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对外贸易模式的区域文化禀赋

在开放的全球市场上,来自于地区的优势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优势不是外生的自然禀赋,而是在竞争与合作中形成的内生的竞争优势.区域文化观念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区域发展主体,并以其为载体和相似度检测,在微观层次,影响企业的发展水平、产权安排、产业选择等；在宏观层次,对经济发展有全方位、持久的影响,影响区域经济活性、区域创新和区域综合力等.而两个层次的对接、互动与耦合,使得区域经济模式打上明显的地域文化烙印.同时,区域经济对区域文化观念也有重要的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状况对地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支撑作用.两者的互动发展与一体演进又构成了更深层次的区域发展模式.

宁波位于长三角南翼,毗邻杭州和上海,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目前是浙江省外向型经济最发达、吸引外资最多、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最大的城市.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来,宁波外贸一直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2007年宁波对外贸易总额一举突破500亿美元,实现历史性跨越.宁波市外贸依存度达到125.2%,出口依存度达到84.7%,比上年提高7.7个和4.7个百分点,外贸对全市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进出口规模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第3位,全国36个省、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第11位.增幅超过全国平均10.4个百分点,居计划单列市第1位.出口规模超过天津、广州,进口超过青岛、大连.

作为人多地少、地域狭小、经济资源短缺、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宁波,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在经济及对外贸易方面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宁波活力”之谜是什么?解读宁波,可以发现,正是经济因素背后的文化因素充当了宁波发展的“发动机”.

一、宁波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与其他城市的比较

地处东部沿海地区的宁波、温州、苏南,选择开放型经济作为经济跨越的支点,使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成为中国开放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的地区.但三地在发展模式上有所不同.

（一）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这个词是费孝通先生在1983年所写的《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是对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的高度概括.江苏苏南以乡镇集体企业起步并由此而迅速推进的“苏南模式”,作为工业化的一种区域范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苏南模式在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大发展进入90年代后,乡镇企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困境,原有的模式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已难以再有作为.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在经过对内进行产权改革,对外实行开放后,抓住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机遇,走上了国际化发展道路.这一嬗变,使苏南模式有了全新的内涵,以“外资、外贸、外经”三外齐上,以外养内的战略为基调,突破了原来以乡镇企业为主体、城乡经济结合为内容的旧“苏南模式”,为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使之在世纪转折时期重新显现出生机.尤其在利用外资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亮点,也成为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典范.

从以乡镇工业发展为主体的苏南模式到以开放为主要特征的新苏南模式,其经济发展走过了一条先工业化、再市场化、再国际化的发展路径.

（二）温州模式

所谓温州模式是对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独特经济发展方式的一种概括.20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温州人背井离乡做小生意,跑供销,家庭工业、联户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在此基础上,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大型专业市场迅速崛起.1985年5月,《解放日报》以《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为题报道了温州的家庭工业,第一次使用了温州模式这一提法,此后直到90年代后期才在正式文件中出现并广泛传播.

温州模式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中期之后,温州模式进入制度、技术、市场和产品的全面创新阶段.工业和人口向城镇集聚,城镇建设市场化,产品和企业向规模化、公司制和品牌经营迈进,而本地专业市场进入衰退期,开始向国内外市场发展.通过“走出去”,首先是商品走出去,然后是商人走出去,如在国外开办中国商品城等,继而带动了相关产业、产品与劳务走出去,形成了以“走出去”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其经济发展是依靠个体私营企业,通过市场化来促进工业化,然后通过“走出去”形成国际化.

（三）宁波模式

宁波在地理上地处温州和苏南之间,在经济发展的成分上也处于两者之间,既有较为发达的乡镇企业集体经济,也有迅速发展的个体私营经济.但是务实的宁波人似乎并不在意什么模式,他们更关心的是怎么发展快就怎么干,执著于营造“不看成分看发展、不看比例看贡献、不看规模看效益”和“不搞争论埋头干,多种经济齐步走”的氛围.结果创造出了既不同于集体经济占主导的“苏南模式”,也有别于私营经济唱主角的“温州模式”的具有活力的混合经济模式.

所谓宁波的“混合经济模式”是指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国有、集体、外资和个私经济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一些原生的所有制形式通过一定的资产组织形式,混合为一种次生的所有制形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到20世纪90年代,当苏南地区将招商引资作为政府主要工作时,宁波的民营企业大部分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其企业处于扩张阶段,最关心的是市场问题,采用“走出去”打开市场是其必然选择.所以大量的民营企业开始开拓国际市场,走“国际化”道路.民营经济国际化在宁波处于率先、领先地位.

从苏州模式、温州模式和宁波模式的发展路径中,我们可以看到,苏州是政府先发展外向型经济再做内源的民营化；而温州和宁波是先做内源民营化,到一定阶段后政府再加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当然,宁波在大量的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积极引进外资.自从1984年成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后,宁波的对外贸易一直都保持较好的态势.宁波是浙江省外向型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其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分别占浙江省1/4和1/3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外贸大市.

二、区域文化对宁波经济及对外贸易的影响

宁波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集体经济占主导的“苏南模式”,也有别于私营经济唱主角的“温州模式”的具有活力的混合经济模式,这不仅依赖于当时社会大的宏观背景及宁波的地域条件,还与宁波的历史文化传统密不可分.

宁波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类型,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文化源远流长,与时俱进,深深扎根于本土,影响世界；宁波的文化传统是以浙东文化为主线与宁波商帮文化以及海洋文化相融合,它们对宁波经济、对外贸易及发展道路的选择都产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影响.

（一）浙东文化对宁波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影响

浙东文化是宁波传统历史文化的主线.浙东文化的价值观包括“实功实用”、“经世致用”和“工商皆本”等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内容.

一是“实功实用”的价值观念.浙东文化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玄想,厌恶虚检测疏薄之弊,主张究实理、讲实效.例如,南宋慈溪人著名学者黄震对程朱后学“笔舌华靡”、空谈学理的学风非常不满,一再强调要“以躬行为本”、脚踏实地干实事.明清之际杰出思想家余姚人朱之瑜（号舜水）,大力倡行“实理实学”,指出“为学当有实功,有实用”,反对“专在理学研究”,强调“学问之道,贵在实行”.总之,历代浙东思想家、教育家的一大特点都是十分强调“实”学,主张为学踏实、为人踏实、不图虚名、讲求实效,这对宁波经济及对外贸易的发展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二是“经世致用”的核心价值.自从东汉唯物主义哲学家、上虞人王充最早举起“疾虚妄”、“崇实知”的大旗后,浙东学术就形成了“经世致用”的良好风气.这一思想对宁波人影响深远,也影响到宁波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

三是“工商皆本”的价值追求.浙东学派代表人物黄宗曦一改“重农抑商”、“崇本抑末”的封建社会传统思想,鲜明地提出“工商皆本”的观点,认为农、工商业都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在这思想启蒙下,明末清初,在士大夫阶层中有一批人加入经商队伍,科举废除之后,更是出现了“商多士少”的局面.宁波人经商风气浓厚,足迹遍及海内外,与这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浙东文化中“实功实用”、“经世致用”和“工商皆本”价值观和追求对宁波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影响很大,对宁波混合经济的萌芽、形成和发展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用.众所周知,在宁波混合经济成熟之前,“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在国内影响很大,引得各地方纷纷去温州和苏南参观考察学习.宁波当时虽然也去参观考察,但没有像其它地方简单照搬照抄,而是结合自己实际特点,拿来为我所用,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创造性发展区域混合经济,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种做法,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浙东文化崇尚适用、实功实用的体现.

（二）宁波商帮文化对对宁波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影响

在宁波的传统文化中,以商帮文化最为突出,它对宁波地域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为宁波区域经济提供了精神文化因素.所谓宁波商帮是泛指旧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镇海、慈溪、象山、定海和余姚等7县旅居外埠的宁波人,在从事商贸活动中的商人、企业家团体,其依托组织是以同乡情谊为纽带、行业为依靠、互助互利为目的、具有地域性的同乡社团.宁波商帮以强烈的商品经济意识,凭借着由家族、同乡关系凝结而成的团体力量与全体效应,顽强拼搏、艰苦创业,迅速由旧式商帮转化为新兴经济力量,为振兴近代民族经济,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近代化作出了积极贡献.宁波商帮不仅构成了一种经济现象,而且创造出了独特的宁波商帮文化,成为宁波历史文化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宁波商帮及商帮文化对宁波经济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首先,宁波商帮利用海外享有较高社会名望,具有财力和智力等优势,帮助宁波不断扩大对外影响,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落户宁波.其次,海外商帮利用社团优势,将新加坡、香港、台湾、日本等同乡会会员联系起来,促进与家乡的交流和合作,为宁波产品及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打开了方便之门.第三,宁波商帮直接到家乡投资,从而促进了宁波经济和外贸出口的发展.由于宁波商人在竞争中特别看重同乡关系,他们以家庭血缘关系为核心,同乡情谊为纽带,互帮互助,在达到事业高峰的同时促进了宁波经济发展.他们对近代宁波崛起的作用,与其说是投资,不如说是经营理念上的.

（三）海洋文化对宁波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影响

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历史上宁波的经济文化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征.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宁波与海结下了不解之缘,形成了一种海港型、商港型经济文化.没有海洋,宁波就不能有发达的商贸文化、海交文化和商帮文化；没有海洋,宁波就不可能有大批敢于弄潮风头浪尖的人才精英的出现,也不可能有海上丝绸之路、海上陶瓷之路和海上佛教之路的兴盛.海洋文化对宁波经济及对外贸易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海洋孕育了历史上宁波的经济文化,使其兼有农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双重性,不同于内陆单一的农耕文化.宁波混合经济发展中,不同所有制能够共生共荣、相互融合协调,与宁波的海洋文化有着很强的联系.

二是海洋文化带来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不仅包括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开放,也包括海内外的开放和交流.宁波人在长期与海上大风大浪的搏击中锻炼了坚韧的意志,也铸就了开放性的品格,孕育了宁波人比较宽容博大、善于博采众长、接纳八面来风、吸纳外来文明的文化心理,这种经济文化的兼容性、开放性品格在全国并不多见.宁波的经济及对外贸易能如此迅速发展就很说明问题.

三、结束语

“十一五”期间,宁波外经贸发展既面临重大的战略机遇,也面临更大的风险和挑战.国际经济继续平稳增长,但不确定因素增加,国内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宏观调控力度继续加大.随着长三角区域扩大开放和杭州湾大桥建成通车,宁波的区位和开放优势将进一步凸现.但同时,土地等要素制约加剧、环境承受力下降、商务成本上升、高素质人才紧缺、周边城市竞争加剧等,都对宁波外经贸发展构成了挑战.

面对机遇和挑战,宁波如何再创辉煌,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子?我们认为应当充分发挥宁波固有的文化优势,让文化扬起经济的风帆,让宁波区域文化资源所特有的“开明保守”兼具的文化性格,自主进取、兼蓄并收、求真务实、重商主义的文化模式为宁波的区域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使其成为宁波改革与发展强劲的内在动力,形成有利于加快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坚定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扎实推进省委、市委“双创”战略部署,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好字优先、优化结构的指导原则,积极实施开放型经济以质取胜工程,创新对外经贸发展理念、思路和方法,注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和水平.创新投资促进方式,拓宽利用外资领域,优化投资环境,支持外资企业做大做优做强.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培育外贸核心竞争力,提高外贸整体效益,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继续拓展外经合作领域,大力推进国际怎么写作贸易,重视构筑外经贸公共怎么写作机制,更好地把“走出去”和“引进来”结合起来,不断拓展开放型经济广度和深度,充分发挥外经贸对宁波经济社会事业的怎么写作和带动作用,进一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

（作者单位：浙江纺织服装学院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