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环境污染的实证

摘 要 ：文章通过中国30个省(市、区)2000-2005年面板数据,对FDI与外贸的环境污染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对外贸易与FDI整体上都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其中,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出口与FDI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进口贸易可抑制环境污染,但作用比较小；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环境污染的双重功能.本文的政策建议是,调整出口与引资政策,发展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关 键 词 ：对外贸易；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人力资本；环境污染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088-07

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对外贸易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以下均简称FDI)也取得了瞩目成就.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也遭受了较严重的环境污染.流入中国的FDI超过七成进入了制造业领域,较为集中的行业为：通信、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等.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的FDI增长较快,然而这些行业都是污染大户,其中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是废水排放最主要的行业之一.出口主要集中于化学化工,塑料,纺织,贱金属及其制品,机器、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及零件等高污染制造行业,且这些行业的出口近年来都保持了较快增长.根据2005-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5年中国废水和废气排放量均逐年加快增长,另怀德的研究,近5年总的污染经济损失也呈加快增长态势[1].那么,对外贸易、FDI是否导致了中国环境污染恶化呢

FDI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有着争论性的联系,这方面理论以“污染避难所”检测说为代表.Baumol和Oates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自愿实施较低的环境标准,专业化生产污染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由于制定的环境标准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高污染产业必然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将成为世界“污染避难所”,环境污染随之逐渐加剧[2].不过这一检测说并未得到普遍认同,Porter和van der Linde认为,企业积极进行环境保护可以促进技术创新,降低总生产成本和提高企业价值,从而增强竞争优势[3].这就使得低环境标准所带来的成本优势能否吸引FDI成为疑问.另外,马丽、刘卫东、刘毅认为,污染控制成本并非企业成本中最重要的因素,也不会成为促使企业向海外迁移的动力[4].

对外贸易也与环境污染存在着争论性的联系.近年来,随着贸易自由化所导致后果的凸显以及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对外贸易所产生的收益问题开始受到质疑,人们开始反思对外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引起的包括环境在内的各种后果.Ropke指出国际贸易会在几个方面引起环境问题,例如自然资源的低估,不惜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增长,扩大环境的外部性影响等[5].Dua和Esty等指出,作为全球贸易自由化的结果,各国会纷纷降低各自的环境质量标准以维持或增强竞争力,出现所谓“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race to the bottom),甚至出现阻挠环境立法等漠视环境管制的现象[6].但也有学者认为“向底线赛跑”的论断缺乏足够证据,Eliste和Fredriksson在对农业部门的经验分析中,没有发现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向(环境标准)底线赛跑”的论断[7].

上述分析表明对外贸易与FDI可能与环境污染存在了某种关系,本文拟利用2000-2005年中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经验数据,分析对外贸易、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试图找出既能抑制环境污染又能促进经济增长的要素,这一(些)要素便是促进对外贸易、FDI与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变量.

二、模型构建

在de Mello和Ramirez模型的基础上,将人力资本因素置入生产函数[8-9]：

三、主要数据的简单说明

人力资本(H)、初级劳动投入(L)、公路标准里程(Transport)可根据2001-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对容易的获取.各省GDP以2000年为基期扣除因素后得到；进口渗透(M)和出口导向(X)为各省进出口扣除美国2000年为基期的CPI后转换为人民币,再与各省2000年为基期GDP相比的比重.下面主要对污染(P)、资本(K)、FDI、实际汇率(Exchange)数据做简要说明.

本文主要难点之一是环境污染数据的获得较为困难.首先是完整原始数据获得困难.以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正式颁布为标志,国家和各地方环境状况统计制度开始建立.1997年环境统计将乡镇工业污染纳入统计范围,此后的生活和工业污染统计范围进一步扩大,环境统计逐渐趋于完善.但2000年之前的部分地区环境状况公报中生活废水、生活废气统计资料缺乏,因此将污染数据年限设置为2000-2005年.其次是以何种环境污染指标表示整体环境污染状况的问题.以往研究中,环境污染常常以单个或几个独立指标来表示,而个别独立的环境污染指标走势通常不一致,因此很难代表环境污染整体.本文拟以为权重建立一个综合环境污染指标(即估算环境污染经济损失),使该指标能最大限度代表环境污染整体,并弥补以往利用单个或几个独立环境污染指标进行的实证研究,无法揭示环境污染整体状况的窘境.将空气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碳①、二氧化硫、悬浮颗粒物(烟尘、工业粉尘),水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排放,以及噪音污染等作为环境污染损失估算对象,舍弃固体废弃物、一氧化碳等指标②.环境污染损失估算是近几年我国环境研究中的热点和难点,借鉴刘渝琳,温怀德的研究方法(限于篇幅考虑,本文不做详细介绍)[1],以2000年为基期,估算出各省环境污染损失.限于资料获取能力,本估算不含固体废弃物、一氧化碳,以及其他一些非主要指标,这使得本估算成为保守估算.这里仅给出2005年环境污染损失表.如能获取更完善的数据,环境污染损失应大于表1数据,但它由最主要污染物估算得到,应仍能较好地反映各省污染损失状况.由表1可知,无论从三大区域环境污染损失的最大值、平均值,还是总值来看,我国环境污染损失都总体上呈现为由东向西逐渐减少的格局.

FDI应采用存量指标还是增量指标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实际上,具有溢出效应和参与生产的FDI应是存量FDI,而部分新引进FDI很可能还未充分发挥其应用功能,因此采用存量指标应更合理.中国统计年鉴中所列FDI数据实际上是增量FDI,并非存量FDI.可借鉴上述资本数据计算公式,有：FDIit+1等于(1-δ)FDIit+Iit+1[]PFDIi,折旧率仍参照7.5%,存量可由各地新增FDI经上述公式计算得出,增量FDI指数可参照美国消费者指数.计算结果略.

由于2005年7月21日及其之前几年我国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汇改后我国无论是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的顺差都主要来自美国,美元在篮子货币中仍有重要地位,因此本文的实际汇率使用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实际汇率可通过以下公式计算得到：

四、实证分析

(一)全国整体分析

以GDP为被解释变量的全国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2.资本、FDI、初级劳动投入、人力资本等参与生产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著为正,其中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环境污染损失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这表明它确实做为一种环境代价,促进了经济增长,且其对经济的贡献仅次于资本(其系数仅小于资本).除此之外,出口和进口(由于本文出口导向率和进口渗透率可理解为出口和进口的替代指标,为分析简便,下文中X与M均直接简称出口与进口)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的影响,这表示中国进出口促进了技术进步(也可能是由于扩大市场、带动投资等等其他因素),从而推动了经济增长；不过进口系数很小,这表明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很有限.交通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中国交通发展整体上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真实汇率系数为正,但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不显著,这表明汇率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省份特征,这可能是由于东中西部各省对外经济联系的差异造成的；这主要是由于我国2000-2005年这一时期名义汇率的相对贬值增强了我国经济的竞争力,预期实际汇率将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Yao和Zhang 、姚树洁、冯根福、韦开蕾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13-14].

以环境污染损失为被解释变量的全国面板数据回归结果见表3.经济增长是环境污染损失的主要原因,高产出地区环境污染损失也相应高.FDI加重了环境污染,这是由于我国吸收FDI的领域主要集中于制造业,而制造业是产生污染最主要来源,这也说明FDI技术外溢并没有整体上改善环境污染,或技术外溢不足,亦或是对技术外溢的吸收不足.初级劳动投入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劳动力投入整体上仍以污染性生产为主.资本系数显著性水平都不高,对环境污染不具有解释力.人力资本系数显著为负,对抑制环境污染损失有积极意义,这是由于人力资本是知识和技术的重要载体,而知识和技术的增加会对环境污染产生抑制作用.进口系数仅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其系数均为负,表明进口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或替代了国内污染性生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污染,不过其系数较小,对控制国内环境污染的作用有限.出口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出口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生产扩大的同时,却造成了环境污染,出口的作用更多的体现在了生产扩大上,并没有对环境污染形成积极影响.

从可持续增长角度看,必须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然而我国经济增长以较大的环境污染为代价,若处理不当,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人力资本既可较好的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抑制环境污染,因此积极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可缓解控制环境污染与促进经济增长这一矛盾.另外,进口存在促进技术的功能,并可以替代国内的污染性生产,这使得它对于缓解上述矛盾有一定积极意义,不过进口对于降低环境污染与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都比较小.

(二)地区差别

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FDI在地区分布上也呈现出显著不平衡性,到2005年东部已经累计吸收FDI占全国总吸收额的近84%,而中西部分别仅为11.4和4.7%；而进出口贸易中,东部地区所占份额更是达90%以上；据表1中三个地区环境污染损失均值可知,环境污染状况表现为由东至西逐渐减少.这一现象影响了以全国为对象的研究精确度,因此本文将全国分为东、中、西部三个区域进行分析(区域划分与表1同).

以GDP为被解释变量的分地区数据回归结果见表4.东部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FDI、初级劳动投入、出口,以及环境污染代价.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并不能解释其经济增长,这主要因为东部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大量人才,东部人力资本由本地和外来两部分组成,其经济增长应由这二者之和的人力资本来解释.东部进口也不能解释其经济增长.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显著依靠FDI,而是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如资本、初级劳动投入、人力资本、出口,以及环境污染代价等,这主要是由于西部所吸收的FDI较少,且增长不稳定.中部地区的资本、初级劳动投入、人力资本、出口、环境污染损失,以及汇率等都促进了经济增长.中部地区的进口对经济增长产生了负作用(随机效应模型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与西部较低的技术吸收能力有关,或是进口替代了中部地区的生产.中部交通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不能成为其经济增长的原因.

以环境污染损失为被解释变量的分地区数据回归结果见表5.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经济增长、FDI、出口等均是环境污染增加的显著原因.东部地区资本是环境污染减轻的因素,而在中西部地区则相反,中西部地区资本系数为正.这说明东部地区资本承载的生产技术水平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资本的增长使得生产的技术水平提高,从而有利于控制污染,而中西部地区资本承载的生产技术水平较低,资本的增长扩大了生产,但不利于控制污染.初级劳动投入系数为正(但在东部地区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基本上印证了我国劳动力投入整体上仍以污染性生产为主的观点.进口对污染的缓解作用仅在东部成立,这说明东部地区吸收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能力强于中西部地区,另外也可能与中西部地区进口额较少,且增长不稳定有关.

五、简短的结论

本文就对外贸易、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环境污染效应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将以上分析整理后,有如下四点重要结论：

1.对外贸易与FDI都整体上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其中,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小.分区域看,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显著依靠FDI,东部地区的进口也不能解释其经济增长.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吸引外资,从整体上说,在促进经济增长这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

2.出口贸易与FDI加剧了中国环境污染.由于中国是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进行出口贸易,以十分优惠的条件吸引FDI,使得出口贸易与FDI所获得的利益是国内外共享的,然而其污染却留在了国内,由国内独自承担.要实现生产福利最大化,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出口与引资政策还有待继续调整和完善.

3. 进口贸易可抑制环境污染,但作用比较小.从地区看,仅东部地区的进口贸易显著抑制了其环境污染.虽然本文的实证结果认为进口贸易整体上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其系数很小,而且进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比较复杂,因此,在控制环境污染与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选择时,应谨慎使用进口贸易这一政策工具.

4.人力资本具有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环境污染的双重功能.虽然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对促进经济增长与抑制环境污染的作用均不明显,但是本文给出了人才往东部流动,补充了东部人力资本的解释.因此,人力资本对于促进经济增长与控制环境污染是非常重要的.应积极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使对外经济与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6] Dua A,Esty D C. Sustaining the Asia Pacific miracle[M]. 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1997.

[7] Eliste P,Fredriksson P 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traners,and trade：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2(2)：23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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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姚树洁,冯根福,韦开蕾.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06(12)：35-46.

责任编辑、校对：李再扬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