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贸易成本的测度影响因素

摘 要 ：贸易成本对于分析海峡两岸贸易乃至促进两岸构建更加紧密的经济共同体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采用改进了的引力模型和普莱斯－温斯登FGLS估计法,可对1979－2010年32年间祖国大陆与台湾的贸易成本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和分析.结果表明,两岸贸易成本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並且下降的幅度趋缓.海峡两岸经济规模的不断增长和“三通”的实现有效降低了贸易成本,但汇率的波动以及台湾当局所制定的“戒急用忍”和“积极开发,有效管理”等针对祖国大陆的限制性经贸政策提升了两岸贸易成本.因此,海峡两岸可以搁置政治争议、继续挖掘贸易成本下降的途径,降低两岸经贸往来中的障碍与壁垒,促进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以实现共同繁荣.

关 键 词 ：海峡两岸贸易；贸易成本；引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2）06-0086-08

收稿日期：2012-04-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构建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研究”（11AZZ005）；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后ECFA时代两岸经济合作发展趋势与对策研究”（11D810006）；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海峡两岸贸易成本及其效应研究”（20122G011）；

作者简介：李非,男,福建永安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蒋含明,男,江西南昌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2008年是海峡两岸关系出现重大转折的一年.从2008年3月下旬开始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台海局势发生重大的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並在其后呈现出不断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具体而言,2008年12月,两岸实现了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邮的“大三通”；2010年6月29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财团法人海峡交流基金会正式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其内容涵盖“商品贸易、早期收获、怎么写作贸易、投资保障、防卫措施、经济合作,以及争端解决机制”等.随着两岸关系的进展,两岸贸易成本迅速下降.台湾学者张五岳（2003）指出,两岸全面开放直接“三通”,每年两岸海上货运、空中客运、电信等费用可以节省至少7.33亿美元,其中海运直航可节省2.48亿美元,空运票价可以节省4.38亿美元的经济以及695万小时的时间成本.

贸易成本对于分析两岸贸易乃至促进海峡两岸构建更加紧密的经济共同体,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传统的贸易理论研究将贸易的产生和发展仅仅归结为与资源禀赋相关的比较优势,对贸易流通领域中发生的其他成本並没有引起关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知名学者在经济一体化化背景下开始把目光转向贸易成本这个国际经济学中的重要变量（Obfeld　et.al,2000）.国际贸易领域专家Anderson等（2006）指出在一些情况下贸易成本将会受到政策的很大影响乃至成为政策工具实施的直接结果,这一点在两岸贸易领域体现的尤为突出.1995年6月台湾李登辉访问美国,两岸关系趋于恶劣.次年8月台湾当局推行所谓“戒急用忍”政策阻扰台湾企业“西进”.2001年11月,台湾当局所谓“行政院院会”又开始实施“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经贸政策对赴祖国大陆投资个案设置新的审查机制,祖国大陆与台湾经贸往来受其负面影响严重.

由于台湾当局制定了许多非经济考虑的限制两岸贸易的政策措施,导致两岸贸易与一般区域与区域之间的贸易存在很大差别（李非,2008）.台湾当局出于对“政治矮化”的担忧对两岸贸易一直保持政策干预,使贸易成本居高不下.

二、文献综述

经济学历次重大发现都在不同程度体现为成本问题的进展.经济学史中很多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对成本问题做出了富有成效的研究,这表明成本问题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方虹等,2010）.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史来看,古典以及新古典贸易理论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以及属于生产领域范畴的生产结构转换成本,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中的主要对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分析.但由于忽略了交易成本和代际成本等属于流通领域范畴的贸易成本,导致传统贸易理论很难在现实中解释近年来在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国际贸易与制度安排矛盾、国际贸易中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突出等新问题.

贸易成本指的是将产品送达最终消费者过程中所引发的所有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运输成本、合同履行成本等.由于获取上述数据常常需要耗费大量精力,传统贸易理论一直主要关注于类似关税这样的可见成本.而事实上,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一些旨在消除关税壁垒、促进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如关税合作理事会、欧洲经济共同体关税同盟、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相继问世,並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到2000年,发达国家工业产品的平均进口关税水平就已经下降至3.8％,而发展中国家工业品的进口关税水平也下降至12.3％.这表明关税的重要性正逐渐减弱而其他形式的成本在贸易成本中扮演的角色将越来越重要.

从20世纪90年始,国内外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並展开了相关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工作.国内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贸易成本至关重要,Behrens（2007）指出,如果商品或者怎么写作的未能反映出其全部成本,那么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将缺乏说服力,由此社会将承担相应的福利损失.Deardorff（1991）则认为,一个区域某产业净贸易份额往往不仅仅取决于一个区域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区域的制造成本,关键还取决于包含运输成本在内的贸易成本.在实证研究方面,国内学者许统生等（2011）测度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制造业各产业的贸易成本,结果显示：1997-2007年,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贸易成本在制造业各产业上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逐年下降趋势.许志波、钟昌标（2012）的实证研究结果则表明,贸易成本会影响国际贸易利益及其分配,当农产品贸易成本高于非农产品时,贸易成本将增强国际贸易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 在关于两岸贸易成本的问题研究方面,近年来许多学者也从各自不同角度分别从间接与直接层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探讨.邵宗海（2003）指出,两岸不能直航不仅使得台湾岛内和祖国大陆人民必须付出多倍费用,花费更多时间,还会无谓增加运输成本,造成台湾当局积极筹划的亚太海空运中心战略受到严重影响.李非（2008）则指出,海峡两岸经贸合作框架协议中的货物与怎么写作贸易早期收获清单对于降低两岸经济合作中的交易成本极为有利,这对于海峡两岸经济不断走向日益深化的区域分工乃至进一步推动两岸“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安排”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蒋含明（2012）则测度了1997-2010年14年间祖国大陆与台湾按照HS编码划分的各行业的贸易成本,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动态面板模型並采用了动态广义矩估计方法经验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两岸各行业贸易成本总体呈现下降趋势,並且各行业下降的幅度存在较大的异质性.

尽管如此,上述文献在研究方法上或是基于二战后两岸关系的定性描述,或是测度了海峡两岸按行业划分的贸易成本.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首次全面测度了两岸三十年间的贸易成本,同时将涵盖有政策变量的制度因素考虑到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中,並且运用计量方法进行了规范且全面的定量分析.

三、海峡两岸贸易成本测算

(一)基准测算模型：Novy（2006）模型

较为准确的测度贸易成本是分析贸易成本问题的前提（马建英,2009）.然而,现实中大量学者对于贸易成本如何测度仍然存在很多争议.袁志田（2000）提出,如果对于贸易壁垒进行直接测度,那么对于非关税壁垒则很难做到具体量化,並且各种形式的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作用与限制效果也差异很大.Anderson和Venables（2003）甚至表明不管采取对贸易成本进行直接测度还是采用间接方法对贸易成本进行测度,都存在较大的局限性.鉴于各类指标在其应用方面都有各自问题,考虑到测度方法的不同,相关领域的专家都很难给出一个较为一致的结论.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直接测量贸易成本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鉴于此,目前多数学者在测度贸易成本时均主要依靠间接方法.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大多数研究者运用间接方法测度贸易成本时,都依据了引力模型进行分析.其中以运用贸易法、法等方法来间接测度贸易成本为主（茹玉骢等,2010）.Anderson和Venables（2003）曾经对法做过详细论述.钱学锋和梁琦（2008）总结了传统引力模型中的贸易法具有三大不足：首先,贸易法在贸易发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贸易成本的构成,並且贸易法将这种构成提前纳入引力模型中进行计算分析.由于此类计算方法存在遗漏变量的可能,有可能导致分析的结果存在偏差.其次,贸易法缺乏相应的国际经贸理论基础,因而对于比较静态分析无能为力,同时也较难考察当某些关税或非关税壁垒被削弱或者取消时产生的效果.最后,传统模型中的贸易方法不考虑到多边阻力项的影响.总而言之,在间接测度贸易成本的思路上发展起来的传统引力模型不太令人满意並且还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为了化解这些问题,Novy（2006）提出了改进的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式（1）中,xp和xq分别代表区域p和区域q总的出口额,GDPp和GDPq则分别表示区域p和区域q的国内生产总值,xpq以及xqp分别表示区域p对区域q的出口额以及区域q对区域p的出口.θ则表示祖国大陆与台湾贸易中的可贸易品份额（检测设双边贸易是对称的）,δ是替代弹性.

以上方程表明,如果双边可贸易品的份额s较高,则贸易成本也较高.在传统的引力模型中,双边贸易仅由GDP来决定,然而在改进的引力模型方程中,双边贸易则由（GDPp-xp）和（GDPq-xq）来共同决定.（GDPp-xp）以及（GDPq-xq）实际上代表着市场潜力,其含义是区域p或者区域q的产出当中潜在的可贸易但事实上並未实际发生贸易的那一部分.从计算贸易成本的公式（1）中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若两个区域产出的增加並没有引发两个区域贸易量的提高,那实际上意味着双边贸易成本上升.其次,如果两个区域间的贸易增加,那显然意味着两个区域之间展开贸易相对更加容易,这使得两大区域间的贸易成本有下降.更为重要的是,方程（1）还反映出来了多边阻力项的影响,两个区域贸易由两个区域贸易成本相对于这两大区域的平均贸易成本水平来决定.这样就大大避免了传统引力模型（Anderson　and　van　Wincoop,2006）中用不可观测的指数作为多边阻力项所引发的问题.总之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通过运用Novy（2006）的方法,不仅更加易于获得所需的原始数据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传统引力模型以及一些具备理论基础的现有传统引力模型的漏洞,提高了贸易成本计算的精确度.

(二)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时间跨度为1979-2010年.我们现在对测度两岸贸易成本所需的各项数据来源进行如下说明.1979-2010年大陆GDP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年鉴》；1979-2010年台湾GDP数据来源于台湾当局统计年鉴,2010年台湾GDP数据来源于台湾当局财政主管部门主计处,GDP数据单位均为“亿美元”.1979-2010年祖国大陆出口额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综合司,1979-2010年台湾出口额数据来源于国际贸易局进出口贸易统计,出口额数据单位均为“亿美元”.1979-2010年间祖国大陆对台湾的出口额、进口额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台湾“大陆委员会”两岸经济统计月报,进口额、出口额相关数据单位均为“亿美元”.除此以外,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式（1）中的参数δ和θ,方能计算出各年度祖国大陆与台湾贸易成本的估计值.Anderson和vanWineoop（2006）在总结多数研究者文献估计结果的基础上对替代弹性δ的取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遗憾的是,他们认为替代弹性δ很难有一个确定值,他们的研究只能提出替代弹性可能在5-10之间.本文主要借鉴钱学锋、梁琦（2008）的思路,将替代弹性δ直接设定为8,同时考虑其值为5、10时的贸易成本. 鉴于可贸易品份额我们也很难从数据中直接进行测算,借鉴钱学锋、梁琦（2008）的思路,美国、德国、英国等5个OECD国在1960-1988年近三十年间,非贸易品在私人消费品中的比例大致在18.9％-44.3％之间上下浮动（Stoekman　et.al,1990）.而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中国台湾,其工业化程度大体已经接近一般发达国家水平,我们推断台湾可贸易品份额与上述国家或区域的差异不大,基于此,我们参考了Novy（2006）的做法,将直接设置为0.8来进行测算.

(三)测算结果及分析

令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为GDPp,台湾为GDPq；中国大陆出口额为xp,台湾出口额为xq；中国大陆对台湾出口额为xpq,台湾对中国大陆出口额（或中国大陆对台湾进口额）为x.根据（1）式及上述数据来源,以TC1代表θ等于0.8並且δ等于8时的两岸关税等价方式表达的贸易成本,Tc2代表θ等于0.8並且δ等于5时的两岸关税等价方式表达的贸易成本,Tc3表示θ等于0.8並且δ等于10时的两岸关税等价方式表达的贸易成本.表1列出了上述三种不同情形下的测算结果.

在表1中,总体来看无论替代弹性δ取何值,从1979年到2010年,两岸运用关税等价方式表达的贸易成本均有很大程度的下降.但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两岸贸易刚刚起步阶段两岸贸易成本呈现大幅度震荡下行趋势,此后下降趋势趋缓且相对平稳,1996年贸易成本有小幅回升,2008年左右贸易成本又呈现出下降明显.其中,当替代弹性6取8时,海峡两岸贸易成本从1979年的1.8512降为2010年的0.4156,下降幅度达到78％.

为了便于观察,我们可以将表1转化为趋势图1.通过图1可很明显看出,替代弹性的大小对于贸易成本的绝对数值影响很大.例如2010年,两岸贸易成本在δ取10时已经下降到了0.3104,而δ取5时则仍然高达0.8371.不过,更加有意义的是两岸贸易成本的变化幅度而不仅是其绝对值,尽管6的不同取值对于贸易成本的绝对值影响很大,但並没有改变两岸贸易成本大体上的变化趋势.我们从图1中可以很清晰地观察到,无论6取何值时,Tc1、Tc2以及Tc3所对应的三条趋势线的形状都大致相近.因此,可认为当取不同值的时候並不能改变两岸贸易成本的大体变化趋势.

四、两岸贸易成本的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Novy（2006）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本文运用当θ等于0.8並且δ等于8时的两岸贸易成本数据作为因变量来详细测度1979-2010年间海峡两岸贸易成本变化的影响因素.为了缩小变量取值范围並降低变量对异常观测的灵敏度,本文尝试构建对数模型：

InTct等于β0+β1InRatet+β2InYt+β3Inyt+β4Policyy+β5STt+μt（2）

上式中Tct表示θ等于0.8並且δ等于8时中国大陆与台湾历年的贸易成本；Ratet为历年人民币对新台币的汇率；Yt及yt表示中国大陆和台湾省以2006年作为基期的真实生产总值,单位为亿美元.变量Policy,在1996至2007年间取值为1,这表明在这一段时期台湾当局所提出的“戒急用忍”以及“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经贸政策对于两岸经贸交流与发展造成了严重阻碍且提升了两岸贸易成本.其他时期均取值00变量STt在2008年以前均取值0,那时“两岸三通”还未开始实施.而自2008年以后STt取值为1,那时“两岸三通”已经开始实施.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中常常出现的序列相关以及异方差等问题,本文采用迭代的普莱斯一温斯登FGLS估计法来估计模型的参数並运用异方差一稳健性标准误和检验统计量.

多元回归结果如下,括号中的数字表示经过调整后的异方差－稳健的t统计量：

回归结果显示在未改变回归方程有效性的基础上,通过调整后的异方差—稳健t统计量显示5个解释变量均保持了较高的显著性.F检验值通过方程总体线性显著性检验；方程的解释变量总体对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影响非常显著.其中,DW值表明解释变量互相独立,不存在自相关性,说明我们采用的迭代的普莱斯一温斯登FGLS估计法能够较好地解决序列相关问题.

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规模、汇率、台湾当局针对祖国大陆的经贸政策以及两岸“三通”,对于两岸贸易成本的影响都是十分显著的.当祖国大陆与台湾经济规模较大时,不仅为两岸生产者提供了广泛的市场活动空间,也为两岸企业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加强对差别化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促进了两岸贸易的长足发展,成为祖国大陆与台湾贸易成本不断降低的主要动因.我们还发现,在两岸贸易经贸交流近三十年的历史中,台湾当局“戒急用忍”以及“积极开放,有效管理”的经贸政策在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使得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贸易成本提升了10.4％,这一系数对于提升贸易成本的效果十分显著,体现了两岸贸易受台湾当局各项政策影响较大的特殊性.值得注意的是,“两岸三通”的实施降低了11.4％的两岸贸易成本.这个回归结果小于台湾学者张五岳（2003）的估计,表明“两岸三通”还存在着进一步完善与拓展的空间.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文章运用了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规模与贸易数据在对现有的具备理论基础的引力模型基础上,通过采用改进了的Novy（2006）提出的方法对于海峡两岸1979-2010年的贸易成本进行了测度,並在此基础上运用普莱斯一温斯登FGLS估计法详细分析了影响两岸贸易成本的原因.基于此,我们有如下结论：

首先,自从20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与台湾关税等价的贸易成本开始迅速降低.具体而言,除1983、1996以及2009三年由于某些特殊因素两岸贸易成本有小幅回升外,其他年份两岸贸易成本均呈现下降趋势.总体来看,1979-2010海峡两岸的贸易成本下降了约78％.其中,从2002年起两岸贸易成本便已经开始低于0.5（当θ等于0.8並且δ等于8时,这一值仅相当于1980年两岸贸易成本1／3左右的水平）.这在一定程度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两岸经贸往来的拓展与深入,两岸贸易变得更加便利,两岸经济贸易一体化程度也同时得到了逐步增强.

其次,政治因素对于两岸贸易成本的影响十分显著.我们通过计量回归发现,在两岸经贸往来的历史当中,台湾当局采取的“戒急用忍”措施在其他变量保持固定的前提下导致祖国大陆与台湾贸易成本提升了10.4％.这个结论说明,实际操作过程中的一些不确定性非经济制约因素的演变将在很大程度提升两岸经贸合作的风险成本.我们认为,基于两岸经济关系具有强烈的相互协调需要,可以适度考虑在遵循“一个中国”原则下采取“政经分离”的手段並尽可能弱化两岸民众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这对于降低两岸贸易成本,促进两岸经贸交流与合作必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最后,运输成本在海峡两岸贸易成本中仍然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回归结果表明,2008年11月以来由海峡两岸在台湾台北签署的《海峡两岸海运协议》等4项协议使得祖国大陆与台湾2009年的贸易成本降低了约7.6％.这个结果充分表明,两岸直接通邮、通航、通商是两岸经贸发展以及各方面交往的客观需要.然而,“三通”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一些诸如港口建设滞后、直航班次较少而票价较高等问题.基于此,我们应当首先对港口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统筹安排,以目前“三通”后的货物与人员吞吐量安排设计大陆沿海一线的口岸布局；其次要提高口岸配套的整体综合怎么写作水平並在此基础上不断简化通航船舶的手续；最后还应尽可能增加往返两岸直航航班数量,降低两岸直航票价,並且提高两岸直航怎么写作质量,以进一步降低两岸经贸往来过程中所发生的空运成本.

[责任编辑：叶颖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