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贸易顺差不是通胀的根源

一、2010年的贸易顺差不可能造成货币超发

2010年CPI上升3.3%、PPI上升5.5%.因为2010年广义货币（M2）计划增加17%、实际增加了19%,很多人相信这次通胀产生于货币超发,并认为贸易顺差带来基础货币被动增加是货币超发的根源,进而把压顺差作为治理通胀的主要手段.

在研究了基础货币增加数量和导致基础货币增加的各种原因之后,我们发现上述观点有明显错误：

1. 2010年贸易顺差不是基础货币增加的主渠道.2010年我国贸易（包括货物和怎么写作）顺差2,321亿美元 ,约合15784亿人民币.2010年基础货币增加41326亿元,贸易顺差仅贡献了38%,无论如何不能称为主要部分.

2. 贸易顺差带来的基础货币被动增加没有超过货币需求增加.中国经济增长和货币化进程深入、国际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扩大等,经济正常运行所需的货币数量也在增长,贸易顺差带来的基础货币被动增加没有超过货币需求增加.2010年GDP增长10.3%,基础货币也应该增长10.3%,即14831亿元,仅比贸易顺差所带来的基础货币增加量低953亿元.由于中国经济货币化进程尚未完成,在收入增长过程中货币应有更多增加,参照央行公布的2010年M2增长17%左右的计划,2010年基础货币应该比2009年增长17%,即24477亿元,贸易顺差所能带来的基础货币增长比该目标还少8693亿元.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其他国际收支项目顺差或其他增加基础货币的方式,货币供给增长目标将无法实现.所以说,贸易顺差本身不可能带来基础货币过度增长.

二、2010年基础货币过度增长以主动超发为主、被动超发为辅

2010年发生基础货币超发,既有国际收支非贸易账户顺差带来的被动超发,也有央行非国外资产项目调整形成的主动超发,其中主动超发是重要根源.

1. 2010年因国际收支账户顺差导致的基础货币增长确实过多了.虽然贸易顺差带来的基础货币增加低于基础货币需求增加,没有带来基础货币被动超发,但资本流入等其他国际收支账户顺差导致的基础货币增长确实过多了.2010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4690亿美元,贸易顺差占其中的49%.以2010年基础货币合理增长24477亿元计,央行国外资产增加30087亿元,意味着国际收支总顺差带来基础货币被动超发5610亿元（30087-24477）.

2. 2010年基础货币增加超过央行持有的国外资产增加, 有主动“超发”现象.基础货币增加41326亿元,比国外资产增加还多了11239亿元（41326-30087）,这多出来的基础货币增加不能归咎于贸易顺差,也不能归咎于其他国际收支顺差项目,只能是央行主动超发,不是被动超发.

2010年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增加2323.78亿元,其他负债减少11060.97亿元,这就可以导致基础货币增加13384.75亿元,是国际收支之外基础货币增加的重要来源.

3. 2010年基础货币过度增长以主动超发为主、被动超发为辅.以2010年基础货币合理增长24477亿元计,基础货币超发16849亿元（41326-24477）,其中被动超发5610亿元,占33%；主动超发11239亿元,占67%.

4. 2010年超过国外资产增加的部分基础货币增加,才是推动通胀的主要因素.考虑到央行6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了货币创造乘数,要实现M2增长17%左右的计划,还可以容纳更多的基础货币增长.运用倒推的方法,2010年M2实际增长约19%,超计划增长了11889亿元.按照2010年实际货币乘数在4-4.5之间计,基础货币超计划增长2650-3000亿元.这意味着,贸易顺差乃至国际收支总顺差都不足以造成基础货币超计划增长,超过国外资产增加的部分基础货币增加才是罪魁祸首.

三、2010年央行的冲销操作不充分

如果央行认为国际收支顺差增加所带来的基础货币增加过多了,那么央行不仅不应额外多增发基础货币,还应该增加央行债券发行,以减少基础货币的增加；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降低货币创造乘数,控制流通中货币增长.但数据显示,2010年央行的冲销操作是不充分的.

1. 央行未对基础货币的被动增长实行有效冲销.2010年央行债券发行存量比2009年减少了1566.98亿元,这意味着从总量上看,央行非但没有增加央行债券发行来冲销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基础货币增长,反而收回以前发行的央行债券,客观上增加了基础货币的投放.

2. 提高存款准备金率降低了货币创造乘数,但不足以回收基础货币超发增加的全部流动性.以2010年基础货币超发16849亿元、实际货币创造乘数4.3计,可能造成M2超发72451亿元；参照2010年基础货币增长率29%,M2可能达到787110亿元,实际为725852亿元,少增了61258亿元,提高准备金率起了一定的效果.但比较M2的超发,仍有11193亿元（725852-61258）未收回,使得M2超计划增发2%.

四、将贸易顺差作为通胀的根源,不利于控制通胀和通胀预期

治理通胀是今年宏观经济管理的首要任务.如果把贸易顺差视为通胀的根源,把治理通胀的措施集中在压缩贸易顺差上,可能导致“开错药方抓错药”,不利于治理通胀并引起经济紊乱.

1. 不能只盯着贸易顺差带来的基础货币增发.从基础货币增发的渠道看,贸易顺差仅占1/3略强,其他渠道带来的基础货币增发数额更庞大,如果不加控制,造成的货币过度发行将更多,对通胀的推动力更大.

2. 贸易顺差在形成基础货币供给方面 也有两方面的作用.贸易顺差在形成基础货币供给增加的过程中,一方面有出口品生产过程形成货币需求,吸收其带来的货币供给增加；一方面形成收入尤其是工资性收入带动国内消费,刺激消费品生产,在产能过剩的经济中,不会形成过度通胀压力.相对照的是,包括证券投资等在内的热钱流入形成基础货币供给增加,没有相应的生产过程配合,仅扩大了对现有金融和真实资产的需求,因而有更大的通胀推动力.

3. 不能人为地压缩贸易顺差.贸易顺差被压缩,可以通过贸易乘数效应更多地减少总产出,如果货币供给没有相应压缩（比如资本流入继续增长）,就可能形成“更多的货币数量追逐更少的商品”,形成低收入增长和通胀并存的“滞胀”现象.

4. 应纠正把贸易顺差看作是通胀的根源.除了需求拉动、成本推进以外,通胀预期本身也是通胀的原因之一.如果舆论宣传使得广大群众相信认定贸易顺差是通胀的根源,形成贸易顺差存在就会有通胀的预期,而当前贸易顺差又不可能迅速消失,就有可能出现预期通胀的自我实现.

五、找准通胀根源,采取对症措施

2010年及延续到今年的物价上升有多种复杂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多种因素推动的成本上升,包括进口传导的成本推动型因素.

1. 2010年货物进口占国内最终产品供给的23%,进口上升对我国物价的推动举足轻重.2010年进口指数上升超过14%（其中天然橡胶上升85%、铁矿砂及其精矿上升61%、原油和成品油上升30%、农药上升24%）,根据进口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可使国内中间产品上升约4.5%,消费品上升约2.2%,可以解释2010年PPI上升率的80%,CPI全年上升率的2/3.以上数据说明,2010年的通胀是进口传导的成本推动型为主的.

2. 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后我国工资增长陷入停滞状态,后危机时期人工成本上升已成为主要趋势.2010年经济形势好转,工资补偿性增长,形成国内成本推进型通胀.2010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增长幅度为22.8%,一般工资相应提高.工业企业劳动报酬占总产值10%左右,工资提高10%,工业品将上升1%.

3. 灾害天气、疫病等对农业生产的冲击,形成物价上涨.但这些物价上升是短期的,一过性的,不会形成物价持续上升趋势.

4. 生产资源的上涨带来了各种物价的上涨.经济增长过程中人民收入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产品更新换代、经济结构调整等,物价水平有普遍的轻微上涨趋势.

5. 货币供给增长满足了以上各种物价上升所带来的需求增加.当前的通胀不是过多的货币追逐有限的商品,是更贵的商品要求更多的货币来实现其交易价值.

应对成本推进型通胀,宜采取适应性货币政策,容忍成本上升,与“狼”共舞.不宜采用压缩货币供给、提高利率等过紧的货币政策,否则有供给下降、出现滞涨甚至“硬着陆”之虞.货币数量和利率都是需求管理政策,不能有效应对成本上升-供给下降型通胀.上世纪70年代美联储应对第一次石油冲击时,采取了紧缩的货币政策,结果美国经济进入了痛苦的滞涨期；应对第二次石油冲击,美联储采取了适应性政策,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经济较快度过危机.

央行应总结经验,采取适宜、有效的手段实施谨慎的货币政策,比如适当扩大央票发行控制基础货币增长,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相配合,更有效地回收流通中货币；适当限制进口人民币结算、鼓励出口人民币结算,力求进出口人民币结算基本平衡,减少因进口人民币结算多于出口人民币结算形成的国际储备“被增长”、基础货币超贸易顺差增加的现象.强化资本项目管理,尽可能将“热钱”阻挡于国门之外.

在长期,应坚持经济结构调整,压缩资源、能源密集型产业、提高生产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降低产品单位成本.这些产业政策是平抑成本推动型通胀的适宜、有效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