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生命周期变化与我国对外贸易政策

中国在入世后的第三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三贸易大国,对外贸易推动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摩擦正在不断升级.而且处于产品生命周期模型“模仿国”的地位,被动地承接发达国家一轮又一轮“产业转移”,将最终不利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通过研究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对于对外贸易政策的影响,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同时,外贸政策对产品生命周期模型也有反作用,并且提供了改变不利局面、优化贸易利益的思路.

一、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模型

弗农（Vernon）在1960年推出产品生命周期模型,如下图所示：

第一阶段（OA）,产品只在发明国生产和消费.第二阶段（AB）,该产品的生产在发明国得到了改进,为适应国内外迅速增长的需求,产量大幅上升,由于国外不能生产该产品,故发明国在国际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第三阶段（BC）该产品已经标准化,模仿国已开始生产供国内消费的这一产品.第四阶段（CD）,模仿国开始出口该产品,在第三国市场上低价销售；最后,在第五阶段,模仿国在发明国市场上低价销售,发明国的产量大幅下降或完全停止.

现以汽车行业为例,说明产品生命周期的循环过程.1910年,当福特T型车刚刚问世时,美国汽车产量已经达到18.7万辆,那时英、德、法三国的汽车产量分别仅2.5万辆、3.8万辆、0.9万辆.十年后,美国汽车产量超过了200万辆,而英德法三国汽车产量加起来也不到20万辆.因而,尽管美国并非汽车的最初发明国,但确是这个行业最初的国际市场垄断者.这得益于它在这个行业中源源不断的创新成果：从大批量生产开创汽车产业化,到引领钢制轿式车身潮流,再到以高压缩比发动机为核心的技术创新群,每一次的革新都使其重回发明国地位,享受超额利润.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汽车产业进入成熟阶段,其具体表现为：投资者涌入这一产业的步伐趋于停止,汽车产业扩张的规模日趋稳定,其对整个工业的贡献己达到极限.产业内部企业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品种、质量、性能和上,主要产品的产量增长幅度变得平缓而稳定,增长率急剧上升的趋势基本停止.此后,一些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部分标准化的技术开始向东道国扩散,使得发展中国家汽车企业有机会对这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模仿、创新,进而在低端市场形成自主品牌,如中国的奇瑞,吉利等.2007年2月,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汽车商品累计出口总值281. 44亿美元,与2005年相比增长42. 76 %；整车出口(含底盘)34. 24万辆,同比增长98. 13 % ；出口创汇31.35亿美元,同比增长96. 62 %.目前我国汽车出口数量和出口创汇都超过进口数量和用汇.

二、“模仿国”的地位对中国贸易的不利影响

如果将一国一定时期内生产和消费的许多产品,按其所处的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分类,则可清晰地看出一国对于不同的产业采取了何种贸易政策,以及模仿国和发明国的政策差别.而当这种差别升级为矛盾和冲突时,贸易摩擦随之产生.中国和美国分别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也是产品生命周期中“模仿国”和“发明国”的典型,将这两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放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上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在第一阶段,当中国在高新技术的研发方面落后于美国时,我们的政策是鼓励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以提高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能力,利用后发优势尽量缩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美国为了更持久的保持技术领先的优势和在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利用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高技术出口管制政策,限制处于这一阶段的产品进行自由贸易.

2.到了第二、第三阶段,发明国的出口量才逐渐增加.为了赶在其他国家尚不能大量生产该产品时攫取垄断利润,发明国在这一阶段相应的采取开放的贸易政策,并希望世界各国对其开放市场.如美国会鼓吹基于比较优势的自由贸易政策.而此时,中国却着眼于潜在的动态的比较优势,希望实施适度保护的“战略性贸易政策”.于是,矛盾再次产生.

3.在第四阶段,虽然两国都可以出口该产品,但由于比较优势差异较大,即使是进行产业内贸易,也多是基于垂直差异,所以无论在对方还是第三国市场上竞争都并不激烈.但是美国大力推行的区域贸易自由化政策,会由原先从更有效率的非成员国（中国）低价进口转向从成员国（如墨西哥）高价进口,客观上对中国造成了“贸易转移”.不仅如此,其对于我国处于生命周期此阶段的产品设限,常常是为了保护集团内与我国有相似比较优势的拉美国家的利益.

4.到了第五阶段,模仿国的生产成本低于发明国,在该国市场上取而代之本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我国也希望充分利用比较优势出口创汇.而发明国依然尽全力延长实际已走到尽头的产品生命周期,利用 “保护夕阳产业理论”,主张对于那些处于衰落的工业部门应该给予暂时性的保护.

一轮产品生命周期循环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对处于生命周期某一特定阶段的产业,不同国家的贸易政策各不相同,贸易摩擦由此产生.关键是当我们面对摩擦时,多是处于被动局面.对于发达国家第一阶段的“技术封锁”,目前尚无有效的国际法规则能切实地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第二、第三阶段,我国欲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时,也还面临着被别国报复的威胁和自身“保护过度”的风险.对于第四阶段的“贸易转移”效应的不利影响,我国却未能与周边国家形成一个对等的集团力量予以制衡.而面对第五阶段保护“夕阳产业”的非关税壁垒时,更是多少显得无可奈何：我国是世界上反倾销的最大受害国之一,却至今未形成自己的反倾销体系.从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所反映的我国对外贸易的现状和外部环境看来,情况不容乐观.

三、应对产品生命周期变化的政策导向

一般说来,改变产品生命周期模型的形状,扭转不利局势的关键在于生产曲线的前移,即让国内生产提前到第二阶段甚至是第一阶段进行,而不是等到第三阶段产品完全标准化了,再来被动地承接产业转移.那么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如何实现这样的转变呢?除了在进口引起国内需求后,国内厂商争取最快速的反应,尽量缩短模仿时滞外,外贸政策的制定也应旨在为国内企业提供一个充分发挥潜在比较优势的环境.即在产业处于生命周期的第二、第三阶段时,通过战略性贸易政策给予适度保护,是从整体上扭转不利局势的关键.其主要政策导向有以下几方面：

1.国际技术贸易――获取新技术的捷径

如果在新产品进入我国之前（生命周期第一阶段）通过许可贸易获得研发技术,争取一段时间产生“学习效应”,在第二阶段外商商品进入后就有足够的抵抗力.若是“排他许可”,由于许可方不会进入我国市场参与竞争,其作用几乎等同于“保护幼稚产业”.这时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内产业成本很快下降到低于发明国的水平,将可以赶在产品标准化前在第三国市场上与发明国分一杯羹,提前占领发明国市场,缩短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模仿国单纯的保护是被动的,只能将国内生产提前到第二阶段；而主动的引进和积级地吸纳技术则可以将生产提前到第一阶段.此处将消费曲线也做了前移,因为供给增加,降低将促进消费；而且可以说,更多时候是需求在引领着供给,即消费曲线的前移反过来还会带动生产曲线的前移.最终,随着生产曲线更大幅度的前移,贸易利益和产业结构也将得到更大幅度的提升.

2.吸引跨国公司来华建立研发中心

由于跨国公司对母国实行技术控制和封锁,国内企业在技术上直接学习不可行,但仍可通过各种途径的间接学习提高创新能力,这些途径可以是合作,当然也可以是竞争.一方面,目前在华与中方合作研发的跨国公司的使用对象多选择中国的科研机构、大学,而这些院校、机构与许多国内企业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所以,这种联合与合作是能被国内先进企业吸收的.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研发机构还会对国内企业产生激励效应.跨国公司在华R&D力度的加大和市场的扩张,给长期不重视技术进步的国内企业以巨大的压力.当跨国公司采用科学有效的激励制度来吸引并充分利用中国研发人才时,不仅促进了中国研发人才市场的发育,还促使中国企业、大学及研究机构面对强大的研发人才竞争,不断完善激励制度,提高激励作用.

3.海外投资――为真正的先进技术独辟蹊径

近年来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近几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的确功不可没.但其“技术溢出”效果并不明显.而我国企业通过对外国投资,利用当地高素质劳动力和发达的产业链,主动吸收技术,并向国内传递,由于东道国难以直接限制,将有可能获得真正先进的技术.国内一些有实力的大公司进行海外投资通常有两种形式：或是像海尔、长虹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研发中心使当地的科技资源为我所用；或是以联想、TCL为典范,直接在海外兼并含有核心技术的外国企业,充分利用业已存在的客户资源和品牌资源.

4.建立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企业暂时不具备足够的科研实力,目前又没有“风险投资基金”为其提供资金和承担风险,因而很难在自主研发上独当一面,以至于退出高技术产业.所以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目前还不能完全由企业主导.那么政府又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首先,应当给予科研机构和企业充分的资金支持.政府的政策扶持主要属于国家财政政策范围的问题,涉及到国家的财政补贴.根据WTO《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规定:“允许一国为实现国内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目标而实施某些财政补贴的做法”.在WTO规则所允许的补贴措施中,就包括政府对研发活动的补贴.与此同时, 政府应做好科研机构和企业间的谐调,缩短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过程.吴敬涟说：“制度重于技术”.国家创新体系就是旨在用制度安排技术创新,并用制度支撑创新的持续进行.

5.推行内松外紧的竞争政策

随着全球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成,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渐加深,国际产业竞争空前加剧,另外,随着全球经济日渐一体化,全球市场也越来越呈现垄断竞争状态.而在这种背景下,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日益困难.于是开放市场、减少壁垒、进行公平有效的竞争,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就成为一种现实的选择.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尽快出台竞争法、推行与国际接轨的竞争政策是当务之急.我们作为一个发展中的转轨国家,面对高新技术产业和战略性竞争产业的弱势状况,应实行内松外紧的竞争政策.

对内部而言,长期以来的市场分割、行业垄断和行政垄断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障碍,而寡占行业市场集中度和规模经济的不足又是造成战略性贸易政策效果弱化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整合全国市场和建立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的同时,应促进内资企业间的兼并、重组与各种形式的合作、联盟,维持产业整合后大企业之间的竞争格局,以大企业间的竞争带动产业的成长与发展.

对外部而言,实施竞争政策是应对日益加剧的外部冲击的需要.首先,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的自由化需要竞争政策加以补充和修正.随着中国开放的深入和扩大,以及跨国并购的发展,跨国公司可能对中国企业采取更为广泛和频繁的多种形式的限制竞争行为,外资企业垄断市场、控制产权和技术、破坏有序竞争的潜在威胁不断增长.制定《反垄断法》和推行竞争政策,可以成为制衡跨国公司垄断和限制竞争行为的有力武器,为内资企业提供良好的竞争环境,并保护幼稚产业和战略产业的健康、顺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