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不平衡中的宏观经济因素:基于结构VAR模型的实证

*李强,国家信息中心经济咨询中心,：xinjian_99@hotmail.,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路58号,邮编：100045；谢申祥,山东财政学院国际经贸学院,: xiesx@sdfi.省略；王孝松,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wangxiaosong@ruc.省略；唐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tlei@pbc.省略.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0CGJ021）的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摘 要 本文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框架下研究中美两国的实际产出、实际汇率和贸易收支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利用结构VAR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从而找出决定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宏观经济因素.实证结果发现：中美贸易不平衡最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过度膨胀的需求,其对两国不平衡的影响程度最大并且持续时间最长,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贬值也是导致不平衡的原因,但它的影响却十分有限.本文最后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调整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 键 词 实际经济周期 贸易不平衡 结构VAR 结构突变

一、 引言

二、

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迅速攀升,2008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第一大的逆差来源国.中美贸易不平衡不断加剧引起两国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美国新贸易保护主义借机抬头,针对中国的各类反倾销诉讼不断增多,中美贸易不平衡甚至成为影响两国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问题上两国政府各执一词,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的声音,但储蓄和汇率是学者们普遍关注的重要宏观经济因素.人民币汇率低估能给予中国制造的产品相对低廉的,而美国国内需求的旺盛则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Coudert and Couharde（2007）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测算人民币被低估的大小,结果发现中国的实际汇率在2002年和2003年被大大地低估,同时人民币的大幅升值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改善只有有限的影响.Funke and Rahn（2005）则通过测度实际汇率和理论均衡汇率之间的差额来测算人民币被低估的大小,其均衡汇率利用行为均衡汇率（BEER）和持久均衡汇率（PEER）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计算,得到的结果的与Coudert and Couharde (2007)类似.Groenewold and He（2007）研究了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影响,发现除非人民币巨大升值,否则对贸易收支的改善都是有限的,人民币升值50%只能带来美国贸易赤字减少37%.

Cho and Koo（2004）在考虑了贸易自由化和美国与其他亚洲国家的汇率变动的情况下,研究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对中美两国贸易收支变化的影响.结论表明,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变动对中美贸易,尤其是对高技术产品类别的影响显著,而中美双边汇率的影响却可以忽略不计.Edwards（2007）在一个基本的宏观经济关系上（即经常账户收支等于储蓄与投资的差）研究了储蓄和投资关系,发现美国这样高增长率的国家倾向于一个低的储蓄投资率,而那些低增长率国家如日本和欧盟,则保持高储蓄投资率,文章强调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对经常账户收支的作用.美联储主席Bernanke于2005年抛出“全球储蓄泛滥”检测说,他认为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新兴经济体储蓄的增加和投资的下降导致的“过度储蓄”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主要原因；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美国逐渐加剧的经常账户赤字是美国自身储蓄的减少导致的（特别是2002年之后）,而且美国政府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也导致了政府部门储蓄的下降.Chinn and Ito（2007）针对“全球储蓄泛滥检测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在控制了诸如制度因素的影响后,研究了经常账户的中期决定因素,发现亚洲新兴经济体经常账户盈余不是因为储蓄过度而是因为投资明显不足,美国经常账户的赤字的形成则是由于其表现极强的储蓄枯竭,而不是国内投资不足.

然而,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实证研究大多数集中在或者仅对储蓄（需求）角度或者仅对（汇率）角度进行研究,而没有对汇率和需求两个宏观层面因素的综合研究.本文的研究则是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框架下融合汇率与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共同考察它们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

二、 理论模型

Ahmed（1993）在开放经济体系下建立一个两国,两商品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研究不同结构冲击对不同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影响及其相对重要性,结果发现来自供给的结构冲击对国际经济波动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仅研究了开放经济下宏观经济变量的波动原因,而没有考察与贸易收支相关的经济变量.Nadenichek（2000）则对美日双边贸易不平衡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利用产出、汇率和贸易收支作为内生变量建立了一个两国、三商品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模型,发现实际汇率变动是美日贸易收支变动的最关键因素.一般来说,非贸易品部门主要是怎么写作业,而贸易品部门主要是制造业.黄勇峰和任若恩（2002）对中美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在90年代增长较快,尤其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更快.李德（2008）考察了中美怎么写作业相对生产率的变化,他发现美国怎么写作业的生产率要高于制造业部门,而中国怎么写作业的生产率要低于制造业部门,不仅如此,美国怎么写作业的生产率增长要高于中国怎么写作业的生产率增长.研究中必须要考虑到中美两国在各自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部门上存在的差异,因此我们在Nadenichek的模型基础上加以改进,考虑了非贸易品部门和贸易品部门对生产率冲击的吸收存在差异性的问题.

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iit等于Ajit(Kjit)1-βi(Ljit)βi（1）

其中下标表示中国或美国,上标表示贸易品或非贸易品,i等于(C, U), j等于 (T, NT) 下列各式中表示方法相同；

由（1）式可知,在长期,产出的变化率可以表示为：

Δyjit等于Δajit+(1-βi)Δkjit+βiΔljit （2）

其中用小写字母表示变量对数化后的形式.检测设资本可以在两国之间流动但劳动力不能流动,约束方程与一般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一致.如果长期劳动供给不变,那么模型在稳态时有Δkji等于Δyji,产出的增长只由外生的技术增长推动.因此各部门产出的变化率可以用生产率的变化来表示.

Δyjit等于1βΔajit(3)

检测设中国和美国都是大经济体,两国自身的生产率冲击对其他国家没有显著的影响,非贸易品部门的生产率可以表示为：

ANTi,t等于ANTi,t-1e(γi+λiξi,t) (4)

其中γi为漂移参数；ξit为零均值,序列不相关的国家特有的生产率冲击；参数λi表示i国非贸易品部门对生产率冲击吸收的比重,(1-λi)则相应地为贸易品部门的吸收参数.

非贸易品部门和贸易品部门生产率的长期变化可表示为：

ΔaNTit等于γi+λiξit(5)

ΔaTit等于γi+(1-λi)ξit(6)

结合（5）和（6）,我们得到一国产出的长期变化：

Δyit等于2γiβi+1βiξit (7)

由于两国生产同质的贸易品,两国商品的实际相对就由两国非贸易品的供给和需求决定,再根据实际汇率等于实际和名义汇率的乘积关系可得（推导见附录）：

Δqt等于δ-g(1-2λC)βCξCt+g(1-2λU)βUξUt+ηCt(8)

其中Δqt为用间接标价法表示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实际汇率,δ为漂移参数.ηCt为名义汇率结构冲击.

此外,一国还会经历来自需求方面的冲击,并且该冲击只是暂时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如果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jit等于∑iΨjitCjit,其中Cjit为j国在i商品上的消费量,ψjit为需求偏好.需求冲击可能来自于需求偏好的变化：ψjit等于ψjit-1+θjit,其中θjit表示j国暂时性的需求冲击.由于两国实际相对和相对需求的变化都会引起贸易收支的变化,贸易收支的变动又会反作用于这两者的变动,因此可以把贸易收支放入所建立的模型当中,但从模型的长期均衡来看,需求方面的冲击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长期影响.

结合（7）式与（8）式并引入贸易收支方程,就可以得到（9）式,为了简化书写略去了时间下标.

ΔyCt

ΔyUt

Δqt

bt〗等于2γCBC

γUβU

δ

σ0〗+1βC000

01βU00

-g(1-2λCβCg(1-2λU)βU10

σ1σ2σ3σ4〗ξCt

ξUt

ηt

θt〗 (9)

可转化为矩阵表达式：Xt等于Γ0+B0εt(10)

其中Xt等于,分别为中国产出变化,美国产出变化,实际汇率变化和贸易收支；εt等于 为不可观测的结构冲击向量,分别为中国生产率结构冲击,美国生产率结构冲击,名义汇率冲击和相对需求结构冲击（θt等于θUt-θCt）；Γ0和B0为对应的参数矩阵；参数σi,i∈{0,1,2,3,4}未作具体设定,将在实证分析中进行估计.

三、 数据来源及实证估计方法

1987年第一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的数据来自于IMF和Datastream数据库.我们把中国看作为本国,美国看作为外国.两个国家的产出是基于1987年固定下的实际GDP的对数形式.名义双边汇率定义为用本国货币表示的一单位外国货币,因此实际汇率使用名义汇率的对数值加上外国和本国指数的对数差.贸易收支定义为固定下中国对美国的实际出口额的对数减去中国对美国实际进口额的对数.

我们运用结构性VAR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一个SVAR可以表示为：

D(L)Xt等于εt (11)

如果D(L)可逆,令B(L)等于D(L)-1则可以表示出SVAR的无穷阶的VMA形式：

Xt等于B(L)εt (12)

B(L)是一个由滞后算子L构成的矩阵多项式,其表达式为B(L)等于∑∞j等于0BjLj；εt是由一组不可观测的外部冲击构成的列向量,这些外部冲击本身不存在自相关,冲击之间也不相关.

我们可以把上述结构性VAR的长期系数分离出来：

Xt等于B0εt+(1-L)B*(L)εt (13)

其中B*(L)满足下式：

(1-L)B*(L)等于B(L)-B0 （14）

B(L)包含所需的长期乘子B0,只需要令L等于1.我们知道只要对B0给予适当的约束条件,那么该结构性VAR模型可以被识别,也就是说可通过估计简单VAR模型来得到结构VAR模型的参数.根据AB可识别条件,如果B0为下三角的非奇异矩阵,那么该结构VAR可以识别.而我们在上一节得到的方程（9）中可知B0确实为一个下三角矩阵并且可逆,满足结构性VAR模型（11）的可识别条件.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估计简单VAR模型来得到结构冲击εt对内生变量Xt的影响.

四、 实证分析

(一) 平稳性检验

由于采用的季度数据中通常含有季节因子,会影响到实证结果的准确性.我们发现中国的产出,实际汇率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收支表现出明显的季节特征,因此首先要剔出季节因素的影响.我们采用美国商务部人口普查局的X12季节调整方法,得到季节调整后的时间序列.其次,由于时间序列还存在平稳性问题,必须进行平稳性检验以剔除虚检测回归的可能.

表1 平稳性检验

注：最优滞后长度的选择基于SIC标准； ***、**、* 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Eviews回归结果整理.

表1显示运用ADF检验,PhillipsPerron检验和KPSS检验,分别对各变量以及其一阶差分形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结果发现中国产出,美国产出和实际汇率一阶差分后是平稳的.贸易收支本身是一个平稳过程.这样,在实证估计中,中国产出、美国产出和实际汇率取一阶差分的形式,而贸易收支则保留水平变量的形式,不需要进行差分,这足以保证内生经济变量Xt中各分量都是平稳过程既然四个结构冲击相互独立,而贸易收支的变化率和水平变动又都取决于四个结构冲击的影响,显然水平变量要比差分变量包含更多的信息,因此在实证中使用贸易收支的水平变量能让估计结果更为准确.感谢匿名审稿人为我们指出的问题..

（二） 汇率制度对估计模型的影响

既然理论模型中没有为SVAR提供选择滞后期长度的方法,我们利用AIC标准来选择的最优滞后期长度为4.我们拟分别在模型的截距项和趋势项上引入虚拟变量来观察1994年前后经济系统是否存在结构突变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1994年的汇率制度改革对中国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从1987年到1993年中国实行汇率和市场汇率相结合的“双轨制”,而IMF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1994年后实际上是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当然1994年前后中国的贸易环境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只能说汇改对经济系统产生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我们首先检验分别在两个时间段的SVAR模型的残差是否同质.我们对1987―1993和1994―2006分别进行估计,通过F检验来判断这两次估计中残差的方差是否具有同质性.四个F统计值分别为0.93, 2.01, 0.57 和1.87,而5% 显著性水平下的F临界值大约为1.79,这说明1994年前后美国产出和贸易收支方程中残差具有异方差.而在加入结构突变因素（虚拟变量）之后,运用怀特异方差检验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残差具有同方差性.其次考察汇率制度的变化是否会引起回归系数的不稳定性.在截距项上对引入的制度虚拟变量并进行显著性检验,利用渐近服从χ2分布的LR统计量来进行检验,得出的LR统计值等于4.62<临界值9.49,结构突变在截距项上无影响.而在趋势项上引入制度虚拟变量并进行显著性检验,得到的LR统计值等于10.13>临界值,结构突变在趋势项上有显著影响.为了尽可能的考虑结构突变的影响,最后我们同时在截距项和趋势项中加入制度虚拟变量,其LR统计值为17.64也大于临界值,说明汇率制度变化对系统均值产生了影响.因此,汇率制度改革对经济系统产生了显著影响,必须在实证估计中引入汇率制度的虚拟变量.

(三) 长期系数矩阵估计

我们首先对长期脉冲响应系数矩阵B0进行了估计,见表2所示.中国产出的增长对中国生产率结构冲击ξC的响应要远大于美国产出的增长对美国生产率结构冲击ξU的响应.两国的生产率结构冲击ξC和ξU对实际汇率变化的影响都为负,而且影响程度大致相同.这是因为从（8）式可知,如果λC<1/2,λ?U>1/2,那么ξC和ξU对实际汇率变化就都为负影响.一般说来,中国非贸易部门（如：怎么写作业）比贸易品部门（如：制造业）对生产率的吸收程度要低（即λC<1/2）,因此当生产率受到一个正冲击时,会增加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产出,从而提升非贸易品的,进而提升总相对,也就意味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同时,美国非贸易品部门比贸易品部门对生产率的吸收程度要更高（即λ?U>1/2）.当美国生产率受到一个正冲击时,也最终会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ξC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为负,因为贸易品部门对生产率吸收程度要高于非贸易品部门,因此贸易品部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要高于非贸易品部门,短期内,贸易品部门高边际收益率会导致资本从美国流入中国,因而导致中国对美贸易逆差；类似的,美国贸易品部门对生产率吸收的程度要低于非贸易品部门,因而ξU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为正,加大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但ξC和ξU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系数大小差别较大,这可能是检测定两国模型的制约,实际上中国的资本流入主要来源于美国,而美国的资本流入主要来自于其他国家,这就导致了系数大小的差异.名义汇率结构冲击η对实际汇率变化和贸易收支的影响都为正,这与经典贸易理论中一国名义汇率贬值能促进出口并改善国际贸易收支的解释相吻合.贸易收支对相对需求结构冲击θ的响应为正并且长期系数较大Cooper（2008）发现美国居民部门的储蓄下降是导致美国国内低储蓄率的主要原因,任若恩和覃筱（2006）也发现经调整后的美国居民储蓄率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并且呈下降趋势,而李扬和殷剑峰（2006）、林桂军和Schramm（2008）研究发现中国居民消费倾向几乎没有发生较大改变,因此,我们这里的相对需求结构冲击可近似看作是完全由美国的需求结构冲击带来的.,表明当美国国内需求接受一个正的外部冲击后,其对贸易品需求的增加会直接引起商品的进口,导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并且该冲击对贸易顺差增加的影响较大.

表2 长期系数矩阵B0的估计结果

注：括号中数值是对应的t统计量.

资料来源：根据Eviews回归结果整理.

(四) 脉冲响应

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在SVAR模型中则是描述一个结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估计模型其、中内生变量为：中国产出增长ΔyC,美国的产出增长ΔyC,实际汇率的增长Δq和贸易收支差额b,对应的结构冲击为中国生产率冲击ξC,美国生产率冲击ξU,名义汇率冲击η和相对需求冲击θ.内生变量的水平响应可以通过累加的一阶差分的响应得到并且是在正负一单位标准差下的响应曲线.

图1是各内生变量对中国生产率结构冲击ξC的响应曲线.一个正的ξC冲击会引起中国产出的长期增长,并且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由于中国非贸易品部门对生产率冲击的吸收程度要小于贸易品部门,即λC<1/2,故ξ?C引起贸易品部门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要超过非贸易品部门,使非贸易品产出相对减小,中国对美国产品的相对提高,正如第三张图中所描述的,它最后导致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这同时也验证了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在中国的存在.第四张图显示,ξ?C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为负.因为λ?C<1/2,使得受到结构一个正的ξ?C后,中国贸易品部门资本的边际收益率相对要高于非贸易品部门,短期内,贸易品部门高边际收益率会导致资本从美国流入中国,因而导致中国对美贸易逆差,但长期来看该冲击对贸易收支的影响消失.?

图1 各变量对中国生产率结构冲击的响应曲线

图2为各变量对美国生产率结构冲击ξU的响应曲线.ξU对美国产出的长期增长的作用十分明显.虽然中国产出对ξU的响应为正,但其正负标准差线几乎是均匀分布在零线上下,故该冲击对中国产出增长的影响不显著.ξU还导致了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升值,由于美国非贸易品部门对生产率冲击的吸收程度要大于贸易品部门,即λU>1/2,故ξU引起非贸易品部门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要超过贸易品部门,使非贸易品产出相对增加,美国产品的相对降低,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在贸易收支的响应曲线中看到,其正负标准差线均匀分布在零线上面和下面,表明ξU对贸易收支没有显著影响.

图2 各变量对美国生产率结构冲击的响应曲线

图3描述了各变量对名义汇率结构冲击η的响应曲线.一个正的η冲击会直接引起人民币实际汇率的贬值.以人民币计价的贸易品和非贸易品都变得更便宜,促进中国贸易品的出口,导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但注意由此产生的贸易顺差对η的响应较小（最大值只有0.04）并且响应的时间不长.这说明名义汇率的一次贬值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极为有限并且作用时间短.此外,名义汇率的贬值引起的收入缩水效应会让人们觉得劳动相对于闲暇来说变得更便宜,人们从而会增加闲暇而减少劳动,因此从图中可以看到η导致中国实际产出突然减少.

图3 各变量对名义汇率结构冲击的响应曲线

图4为内生变量对相对需求结构冲击θ响应曲线.美国国内对非贸易品的需求增加相对于对贸易品的需求增加更多,从而引起非贸易品产品上升,导致美国国内实际上升,也就是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同时,美国国内对贸易品需求的增加将直接导致对该类产品的净进口,引起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应该注意到,θ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大小要远远高于对其他变量（最大值达到0.12,而其他响应参数的最大也不超过0.04）,此外,贸易收支对θ的响应持续时间较长,从图中看到当期的需求冲击对今后8期的贸易收支都存在正的影响.无论从短期和长期来看θ都不会引起中美两国实际产出的增加.

图4 各变量对相对需求结构冲击的响应曲线

(五) 方差分解

为了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我们采用方差分解来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表3给出相应的实证结果,对应于各个结构冲击的某特定内生变量k期之后的预测误差的方差百分比（k等于1,3,5,7,15,20).

从表3可以看出,对中国产出增长ΔyC的预测误差来说,62%以上的都是由中国的生产率结构冲击ξC造成的.美国的生产率结构冲击ξU的解释力有限.名义汇率结构冲击η在非常短的时期对ΔyC预测误差没有影响,长期的解释力比较有限.需求结构冲击θ对ΔyC没有影响；对美国产出增长ΔyU的预测误差来说,82%以上的都是由美国的生产率结构冲击ξU造成的而中国的生产率结构冲击ξC对ΔyU则几乎没有影响.η和θ对ΔyU的预测误差几乎没有解释力；短期内ξC和ξU对实际汇率变化q的预测误差几乎没有影响,但在长期有一定的解释力.冲击η对q的预测误差的贡献度都在45%以上,并且前期贡献较大而末期则有所降低.整个时间段内θ对q都不具备解释力；短期来看ξC和η对贸易收支b的预测误差都没有影响,但从第5期开始一直到末期都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在第7期之前需求结构冲击θ对b的预测误差的贡献超过50%,但此后有所下降到末期大约为36%.整个时间段内ξU对b都几乎不具备解释力.总的来说,方差分解得出的结论与脉冲响应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相同的.

五、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研究产出、汇率和贸易收支三者的相互关系,试图找出影响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宏观经济原因.我们将非贸易品部门和贸易品部门对生产率的吸收存在差异考虑进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后,得到一个长期均衡方程,以此作为实证分析中结构VAR模型可识别条件的依据,并且利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两种方法研究了不同结构冲击对不同内生经济变量的相对影响.实证结果发现：第一,美国国内需求的过度膨胀是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关键因素,并且影响程度最深、持续时间最长.第二,人民币名义汇率贬值也是引起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一个因素,但无论从影响程度还是从持续时间来看,汇率贬值对不平衡的贡献十分有限.第三,1994年前后的汇率制度变化对经济系统产生了一定影响,汇改对中美贸易顺差有微弱的正向作用.第四,中国的生产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将有助于减小中美贸易顺差.

自2007年底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危机似乎取代贸易不平衡已成为全球最为关注的问题,但中美两国不平衡问题的长期性以及严重性仍然是亟待解决的.金融危机使美国国内过度膨胀的需求得到了显著抑制,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因此我们必须抓住机遇,充分利用各种条件来缓解中美两国贸易不平衡.根据本文的分析结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和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首先,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应该更多地承担责任,抑制过度消费.美国国内需求的过度膨胀是导致其整个对外贸易以及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的最主要因素,研究表明,近年来美国过度消费导致的储蓄率持续下降主要来自于美国过度繁荣的金融市场.因此,美国要加强金融市场的监管,抑制个人过度消费,提高国内储蓄率,这将极大地缓解中美之间的不平衡.

其次,中国要努力促进国内消费.长期以来,内需不足、过分依赖外需的状况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大瓶颈,也成为其他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借以打压中国的重要理由.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重要出路之一便是扩大内需,这不仅能缓和国外贸易保护主义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外的贸易壁垒,而且能使经济结构更为优化、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体地,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降低预防性储蓄需求.中国政府需要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体制上进行改革,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要让各种保障不仅覆盖到城镇居民还要覆盖到农村居民并最终覆盖到全体中国居民,逐步实现所有居民“老有所养,病有可医”,只有解决了后顾之忧,中国居民才能放心大胆地进行消费.第二,合理引导居民消费倾向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实行外向型经济战略,国内生产主要考虑外部需求即为外国消费者提供产品,而没有过多地研究和考虑中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中国政府在促进居民消费时要对中国消费市场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合理、有效的引导居民消费结构的提升,保证居民消费健康向上发展.第三,完善金融市场.金融市场不发达和金融工具较少都极大约束了资金的流动性,不仅限制了居民的消费也抑制了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所以中国政府需要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鼓励住房抵押贷款、消费信贷等金融创新,为提高居民消费提供更为有效的金融支持.

再次,慎重对待人民币汇率升值,稳步、有序的推进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对美元单方面升值对改善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应该更多地从两国的经济结构角度考虑如何进行调整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在2010年3月召开的上指出：“人民币升值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利益.但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要由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并不是现在一定要升值.”.中国政府必须顶住美国方面的压力,慎重对待人民币汇率升值,在目前国内外经济环境还不十分稳定的情况下人民币不宜大幅升值,同时需要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渐进稳步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

最后,坚持走出口多元化道路.长期以来,美国都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目标市场,我国对外贸易在很大程度上要受美国影响,随着中国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不断提高,中国企业的出口风险也将不断上升,我国应鼓励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不光要盯住美国市场,还要积极开拓全球市场.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经济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在世界市场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些经济体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吸纳进口的能力日益扩张,并且需求结构不断升级,有效地对这些经济体市场进行开发,是中国各界未来需要把握的重要问题.中国各界应该合理利用机遇及时调整出口布局,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适当缓解中美贸易不平衡.

总而言之,中美双方要坚持“互利双赢、协商解决”的原则,从实际出发,认真调查研究,共同探讨解决两国贸易不平衡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