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粤商对百色地区商业贸易的影响

[摘 要 ]明清时期,粤商陆续进入桂西百色地区开展商贸活动,促进了百色地区商业贸易及相关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与农民意识的转变,增进了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推动了百色地区城镇化的发展.

[关 键 词 ]近代；粤商；广西百色地区；商业贸易

[作者]陈一榕,广西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族经济2008级研究生.南宁,530006

[中图分类号]F7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1)01－0180－006

位于珠江流域西江水系郁江一右江上游的百色地区,以其独特的自然地理位置和经济、人文条件,明末清初已成为滇、黔、桂三省边区的物资集散地；因其江河水系纵横贯通而成为大西南出海的航运枢纽.民国时期,到百色地区经商的各地商贾纷至沓来,以粤商为最盛.活跃的商业贸易,促进了百色地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本文拟对粤商在百色地区的商贸活动给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城镇化发展及文化与思想观念变迁进行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百色的地理优势

1、独特的地理位置.百色地处滇、黔、桂三省边区交通要道,东临南宁市,北与贵州接壤,西同云南交界,南和越南毗邻,是云贵的出海通道.明清时期,百色地区已发展成为滇黔桂三省交界处的商品集散地.优越的经商地理位置招徕了各地商贾,尤其是擅长经商的大批粤籍商贾到右江定居,对沟通广东乃至华北和海外与西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交流,起了很好的桥梁作用,促进了百色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2、便利的水陆交通.百色地区境内自古水系发达,水路陆路纵横交错.位于右江上游的百色镇,是桂黔滇三省交界处水路陆路交通枢纽.境内的右江贯穿百色镇东西,系郁江干流、西江支流.右江主源为西林县境内的驮娘江,发源于云南省广南县九龙山,流经剥隘河至百色镇境内为鹅江,与发源于凌云县水源洞的澄碧河汇合于百色大码头成为右江；右江流经田阳、田东、平果、武鸣等县,至邕宁县宋村与左江汇合成邕江.右江全长724公里,主要支流有西洋河、西平河、冷水河、八渡河、者仙河、乐里河、澄碧河、福禄河、百东河、龙须河、江城水、濑江及武鸣河等.据《水经温水注》记载：“温水又东经增食县,有文象水注之,其水导源群舸句町县(即今西林县境)等历广郁至增食县注于郁水也.”考《汉书》体例,文象水应是百色右江源流以上的驮娘江、西洋江、八渡河、剥隘河、乐里河、澄碧河等主流河道,流人百色后成为右江,东南流向,为郁水上游；汉代的增食县包括今田东、田阳、平果、武鸣一带地方即汉代的郁林郡.西林普驮乡出土铜鼓上的羽人划舟和羽人祭祀水神图案也为我们提供了右江自古水系发达、水源丰富、水陆交通为主要交通渠道的证据.

因右江水流量大,四季可通航,百吨拖轮顺江而下可直通南宁、梧州、广州、南海和香港,于是各地商贾云集百色地区,尤以粤商为最,粤商深入百色地区各县.黄滨在《近代粤商渗入广西的商业路线和业务内容探微》一文认为：粤商渗入百色地区的水路主要是“从穗港抵西林县那劳街：从穗港溯西江掠肇庆上梧州,由梧州溯浔江、郁江、邕江掠藤县、平南、桂平、贵港市城区、横县、邕江抵南宁,从南宁溯右江掠隆安、平果、田东、田阳抵百色,由百色溯右江(澄碧河)进田林县定安圩,再由定安溯驮娘江孔道进入西林县那劳街.”这是滇黔烟土及其特产的引力所致；“从穗港抵那坡平孟街：从穗港溯西江掠肇庆上梧州,由梧州溯浔、郁、邕诸江掠藤县、平南、桂平、贵港市城区、横县、邕江抵南宁,从南宁溯左江掠扶绥、崇左市江州、大新、靖西等县人平孟河抵那坡平盂街.”这是边埠贸易及其特产的引力所致.云贵烟土经广西运销的四条线路主要是：第一条路：云南烟土由云南的富州,经广西的镇边、靖西、龙州而人广东的钦州、廉州；第二条路：云南烟土由云南的广南府,富宁,经剥隘、六丰到百色,或由广南、黄草坝等地经西林、西隆到百色,黔土则由南龙(即安龙)、兴义、贞丰渡过红河,经旧州、乐里、黄兰到百色；第三条路：沿红水河经都安,或由武鸣经南宁,或由宾阳出玉林,或直到柳州转梧州出口；第四条路：由黔境入桂省南丹、宜北等地,集中柳州出口.通道虽多,但因天时地利之故,烟贩们大都喜欢经过百色,以百色为中转站.大批粤商进入百色地区,促进了百色地区商贸的发展,推动了百色地区民族经济的发展.

3、丰富的土特产.百色地区一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热、雨量充沛,动植物资源、水力资源、土特产资源等都很丰富.境内植物种类繁多,其中最有名气的有桐果、八角、银杏、青檀、杜仲、香果树、马尾树等树种；还出产桐油、茴油、茶油、茶辣、云耳、木耳、田七、灵芝、首乌、黄精、七叶一枝花、金银花等农副土特产品和名贵中草药材；野生动物也有一百多种,其中较有名气的是蛤蚧、麝香、果子狸、蛇类、山瑞、水鱼、穿山甲、黄精、野猪、水赖、锦鸡、鹧鸪、黄蜂、蜜蜂等,珍稀动物有华南虎、金钱豹、狗熊、斑鹿、娃娃鱼、蜂猴、黑叶猴、猕猴、云豹、苏门羚、黑鹿、林麝、金猫、鸳鸯、南蛇等数十种.在没有生态保护意识的当年,这些珍贵动植物成为商贾赚钱的抢手货.丰富的农副土特产品货源招徕了大批广东等地商客.

4、多民族杂居与相互融合.百色一带是壮族主要聚居地,壮族是百色的主体民族.自明清时期以来,为逃避战乱或经商,汉、瑶、苗、彝、仡佬、回等族人民相继从湘、滇、黔、川、粤等省迁入,散居在城镇、乡村中,形成小聚居、大分散、交错杂居的格局.长期以来,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相互通婚,生产上相互学习,经济上相互交往,文化上相互交流,形成了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局面.

5、地缘优势.百色地处桂、云、贵三省交界处,因右江便利的水路交通,山间陆路直通将桂、云、贵省连接起来,多条茶马古道绵延三省间.自古以来,百色一带就是三省商贩和土特产云集之地,地处右江中游的横山寨博易场,宋代时已闻名遐迩,远在中原的商人亦慕名而来,优越的地缘优势,成为粤商拓展商贸之地.粤桂滇黔商贾以百色地区为集散中心进行商贸互动.粤商源源不断运来洋纱、布匹、成衣、火油、、盐巴、火柴、烟丝和其他日用品等,在百色地区出售,或在百色地区分装运往西北部的云贵,再收购百色地区及云贵山区盛产的山货如药材、烟土、茶叶、茶油、桐果、云耳、木耳、八角、牛皮、野猪、黄等集中装船后运往南宁、梧州、广州,再由广州转运往华北等地或出海,获取丰厚利润.百色粤东会馆中殿檐廊上的壁画“广州十三行”还清晰地记录着当年粤商贩卖土特产品给外商的盛况.后来,部分商人干脆坐地收购、批发、零售商品,百色城渐渐成了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处的商品集散地,靠近码头的澄碧河沿岸也就成了“街”.滇黔商贾也利用百色地区这个集散地,作为向广东和海外经销烟土的通道.而云集在百色地区的各地烟贩烟商,又把烟土从水路陆路运往南宁、梧州、运销广州、香港.因此,百色地区城成了滇、黔、桂三省烟的集散地.洋纱洋货的输入及烟土山货的输出,粤桂滇黔商贾各自在贸易交往互动中得到了相应的利益,促进了民族间的经济交流和文化融合.

二、粤商对百色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影响

粤商进入百色地区定居后,积极开拓市场,进行各种形式的商贸活动,为地处桂西的百色注入了新的经济活力,对百色一带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长期影响；与此同时,粤商在经济活动和文化互动过程中,也受到当地壮族文化的影响.

1、粤商逐渐被“壮化”.百色地区由于壮族人口众多,不仅广大农村是壮族聚居地,而且城镇中壮族人口也占多数.粤语俗称白话,清朝中叶海禁大开之后,随着粤商移民从广州溯源而上到达右江.凡通舟楫之处,即有人使用白话.虽然进入桂西时间不长,但由于他们在官、商、文教方面的优势,很快就在通都大邑占了主导地位.只是这里是壮族生活的海洋,粤商生活在这样的海洋里,无时无刻不在同壮族打交道,其语言、生活习俗及服饰自然会逐渐“壮化”.

2、粤商占主导地位.据方志记载：“边郡土人(壮族)不过菽粟布缕鸡豚蔬菜,随时贸易以谋朝夕”,而“视都会辐辏之区,等多异籍人盘踞圩场,垄断逐末,大抵利归于客民.”直至解放前,德保县城大商家也多为粤商.那坡县在光绪年间,县城五六家洋货匹头行,全是粤商开设.田阳县田州镇上最热闹的沿江码头上,粤东会馆气势最为雄伟.该县最重要的特产八角,主要即由粤商运销海外.田东县在光绪年间,城圩“市厘商贾,多粤东来,其次滇南,亦有他郡寄居者”百色县位于云贵高原向南岭丘陵的过渡地带,也为右江航道汽船、电船西进的终点站,县城为滇黔桂三省交会的最大的交通和商业枢纽,也为粤商在百色的最大聚居点.因为云集百色地区的商贾多是广东人,他们在各县县城建筑粤东会馆,百色城“中正街”(即解放前的“大街”,今“解放街”)上也建起岭南风格的骑楼商铺,由广东商人梁煜倡议集资兴建百色地区粤东会馆,供粤商投宿、聚会、洽谈生意及存放货物的场所,亦是粤籍人士寻求帮助之商会.百色地区镇志也记载道：解放前,百色地区城镇商人“以粤商为最多,次为南宁和湘闽”1933年时注册商户157家,粤商有六十五家,占总数的41.4％如果将未公开登记的住户有家数50％以上.粤商后裔估计,解放前,百色地区商人90％以上是粤商.据赵宗平1994年2月在广西百色地区市城区邓家港访得这个估计可能过高,理解为粤商占半数以上当是恰如其分的.百色地区以西,开始了攀登云贵高原的里程,地势逐渐梯起,水路削细,万山重叠,路径盘旋崎岖,马帮成为主要交通工具,然而粤商仍不辞险阻推进,将“无东不成市”局面推向偏僻深山的广西“省尾”西隆之地.凌云：道光、咸丰年间拥有商店、银庄、当铺百余家,铺号多为广东等外地客商开设经营,县城拥有雄伟的粤东会馆；光绪至民国年间,凌云的大烟帮“绝大部分是广东来的”.这一时期,凌乐镇较固定的商户先后有32家,粤商9家,桂商22家,但是城镇中最大行业苏杭绸庄和烟土庄几乎全部为粤商经营.赢利额以粤商商户最大,总计粤商发展资本是初来资本的9.38倍,而桂商该项仅为2.39倍；商业专业化水平也以粤商商户为最高,粤商商店的商业收入所占比重平均为83％.其他兼业经济仅占17％,而桂商该项则仅占66％,其余34％赖靠兼营农业或收地租.凌云也常有“滇黔大帮”抵达,但是,一般他们换购所需货品后即行返回,很少长驻,在经济上也受着粤商的支配.田林县早在1706年和1723年,旧州和百平街即建有广州会馆.民国时期乐里镇粤商聚居所在,还形成了一条“广东街”,笔者于2009年2月到田林县调查采访,得知田林旧县城旧州也有条“广东街”,广东街全长约一华里,旧时街道房门号仍赫然标着1－146号,建筑物已参杂着新建的火砖房.经召集该街道退休教师黄巨卿(77岁),并组织村党支书汤宇周(75岁)、街道居民何炳权(80岁)、街道居民彭巨昌(79岁)等人召开小型座谈会,几位当年亲历者反映说,当年旧州圩称为“隆街”,(壮语称“圩隆”),很繁华,是大烟的集散地,最繁华的中心地段在“幼稚园”(粤语命名),上截为油、盐市,圩尾是米行.从“幼稚园”读音推论该园应为粤籍所建,又从在旧州粤籍人士主要是经商推论该园应系粤商所建.能在一座小镇上建幼稚园,足见粤商在旧州人数之多及商业之繁荣、势力之庞大.旧州圩为六天一圩日,每逢圩日头一晚,广东商人、宾阳商帮和钦州廉州商帮运来盐巴、火柴、布匹、成衣、和其他日用品,在这边出售.还有的运到乐里和百色地区其他县镇,然后收购茶油、桐果、云耳、木耳、八角、牛皮、野猪、黄獠等运回广东等地.还有云贵马帮赶着马帮从陆路运来土烟和烟丝等,有些是步行挑担经贵阳、册亨、安隆、兴义过来.几位老人小时看到的广东街上的“粤东会馆”已经很破烂,五十年代初拆后改建“旧州中心小学”(后改为中学),还建有“关圣帝庙”,关圣帝是粤商祈求平安和财源兴旺而建造的.解放前,乡府和派出所搬到该庙址办公.这些外来的商客好些人在这里开“小日杂”商铺,还有经纪人、收购商转手给粤商,赚取差价.还有的在此成家繁衍后代,汤老先生和何老先生都是当年粤商第七代后裔.西林县壮苗等少数民族比例极高,而“城居民均系外来客籍”这些客籍当多为粤商.粤商在当地以其经济实力和活动能力,常常获得官府信任,取得写作技巧征粮的差事.粤商越发村曾在写作技巧粮差时与那劳的岑毓英(岑春煊父亲)发生冲突,竟能号令当地粤籍人员向那劳屯挑起械斗,竟使岑氏败走云南.足见粤商即便在最边远的山区县,势力之大亦举足轻重.乐业县在民国时期,“县之流寓生理者操粤语”.

为什么粤商能在桂西占据垄断地位呢比起相邻诸省有何优势

粤桂同属岭南,合称两广,越人文化同宗同源,文化上的亲近与接受度远胜于川滇黔湘诸省,粤商也因此更能得到桂西人民的认同,这是一种天然的优势.’云南贵州虽然也一样与广西接壤,‘但粤商借的是水路,畅行无阻,云贵却被高原山脉阻隔,道路难行,远不及水道便利.粤商无孔不入,“无东不成市”,比起主要生意不在此处的川商湘商,他们走得更远、更深入,更与紧密合作,牢牢地控制着桂西的经济命脉.沿海善贾的粤商先进的商品经济的潮流冲击,使得百色地区不成熟的小农社会自然经济很快被征服了.

3.商贸给百色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带来的变迁.

人类学特别强调,“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各个因素者是相干的,其中某些因素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另外一些因素的变化.”粤商给百色地区带来的正是这样一种连锁反应.粤商建立的商业会馆成为百色地区近代城镇中重要的经济组织,对于经济欠发达的边疆城镇地区行业甚至整个市场经济的发育都有显著的作用.即商品化的市场导致了百色地区一连串的变化.

第一,拉动了市场商品流通.粤商的涌入运来食盐、布匹、日用百货、洋纱、洋油等工业日用品,又收购、推销山货到华北和海外,丰富了百色地区的商品市场,满足了广大群众对日用品的需求,繁荣了市场,稳定了社会秩序,打破了百色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封闭壁垒.随着粤商收购数量的增大,商品经济的市场杠杆规律无形地推动山货特产等农副产品的随之上涨,从而刺激农民和小商业者的生产和商贸积极性,推动了百色地区商品经济的正常流通.民国期间的主要企 业由黄恒栈等几家企业发展到民国24年的572商户,286740元资本总额,其中：百色县139户155380元,恩隆(今田东)164户28230元,奉议(今田阳)76户11360元,恩阳59户30890元,果德(今平果)33户39000元,天保(今德保)44户5500元,靖西50户14980元,镇边(今那坡)7户1400元.农村集市贸易点由唐宋时期的几个定期或不定期的圩场发展到抗战前的各县集市圩镇点121个.

第二,商贸互动促进了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融合.“民族经济融合就是民族之间的经济通过相互交往、渗透,成为新的复合体.”.为了能顺利地在百色地区当地经商,一批批粤商定居百色地区.如玉林商帮、钦州廉州商帮、宾阳商帮等,与当地壮族、苗族通婚,繁衍生息,他们带来了商品经济意识,带来了粤东的文化.在共同的交往中,从商品交易到语言、思维、观念及生活习俗等都互相渗透、互相融合,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复合体.不但粤人学会了说壮话,白话(粤语方言)也成为了地方商贸通用语言.据光绪二十年(公元1841年)罗文俊撰写的《重建百色粤东会馆》记载,粤东会馆始建由广东大商人梁煜领头兴建.此后,又于道光至同治年间两度进行大维修并扩建.整个建筑群占地面积233l平方米,建筑面积2661平方米,是全国四大保留完好的粤东会馆之一.会馆座西向东,结构严谨,古建构架不费一钉一铆,全靠设抬梁式与穿斗式混合结构的榀梁架,整座建筑物雕梁画栋,屋脊上的四列各长十米的五彩琉璃瓷雕的立体屏幅,脊中高耸火焰宝珠,珠两旁分列腾龙、鳌鱼和麒麟,其中的泥塑、彩瓷、壁画等均以贝粉灰雕制成,体现了广东南邑石湾陶釉的艺术特色,是典型的岭南建筑风格.粤商辐射百色地区,粤东会馆见证着两广商贸的交流,是一个时代百色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缩影.

第三,商业的发展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粤商与百色地区的商贸交流带动了为商业怎么写作的手工业、内河航运、怎么写作业等相关行业的发展,促进了行业的细分工,如商业中,分为烟丝、糕酥、革履、药材、裁缝、理发、苦力等,工业分为五金、印刷、榨油、铁匠等,交通分为航运、民船、马帮等,这都是对粤通商所带来的变化.

第四,商业的发展加速了社会阶层的分化.随着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细分工,百色地区也出现了一些商业暴发户,如“黄恒栈”商号的创始人黄嵩安对“黄恒栈”的经营,跨越了清代、民国两个时期,从肩挑贩卖、养猪、蒸酒、卖豆腐、代销熟烟等“小本经营开始,继而开设商店,坐地写卖,发展至大宗经营茴油土特产、日用百货、开工厂、搞水路运输,进行进出口贸易,最终发展到“商店遍及半个百色地区、右江流域各主要县城,远及南宁、梧州,省外的广州、香港”,拥有“大量资本财富,拥有四艘现代运输轮船,八台客货运输汽车以及数家工厂,其产业资本占当时广西私人资本第五位”的“右江地区头号资本主义大企业”.除了其两代人的艰苦努力之外,不能说与当时右江下游的奉议(今田阳县)那坡镇的湖(南)广(东)街的商贸没有关系,不能说湖广街商业的繁荣、购销的兴旺对“黄恒栈”没有启发和影响.

第五,商贸互动促进了民族地区人民的思维方式和观念的转变.传统文化带来的思维模式对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影响深远.右江地处云贵交界大石山区、丘陵地带,自古被称为“蛮烟瘴雨的不毛之地”,交通闭塞；右江地区是少数民族杂居区,一千多年来封建王朝对边疆少数民族实行土司羁縻制度,以“土官治土民”,右江的社会文化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的状态.右江地区主要是小农经济,工业只有手工业、内河航运、商业、怎么写作业等,实业不振,经济发展极其滞后.右江地区各族人民仍处在蒙昧、落后、闭塞的状态之中,影响和制约了右江经济、文化的发展.土司统治下的“策”,不让劳动人民读书识字,更别说经商.粤商的到来,给封闭保守的右江地区经济文化打开了一个缺口.粤商和右江各民族在频繁的商品交易过程中,生产生活产生了相互依赖,相互补充,互相融合,商品经济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下形成的封闭壁垒,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陈旧观念,右江人民接受了新思想、新观念、新文化、新思维,拥有了相对开放包容的胸襟、能够融合外来民族及其思想文化,拥有了以往不曾有过的市场意识、竞争意识、赢利与投资意识.人们了解并借助粤商的经商之道,创造条件以实现自身的盈利目标,从而促使少数民族的思想和观念的变革,也促进了右江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和发展.如“黄恒栈”从那坡镇的市场行情中学会了分析市场动向、发展趋势和激烈竞争,看准方向,主动出击,扩大经营,改代销为自销、坐销,减少中间商的盘剥,摆脱别人的控制,独自担当风险,使得利润倍增,最终赚取大钱,这与粤商带来的影响密不可分.

第六,商贸互动促进地方城镇化的发展.百色地区具有城镇化的地理条件.百色地区是滇黔桂三省区水陆路的交汇口,独特的地理优势,使云贵乃至全国各地客商,尤其是广东商贾纷纷云集百色地区,百色地区城镇尤其是百色城最繁华的商业骑楼街道中正街和百胜街,满是马帮、挑夫,花纱匹头的庄口,或洋广杂货店、山货店林林总总,日用食杂、烟酒百货商铺琳琅满目.大街东边临江,劈有大码头、二码头、三码头、四码头4个码头供轮船货物吞吐及顾客上下.自近代战争以来,百色城逐渐发展为百色地区最大的商埠.“随着商业的发展,百色地区城镇内相继兴建一批商会会馆等其中,粤东会馆规模最大.”广东商会作为一种民间社会经济组织,它拉动了百色地区商品流通的同时,还带来了新的贸易方式和理念,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推动了百色地区城镇化的发展,这是粤商对民族地区的实质意义.对于百色地区重镇百色城以及百色地区各县城镇化的发展,粤商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百色地区如此,整个广西亦然.

粤商的到来,不但带给百色地区人民丰富的物产,更带来了粤文化与先进的理念,逐步带动了百色地区整个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推动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的发展.百色粤东会馆门楣上悬挂着光绪十四年的匾额铭文“东渐西被”以及中殿檐廊的壁画“广州十三行”,为粤商把岭南东道的先进经济、文化逐渐辐射覆盖到岭南西道的百色地区提供了物证,是对粤商在百色地区商业贸易情形及成效和深远意义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覃彩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