆、西藏、青海和漠南、漠北,安定了边疆,打通了内外蒙古至俄国的贸易通道,张家口的对外贸易便兴盛起来.在张家口经商的山西茶商,不仅占有东西苏(尼特)、库伦(乌兰巴托)等地贸易市场,而且最远达毛斯格洼(莫斯科)、伊尔库茨克、喀山等地.

从十六世纪中叶起,物资丰富的张家口吸引着内外蒙古和俄国商人,他们千方百计打人张家口贸易市场,而在张家口经营茶叶的山西商人也想方设法与蒙古、俄国商人经商.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在张家口的山西茶商与蒙俄商人打开了贸易通道.为了扩大中俄贸易交流,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俄国彼得大帝命使臣叶马罗到中国商讨扩大通商办法.雍正五年(1727年)俄国沙皇加德麟遣使来中国,要求通商.清政府于同年八月与俄国了通商措施.中国派蒙古王郡策凌、内务大臣四格待郎与俄国使臣图理琛在恰克图(中俄边界)签订了《恰克图条约》,双方规定“恰克图为两国通商之地”.此后,这里变成了中俄两国商品交易市场.恰克图市场分为中俄两国两个贸易圈,俄国市场称恰克图,中国市场称写卖城.据后来一位清朝官员王先谦在一份奏疏中说：“从前,张家口有西帮(指山西商人)茶商百余家与俄商在恰克图易货.”

当时,在张家口经商的山西商人主要以经营茶叶为主.清乾隆末年在张家口大境门外对俄国茶叶贸易商号有50余家.山西介休县张原村人茶商范永斗开设“大川玉”茶店,在福建购有茶山5000亩,茶场7座,成为晋商之首.茶商将茶叶由福建走水路运到汉口,加工后装车转运到张家口.张家口“大川玉”茶店有600余人细加工茶叶,然后包装用牛车、骆驼运到蒙古库伦和俄国恰克图贸易市场.据《山西外贸志》上说,从同治八年(1869年),山西商人向恰克图运送茶叶颇多,是年汉口关册中记载：“山西商人,由陆路运往恰克图的茶叶,估计有功夫茶48000箱,还有红绿茶计98500筐,即62760担.”两项合计约11万担.到同治十年(1871年),山西商人的输出能力已达202184担.

当时,山西人在张家口经营茶叶的商号有四大茶庄：长裕川、长盛川、大玉川、大昌川,这“两大”、“两长”是山西祁县人的商号,所以称“祁县帮”.尤其是“大玉川”是清廷御贴备案的商家,持有”‘双龙红贴”,这红贴就是通行蒙古草地的通行证.俄蒙商人看到红贴后,就放心大胆地同他们进行贸易,“空口无凭,红贴为证.”当年清政府还赐给“大玉川”一块双龙石碑,上刻着这家茶庄在旅蒙、旅俄中的贸易活动,赞扬了山西商人们的功绩.大川玉茶店掌柜是介休县人范永斗后裔,清政府为了表彰范氏的经商活动,曾赐黄马褂、御食和牌匾等物.

清代有本书叫《茶市杂咏》,里面有段对茶商的记述：“清初茶叶均由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货物往还,络绎不绝.首春客至,由行东至河口欢迎,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点交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账别去.”据今90岁老人段存山说,当年福建五夷山茶区,有山西商人开办的茶山30多座,茶山管理由当地人代为经营,每年茶叶收购齐后,才由茶店派人到福建茶山、茶场将茶叶通过水路运到汉口,然后经陆路运到张家口,经加工后分等级运往蒙俄贸易市场.

当年因交通工具原始,送运茶叶全靠牛车拉,牛、马驮.送茶叶的牛车以上百或数百结队,一辆辆首尾相衔,长可里计.车辚辚,马萧萧,蔚为壮观.

由张家口到俄国恰克图要行程4300多华里,其中有800多里茫茫戈壁滩,常常是“绵绵斯道,几不逢人,自米盐薪水,无不咸备.百里不逢井,数日不见人为常事.”据《蒙古鉴》记载说：“由张家口向西北逾阴山达沙漠,经察哈尔之察罕巴尔、哈孙固尔、梅章乌苏等地可到达恰克图和写卖城,山西茶商运茶多取此道.”在写卖城经商的山西人,他们资金雄厚.如山西太谷曹氏有资金100余万两白银.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山西茶商在写卖城市场的贸易总额为白银600多万两.据《茶市杂咏》一书记载,清初在头写城贸易市场投资办商业的山西人有50余家,,每家资本约有二三十万至百万两白银.其贸易额年年增加,只茶叶一项输出在雍正五年(1727年)为25000箱.茶叶在道光年间(1821年至1850年)噌加到66000箱.到1850年,茶叶占全部输出额的75％.据史料记载,乾隆十五年(1705年)由张家口运输到俄国的茶叶其砖茶7000普特(1普特为16．38公斤),白毫5000普特.到嘉庆十五年(1810年)以上两项增加6倍.山西茶商在输出茶叶上,最多一年达到2500万箱(每箱约30公斤).光绪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年至1840年)每年输出俄国的茶叶量平均为8071880俄磅.其中大砖茶71950块,小砖茶60430块,还有红绿茶43070箱,其中花茶8000箱,家茶4000箱.茶商从蒙古商人那里换回皮毛、鹿茸、羚羊角、麝香、药材、蘑菇、水晶等贵重物品；从俄国商人那里换回来的有哈达(薄呢)、羽纱、毛毡、银制品和其它贵重物品.

山西旅俄蒙茶商从清初至民国八年是生意发展极盛时期,当时贸易额每年可达一亿五千万两白银,张家口的商业资本完全由山西人支配.但到民国九年(1920年)外蒙古独立后,山西商人的生意逐渐衰落,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山西在张家口的商人商业资本已毫无发展希望.民国十八年(1929年)中国在外蒙古的商业完全被外蒙古没收.总计商务损失在一亿两以上,从此与蒙俄商业活动中断,山西旅蒙商业一落千丈.在张家口原有山西人开办的35家茶店,有1g家倒闭.其它商号从最盛时期的7000家,猛减到只有百余家.兴盛多年素称“茶叶之路”的张(家口)库(伦)道路名存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