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贸易效应:一个文献综述

摘 要 ：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技术要素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及重要性被强调的程度不同.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贸易利益和贸易模式,贸易的发展也影响着创新的能力和水平.创新不仅发生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技术的扩散和动态学习效应的作用,逐步培育起创新能力,从而实现某些领域的自主创新.

关 键 词 ：技术创新；贸易效应；南北贸易；内生增长；自主创新

自从1817年大卫李嘉图发表了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后,技术因素和技术差异就成为经济学家解释国际分工和贸易的主要因素.在20世纪40年代,关于技术创新(technology innova-tion)问题的研究开始出现,其思想火花最早可以追溯到熊彼特关于“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论述,后经阿罗、诺德豪斯等得到进一步发展.然而,长期以来对国家产出水平的决定性因素和贸易与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正式的论述.直到20世纪80年代,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理论(Helpman,1984a,1984b；Helpman and Krugman,1985),关于技术的创新和进步与国际贸易发展的动态理论才逐步发展起来.

有鉴于此,根据贸易理论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对技术要素的不同处理,本文的综述将沿着传统的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理论、基于内生技术变迁的新增长贸易理论以及贸易和技术进步的政策三大主线展开.

一、传统的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理论

1．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本质上是从技术要素差异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的.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理论和以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利益理论均认为,各国之间开展贸易的基础在于它们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产品的差异,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是各国生产该商品时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李嘉图模型提供了一种理解国际技术水平差距如何影响分工和贸易的简单框架.在李嘉图模型中,技术被认为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并且可以用单一的数据来描述.在商品自由流动和劳动不能流动的条件下,各国生产具有技术优势的产品始终是最有利的,技术的竞争优势也就决定了贸易模式.

李嘉图认识到,一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能够用来解释比较优势,一国发明了一种新的生产过程(production process)可能会改变一国的分工和贸易模式,这其实就隐含了技术创新影响国际贸易和分工的思想.在李嘉图之后,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包括Mill、Torrens、Malthus和Cairns等都特别指出了技术的不同是一国比较优势的潜在的来源,技术的差异会改变国际贸易的格局.

由此可见,古典经济学家已经肯定了技术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影响,承认技术知识的国别差异,只不过当时强调的是技术的绩效――劳动生产率.他们大多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科学技术的作用,但是在对国际贸易的动因和结果的分析中,已经隐含了技术进步的作用.我们可以把比较利益理论看作是从技术角度解释国际贸易问题的萌芽.

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要素禀赋论则提出国与国间比较成本的差异是来自于各要素相对禀赋的不同,而完全放弃了技术知识的国别差异.

随着H-O理论的提出,关于H-O理论的经验检验也随之展开,其重要标志就是里昂惕夫(Leon-tief)反论.虽然Leontief使用的两要素H-O模型忽略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本以及知识和技术对贸易模式的影响,但Leonlief的研究直接激发了大量关于贸易模式的理论和经济分析的讨论.这些讨论充分认识到了知识和技术对一国贸易模式的影响.

里昂惕夫反论的提出也刺激了西方理论界对新古典贸易理论的重新审视,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就是新要素理论.新要素理论在传统的劳动、物质资本等要素的基础上,引入熟练劳动、人力资本、技术、研究与开发等新要素,以补充要素禀赋理论,弥补其不能解释国际贸易发展现实的缺陷.Gruber(1967)最早指出,研究与开发要素是决定产品国际竞争力强弱的重要因素,投入研究与开发的多寡可以改变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因此,一国越重视研究与开发,产品的知识与技术密集程度就越高,越有利于贸易结构的改善和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2．技术差距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在H-O理论中,由于检测定各国使用相同的技术,因而技术及技术进步的国际差异对贸易的影响被忽略掉了.而实际上,各国之间,技术和技术进步是存在明显差异的.新要素理论虽然通过增加人力资本和R&D支出等新要素解释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但它并没有触及要素禀赋理论的核心问题,既没有探讨高低技术能力共存以及相应的对相对生产力和相对增长模式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也忽视了“技术”的动态特征.

真正从动态角度看待技术变动对国际贸易影响的是1961年波斯纳(Posner)提出的技术差距(Technological Gap)模型.在技术差距模型中,Posner把国家间的贸易与技术差距的存在联系起来,把技术创新和技术转移看作是贸易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对于技术差距理论,曾有两项重要的经验检验,一是哥登道格拉斯(Cordon Douglas)在1963年关于美国电影业出口模式的解释,二是1966年盖瑞哈佛鲍尔(Gary Huibauer)关于合成材料产业贸易模式的解释.20年后,Krugrnan(1986)重新描述了技术差距模型,在Krugman的模型中,一种商品可以用一个技术密集度(technological intenaity)来衡量,具有指数高的商品技术进步快,如果一个国家在生产所有的商品上都有绝对优势,但它的比较优势在于更成熟的商品,因为在技术进步较慢的商品生产上技术缺口相对小一些.因此拥有先进技术的国家应生产和出口更多知识密集型商品.

1966年弗龙(Raymond Vernon)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具体而深刻地论证了“技术差异决定国际贸易流向”的观点.这一理论把新产品在研制、生产和销售等不同阶段上要素密集度的变化,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相对优势和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作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分析了技术创新和进步与比较优势变化的相互关系,从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角度分析了国际贸易的基础和贸易格局的动态扩展.因此,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可以把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看作是对技术差距模型的总结及扩展.

二、基于内生技术变迁的新增长贸易理论

1．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问题研究

1957年索罗(Rorbert Solow)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中不能被资本、劳动等要素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归结于技术进步,确立了技术进步在增长理论中的核心地位.但Solow模型检测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为解释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需要寻求一种内生决定的机制.

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的模型是1962年由阿罗(Arrow)提出的“干中学”模型.Arrow 检测定技术进步或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积累的副产品,即投资具有溢出效应,不仅进行投资的厂商可以通过积累生产经验提高生产率,其它厂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提高生产率.Arrow将技术进步看成是经济系统本身决定的内生变量.

20世纪80年代,新经济增长理论兴起,新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不是外生的,它是经济当事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结果,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内生的技术进步之所以能保证经济的长期增长是因为技术进步自身不仅可以带来产出的增加,而且可以通过外部效应使其它要素的收益呈现递增趋势.

新增长理论中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Aghion and Howiff,1998)：第一类是策略性互补与需求外溢模型；第二类是干中学和技术扩散模型；第三类是内生的技术进步与规模报酬递增模型.其中第三类模型在新增长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具体又可再细分为三种不同的研究思路：(1)Ro-mer(1986)的知识溢出模型和Romer(1990)的用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说明经济增长的模型,强调技术的进步对生产要素的外溢效应；(2)Lucas(1988)的人力资本积累理论,强调知识积累、技术创新及专业化人力资本不仅能使自身的收益递增,而且还可以使其它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增,从而使经济增长动态化、长期化；(3)垄断竞争与R&D理论,如Grosan和Helpman(1991a)提出的水平创新模型(hori-zental innovation),以及Aghion和Howitt(1992)提出的垂直创新模型(vertical innovation).

由于本文关注的重点在于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故对增长理论中的技术进步问题的研究只是简单的提及,不作过多的评述.

2．内生增长的贸易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新贸易理论关注规模报酬递增、产品多样化、垄断竞争、技术创新与模仿、分工与专业化等因素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引入到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这些因素正好是基于内生技术变迁的新增长理论(Romer,1986、1990；Lucas,1988；Aghion and Howit,1992；Gmsan and Helpman,1991a)的核心内容.此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如何利用国际贸易所带来的技术扩散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也是增长理论家们关注的问题之一(Grosan and Helpman,1989；Rivera-Bafiz and Romer,1991；Frankel and Romer,1999)o

内生增长的贸易理论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把技术创新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且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及技术创新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和国家福利的影响,赋予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以崭新的内容.总体来说,内生增长的贸易理论沿着南北贸易、R&D和国际贸易的关系两个方向扩展：

(1)南北贸易

在内生技术变迁的框架下研究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南北贸易问题是一个重要的方向.Krugman(1979)最早把Vernon的产品周期理论引入南北贸易模型,但在Krugman的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外生的.Dollar(1986)基于Krugman的框架讨论了资本流动对南北贸易的影响,而同样基于技术外生,Flam和Helpman(1987)将产品的垂直差异引入到南北贸易模型中.

真正开始在内生技术变迁的基础上讨论产品周期和南北贸易问题的是在Segerstrom,Ananl和Dino-poulos(1990)之后.在Segerstrom等人的模型中,产品创新是依次发生在现存的各个产品上,每一次新产品的发明都会淘汰一种旧产品.一种新产品变成一种标准化的常规产品以后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北方国家由以前该产品的出口国变为进口国.

Grosan和Helpman(1991b)提出了一个内生产品周期的模型.他们认为,北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向南方国家扩散的主要途径是南方国家有意的技术模仿.在他们的模型中,不但北方国家的技术创新是内生的,南方国家的技术模仿也被内生化了.

Gmsan和Helpman(1991c)将产品质量阶梯(quallity ladders)引入对南北贸易的分析,创新发生在北方国家,而技术从北方向南方的扩散表现为南方国家对于北方国家的技术模仿,北方国家开发出新的产品,然后被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南方国家所模仿.北方国家研发下一代质量更好、生产率更高的产品,南方国家继续模仿,南北方的竞争经济表现为这种创新―模仿―再创新―再模仿的形式,产品质量也在这种竞争中不断提高.

Grosan和Helpman(1991a)在分析技术创新与转移时建立了产品周期的大国模型,以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区分了三种均衡下的贸易模式.Li(2001)在不变替代弹性(CES)消费偏好的检测设下基于内生技术创新发展了这一大国模型,将技术创新分为激进式创新和非激进式创新.随后,Dinopoulos和Segerstrom(2003)也发展了这一模型,构建了南北贸易和产品周期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但他们的模型未能如Li(2001)那样区分不同类型的创新.

但是,基于产品周期的南北贸易模式并没有得出一个统一的结论.Gagnon和Rose(1995)认为贸易模式的动态演变实际上微不足道,南北方这种基于技术创新的贸易结构实际上也并不显著.而Feen-stra和Rose(2000)的研究却支持了Vernon的产品周期检测说：技术发达国家承担了新产品的开发和创新,率先对外(包括对美国)出口,而发展中国家随后通过模仿掌握了该产品的主要技术,也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发达国家进行更高层次的再创新.

邹薇和代谦(2004)扩展了Grosan和Helpman(1991)的模型,他们指出,南北贸易模型存在于所有的产业部门中,但实际上不同产业的内在技术水平是有差异的,并且这种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南北方在不同的产业中创新、模仿和制造行为的差异.在引入不同产业技术水平的差异后,邹薇和代谦发现南北方这种创新―模仿―再创新的产品周期只是发生在技术水平居中的产业中,而Grosan和Help．mall所考虑的产品周期只是一个特例.

殷德生和唐海燕(2006)在Li(2001)、Dinopoulos和Segerstrom(2003)模型的基础上也扩展了Gross-mall和Helpman的南北贸易与产品周期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南方不再只是模仿,他们将北方的激进式创新和南方的非激进式创新同时纳入Dinopoulos和Segerstrom的南北贸易模型,在内生技术进步与南北贸易框架下分析北南方之间创新与模仿的相互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作为质量领导者的北方所进行的是激进式创新,作为质量模仿者的南方在模仿北方产品成功以后所进行的是非激进式创新,南方模仿 率和创新率的提高使得北方研发难度增加.

(2)R&D和国际贸易

R&D的重要性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后期新增长理论的基本共识：持续的技术进步需要企业内部对R&D的投入甚至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来推动,而厂商有目的的要素投人又必须借助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某种垄断力量所获取的垄断租金予以补偿和激励.在这一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Gross-mall和Helpman(1991c)的水平创新模式、Aghion和Howitt(1992)的垂直创新模式.

Grosan和Helpman(1991c)建立了以技术创新而非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内生增长模式.他们认为,R&D投资决策取决于R&D的成本和收益,前者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以及企业获取的知识,后者则为出售发明的新产品新技术所取得的利润.R&D活动反过来又会发明新产品或改进技术.一国要获取和保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必须顾虑国内R&D的投资.

Aghion和Howitt(1992)的R&D模型主要强调通过R&D部门专门研究新技术并加以实际运用.为了激励R&D活动,创新者应该在创新中获得某种补偿,在封闭经济中,通常检测定一国政府通过某种制度来保证创新者获得的垄断利润足以补偿其创新成本,即被开发的新产品在该国的垄断期限无限长.但是,在开放经济中,外来同类产品的竞争会使得一部分新产品从垄断变成竞争,而且技术的模仿也会使得新产品的垄断期缩短.因而激励的竞争可能会导致创新的削弱.

三、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和产业政策

1．技术创新与国家福利

考察一国技术创新对本国和外国国家福利影响的分析至少可以追溯到1932年希克斯(Hicks)关于技术进步的定义和分类.沿着Hicks的思路,许多经济学家分析了技术进步对一国贸易条件和国民福利的影响.Findlay和Grubert(1959)研究了在一个只有两种商品和两种要素生产中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结果表明,在一个进口商品部门,Hicks技术进步提高了它的贸易条件,而在出口部门同样形式的技术进步却有相反的作用.

Giancarlo(1994)就三种技术进步类型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不同的技术进步类型对贸易条件的影响不同,而且具有不确定性.

Grosan和Helpman(1991a)利用最简单的基于两种产品的Ricardo模型重新解释了技术进步对国民福利的影响.在Grosan和Helpman的模型中,检测定本国非完全专业化生产,外国在该产品上的生产却是完全专业化的,基于出口偏向的技术进步降低了本国出口竞争部门的劳动需求,产品的随着出口的技术进步而提高.简言之,本国的贸易环境得到改善,本国从这种技术进步中获益,而其贸易伙伴则因这种改变而受损.

自从20世纪50年代“普雷维什―辛格检测说”(Prebisch-SingerHypothesis)和Bhagwati的“贫困化增长”(immisefizing growth)理论提出之后,关于技术进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伊曼纽尔(Emmanuel)和阿明(Amin)用一种近乎政治经济学或者制度分析的方法,从不同角度支持了“Prebisch-Singer检测说”；Cypher和Dietz(1998)也在Prebisch思想基础上分析了技术进步下贸易条件恶化的经济效应.

然而,反对之声似乎更多,Myint(1964)、Lipsey(1994)、Williamson(2001)等人纷纷质疑“Prebiseh-Singer检测说”的立论依据和理论基础,认为该结论缺乏经验数据的支持,因而并不成立.

国内学者徐建斌和尹翔硕(2002),李建春、陈瑶和张宗益(2005),殷德生和唐海燕(2006)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技术进步的贸易条件效应,认为改善贸易条件的途径是促进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

2．技术创新条件下的贸易和产业政策

关于技术创新和进步条件下干预性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将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引入不完全竞争市场以来就开始了.

较为系统和完整地论述技术进步条件下贸易和产业政策的是Grosan和Helpman(1991a).Grosan和Helpman分别研究了小国和大国在开放经济中的情况.在一个小的、开放的创新型经济中,研发活动导致新的非贸易的、有差别的中间产品的出现.这些中间品与人力资本结合用于生产一种最终产品,并且用非熟练劳动力去生产另外一种最终产品,两种最终产品都在外生给定的世界水平上贸易.当人力资本和非熟练劳动力在中间品生产中使用时,人力资本对于完成研发活动是必须的.在这种情况下,贸易政策对长期创新的影响依赖于受惠部门在一个一般均衡的生产结构中能否替代或者补足研发.

Rodriguez(1993)和Rodfik(1993)也考察了在一个小的、开放的经济中Grosan和Helpman模型的另一应用.但与C．rosan和Helpman相反,他们检测设在不同的范围内两种最终产品行业对中间品的依赖是不同的.这个修改导致多种均衡的可能.如果密集使用中间品生产最终产品的行业决定大量生产,他们将对中间品有大量的需求.这导致进入中间品制造行业有利可图.作为专业化生产的结果是提高了制成品生产者的生产力,并且适合于其巨大的产出.如果密集使用中间品生产制成品的生产者决定在一个小规模下生产,那么投入品的数量和种类都会减少.因此,生产力将会更低,生产者的行为也会作出适应性调整.在这种状况下,政府的政策(包括贸易政策)通常被用来消除不利的均衡,确保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结果.

而在一个大的世界经济体中,一个国家的政策能够影响其它国家的创新.检测设世界经济体有两个大国,如果一个国家给予研发部门一个小的恒定的补贴,其贸易伙伴的生产力增长率将会落后.换句话说,当一个国家促进其研发部门发展时,其至少会部分损害其它国家的创新.Grosan和Helpman也分析了不同国家在研发能力上的差别情况,当国家之间存在研发能力的差别时,在研发活动中处于比较劣势的国家的补贴活动实际上会导致世界整体的生产力增长率的降低.

近期的研究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创　新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由于技术扩散和动态学习效应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和模仿能力随着经验的增长而增长,出现了发展中国家不断向发达国家垄断产业的渗透,产品的创新和制造也出现了北方向南方转移的现象.

Borensztein和Ostry(1996)认为,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经济持续增长,在此阶段,技术进步已开始取代资本积累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中国的政策应该是促进技术进步,扩大对外贸易.

张小蒂、李风华(2001)从技术创新、政府干预和竞争优势培育的角度分析了技术创新的作用,认为为了避免滑入以自发性、被动性、引进依赖、创新不足等为特征的静态比较优势发展陷阱,后发国家政府 应该顺应市场导向,遵循谨慎干预与顺竞争导向干预(propetition oriented intervention)的原则,增加创新投入,激励创新动力.

王允贵(21302)认为,中国已经具备了攻克中等技术产业核心技术难题的科技实力,中国促进技术进步的方式应该逐步由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外溢和技术扩散转变为自主创新,而创新的方向可以在中技术产业寻求图破,因为中技术产业的发展符合我国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能够防范贫困化增长的出现,因此,国家的产业政策应该紧盯中技术产业的发展.

邹薇和代谦(2004)对产品周期模型进行了一个扩展,在模型中引入动态学习效应,研究发现,在当今世界经济格局中,高技术产业的研发和生产主要被发达国家所垄断,而低技术产品的创新和生产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承担,产业的制造和研发存在着从北方向南方转移的动态变迁.随着南方企业经验的积累和技术的提高,南方企业完全可以在某些领域实现自主创新.

余道先、刘海云(2007)则从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自主创新中战略性贸易政策的适用性以及自主创新中战略性产业的选择,进而得出结论,在中国实施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中,首要的是要营造以战略性R&D投入政策为主的战略性政策环境.

四、简要的评述

本文从传统的技术进步与国际贸易理论出发,对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得出以下结论：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过程中,技术要素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及重要性被强调的程度不同.技术创新的贸易效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使得技术作为一种投入要素改变了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从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贸易模式和贸易利益；同时,贸易的发展也通过技术的扩散和外溢影响着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传统的研究过多地关注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对发达国家本身及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影响,认为创新必定发生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影响着世界贸易的格局,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学习和模仿掌握产品生产的主要技术,从而促进发达国家更高层次的创新.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起,这种局面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的贸易和产业政策的研究逐渐成为理论关注的热点.事实上由于技术扩散和动态学习效应的存在,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模仿能力随着经验的增长而增长,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是可以实现由北方向南方转移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在某些领域实现自主创新,这一点对现在的中国尤其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但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程还很短,关于中国的技术进步和创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在许多方面还没有达成共识.以技术创新的贸易条件效应为例,大多的研究都得出了中国的贸易条件在逐步恶化的结论,然而,Blattman,Hwang和WiUiamson(2003)等则注意到,贸易条件的波动及其长期变动趋势对贸易和经济的影响比贸易条件本身更大,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出现“贫困化的增长”,不在于其贸易条件的恶化,而在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波动远大于发达国家,而国内对于国外近几年日益关注的贸易条件波动性问题的研究还很少涉及.这说明关于中国的技术创新对贸易的影响的研究,不仅迫切需要理论研究的极大发展,也需要实证研究的极大丰富.

(责任编辑　彭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