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殇五百年

点赞:16503 浏览:77785 近期更新时间:2024-02-12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检测如没有那天的意外发现,我此次的广州之游,将在失望与平淡中,索然无味地结束.

这一次,我专程去寻访赫赫有名的广州十三行旧址,不料,曾经在国际贸易史上辉煌近两百年的十三行,如今只留下一个路名――“十三行路”,没有留下一丝残迹,只有一些门脸不大的店铺而已:我又去越秀公园瞻仰那有名的五羊群像――广州号称“羊城”,五羊群像是广州的标志.可是,我看到的五羊群像崭新异常.广州的朋友告诉我,原来前几年五羊群像不幸被雷电击中,这是重修的.

有了这两次教训,我去长州岛的黄埔军校旧址参观时,并不对那里抱太大的期望.只是去亲眼看看黄埔军校的实地,拍几张“到此一游”的照片,如此而已.供游人参观的黄埔军校本部旧址并不大,很快,我就浮光掠影地逛完了.出来的路上,一边纳闷地想,为何不恢复军校旧址门口那副有名的对联――“贪生怕死请往他处,升官发财勿入斯门”,一边漫不经心地走进了珠江边上的黄埔海关分关旧址,既然来了,那就随便看看吧.

就在这栋小楼的角落里,我看见了两幅不起眼的图画――几百年前,珠江口外的法国人岛和丹麦人岛.那一刹那,我突然明白了:这里,竟然是走进中国五百年来的历史迷宫的后门.

历史的变迁

双屿岛秘史

广州珠江口外的法国人岛和丹麦人岛,之所以让我如此震撼,是因为我一直不能忘记,大约五百年前,发生在宁波双屿岛(今天的浙江普陀六横岛)的那段隐秘历史.

五百年前,那是个大航海、大发现、大贸易的大时代.明朝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的辉煌已经逝去,企图保得江山永固的明朝政府,实行了最严厉的禁海政策,只给海外贸易留下了一条窄得不能再窄的门缝朝贡勘合贸易.不懂得中国独特儒家文化的外国人,很难理解这种朝贡勘合贸易的运行模式.

这种古怪的勘合贸易是这样的:明朝的商人,如果想私下与外国人做生意,那是不允许的,哪怕你愿意交税,愿意服从政府的管理也不行.只有勘合贸易是合法的,就是让外国商人跟着外国的“贡使”,在来明朝“朝贡”的时候,在专门管理此类事务的机构――市舶司,把他们的货物,以“贡品”的名义,“朝贡”给中国.而中国方面,则把商品以“回赐”的名义,“赏赐”给这些“仰慕天朝威仪”的外国人.显然,最要紧的是朝廷的“面子”、“威仪”,贸易的效率、速度、规模、利润,这些统统都无关紧要.反正这些外国人跪着爬着、哭着喊着也要来中国“领赏”,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宝贝,反正中国地大物博,什么也不缺.

哪里有贸易壁垒,哪里就有.明朝的海禁政策执行得越严厉,来自中国的商品就越稀缺、越珍贵,贸易的利润也就越高,集团的动力和经济实力也就越强.值得注意的是,今天所讲的全球化,并不是从21世纪开始的,早在五百年前,中国就已经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以麦哲伦、达伽马、哥伦布们为代表的航海冒险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热衷于东西方之间贸易的葡萄牙人,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进行着大量的贸易活动.当时他们最重要的据点,就是宁波双屿岛.朝廷有武装禁海,商人们就有武装.小小的双屿岛,就成为一个武装集团的根据地――或者说,国际自由贸易区.

据《六横大事纪》记载,从春秋战国时起,双屿岛就开始有人类活动.明朝嘉靖十九年(1540)年,李光头、王直等商人以双屿港为基地,与佛郎机(葡萄牙)、倭人(日本)开展贸易,规模日渐扩大.双屿岛,是当时全球性的贸易中心.从1524年到1547年,这个“经济特区”、“自由贸易港”迅速地发展起来,葡萄牙商人们在岛上修建了1000多座房屋,设立了市政厅、教堂、医院、慈善堂,还有行政司法官、审计官、法官、市议员等官僚机构.据说,当时岛上的居民多达3000多人,其中葡萄牙人占了1200人左右,其他人主要是各国的天主教徒.来自日本、西班牙的白银,从这里被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换取中国的丝绸、瓷器、棉布等商品.当时的双屿岛,被历史学家们称为“16世纪的上海”,全球的商品、财富在这里交换、中转、集散.

也许是明朝政府情报的不准确,也许是由于某些官员的私心或误解,也许是出于文化沟通上的障碍,也许是由于确实有日本人在岛上开展贸易,双屿岛上的商人们,被朝廷视为“倭寇”.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朝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兼福建军务提督,剿灭这些“倭寇”.朱纨是一位正直、能干、忠诚的官员,他迅速率大军捣毁了双屿岛.从此,这个“十六世纪的上海”、国际贸易中心、五百年前的自由贸易区、中华古国与西洋文明的交汇点,成为茫茫大海中的单调乏味的地理概念,退出了世界经济的中心舞台.

葡萄牙人演绎“雁南飞”

双屿岛呆不下去了,那就向南转移,对海上贸易极其执著的葡萄牙人,又搬到了福建沿海的浯屿港、月港,仍然和王直武装集团合作.而漳州附近,成了新的贸易中心.当时福建人的记载称,葡萄牙人的贸易中心转到这里之后,带来了大量的便宜的胡椒、、苏木等,又以高出几倍的收购当地人的“米面猪鸡”,以维持日常生活.记载称,葡萄牙人“未尝侵暴我边疆,杀戮我人民,劫掠我财物.”然而,明朝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极其坚决,葡萄牙人又被赶到了广东珠江口.

就在这时,由于一个腐败官员的出现,历史出现一个意想不到的拐弯.这个官员的名字叫黄庆,当时是负责广东沿海防务的都指挥使.据说,他收受了葡萄牙人的贿赂,允许葡萄牙商人在一个叫“濠镜”的地方安顿下来,经商贸易.濠镜,就是今天的澳门.澳门几百年来受洋人统治的屈辱史,在商人和官员的权钱交易中,卑污地开始了.爱国学者闻一多曾在那首催人泪下、令人肝肠寸断的《七子之歌》中写道:“你可知Ma-cao不是我真姓,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但是他们掠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我内心的灵魂,那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叫我一声澳门,母亲啊母亲,我要回来,母亲、母亲!”其实,Ma-cao一词来源于当地人对妈祖的崇拜.澳门,就是“妈港”的音译.这个小小的细节,正说明当时中国文明,还保持着微弱的强势地位.

然而,这种强势地位是何等的脆弱和易逝.在明朝的朱纨将葡萄牙人赶出双屿岛三百年后,西方的海上新霸主英国人,叩响了满清王朝的大门,这一次,双方的形势截然不同了.英国人不再是为了神秘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而来,而是为了替它的和工业革命成果打开市场:它不再像当年的葡萄牙人一样,在明朝军队的驱逐下躲躲藏藏,而是明目张胆、明火执仗、用炮敲门,拿军舰开路,杀人放火,横冲直撞.

尽管历史无法检测设,但我还是忍不住一再猜想:500年前的中国,曾经是当之无愧的世界贸易中心,检测如当时的明朝政府,不是派朱纨去剿灭双屿岛上的葡萄 牙人,而是打开国门,给予其国民待遇,让朱纨去好好管理他们,不准他们胡作非为,只准他们老实经商,放开海禁,利用中国的压倒性贸易优势,富民强国,中国的世界中心位置,是否会再保持500年战争以后的所有民族灾难,是不是可以避免然而,历史永远无法重来.于是,一个个天才的名字:王直、戚继光、胡宗宪、郑芝龙,都注定成为这场历史悲剧中的悲剧角色.

明朝:“片板不许入海.”

徽商王直,本名汪直.尽管他有着许许多多的身份和头衔:“倭寇”首领、武装集团头领、海盗、“净海王”、“徽王”,我还是宁愿称他为一个商人――徽商.这些年,关于徽商的研究已经靡然成风,可是,不知是无知还是有意,很少有人对王直――这位最杰出的徽商,给予应有的关注.倒是在今天的浙江台州蛇蟠岛,有一尊王直的塑像,旁边是一副王直生前最欣赏的对联:“道不行,乘槎浮于海;人之患,束带立于朝.”

徽州盐商出身的王直,具有天才的商业头脑和经营手腕,他是当时国际贸易界最出色的中间商.可是,在明朝皇帝的眼中,这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个个都是不安分守己的刁民,必先除之而后快.正是这种“逼商为寇”的海禁政策,使无数个王直被逼上了“武装商人”的道路.不错,这是,可是,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之下,除了规模小得可怜的朝贡勘合贸易,哪个国际贸易商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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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典型的徽商,王直始终以一名儒生自许,以作为中国人而自豪.他日思夜想的,是借着自己“平定海上”的功绩,获得明朝政府的承认,归顺朝廷,并屡次请求:希望朝廷使海外贸易合法化.然而,傲慢的嘉靖皇帝永远只有一个答复――“片板不许入海.”中国在强势地位中主动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又一次被明朝政府不屑一顾地拒之门外.

朝廷中并非没有明白人.当时就有许多清醒的大臣提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当时的名臣、同样出身于徽州的胡宗宪,他主编的《筹海图编》更是点燃了建立海上强国的希望.胡宗宪认为,如果朝廷可以利用王直,并且宣布海外贸易合法化,不但可以使海盗不剿自平,而且,中国将开辟出海上丝绸之路.站在500年后的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设想,检测如当时的明朝政府改弦易辙,开海拓疆,建立一个比陆上中国大上几倍的海上中国,绝对不是痴人说梦.可惜,自大和愚昧、卑鄙和懦弱,最终战胜了理智和远见.明朝政府打不过王直,就抓了王直在徽州的妻儿老母,并用虚检测的承诺诱捕王直.胡宗宪在朝中大臣弹劾他引狼入室、收受贿赂的险恶处境之下,被迫选择了明哲保身.据说,王直在宁波港口临刑前大呼:“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两浙百姓!”王直死后,原来商人色彩浓重的武装集团,被逼成了真正的“寇”,东南大乱.

天才大屠杀

那是一个屠杀天才的时代.天才的商人和经营家王直被逼得“转商为寇”、人头落地,天才的战将戚继光在郁郁不得志中死去,天才的海洋战略家胡宗宪在狱中惨死,天才的改革家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灭门.然而,最凄凉的还是天才的绍兴文人徐文长,这个曾被胡宗宪独具慧眼看中的胡府幕僚,虽曾“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却只能贫困潦倒,身无长物.徐文长疯了,袁宏道的<徐文长传>称,晚年的徐文长有时用斧子砍破自己的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有时用“利锥锥其双耳,深入寸余,竟不得死.”在麻木和懦弱一手遮天的年代里,所有清醒和理智的人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像王直、胡宗宪、张居正一样知其不可而为之,最终被同胞们陷害;要么像徐文长一样先是佯狂愤世,最终疯狂自毁.

然而,在王直被杀、胡宗宪惨死狱中约一百年后,中国商人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仍然举足轻重.那些太平洋、印度洋上的岛屿之间,依然可以频繁地见到中国商人的舰船横行海上.历史仍然为中国留下了最后一次机会.

郑芝龙,这个出生于福建南安偏僻乡村的商人,是当时世界贸易、航运业中当之无愧的“船王”.他是那个时代真正全球化、国际化的大商人、大玩家.他年轻时,曾经闯荡澳门,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取了个教名――尼古拉斯(Nicolas),这是宗教和姓氏上的国际化;他在日本娶了一位姓田川的女子,并在日本生下了民族英雄――郑成功,郑成功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这是他婚姻与家庭上的国际化;他的辉煌时期的势力范围,南至澳门、暹罗,北至山东、东至日本、菲律宾,今天的柬埔寨,是他的贸易中转站,这是他商业和事业上的国际化.

只可惜,在屠杀天才的年代,郑芝龙的商业天才,不能为国家效力,最终仍然被政治所摧残,归顺清朝的他,因为儿子郑成功是抗清领袖,于1661年被清廷杀害.而他的儿子郑成功,完成了成功收复台湾岛的历史杰作之后,继续开展大规模的海外贸易.而那位号称“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收复台湾之后,也曾经一度开放海禁,允许对外贸易.可是,这道最后的希望门缝,在康熙晚年被他无情地关上了.他再次将“开海”政策改为“禁海”,企图以此来确保爱新觉罗氏的江山永固,万年长存.无论小说家和影视剧将康熙塑造成怎样的圣君完人,他的禁海之举,注定了他只是一个懦弱而无远见的普通皇帝罢了.与他同时代的俄罗斯彼得大帝,此时正在励精图治,疯狂地推动俄罗斯发展海外贸易、鼓励工商业.而此时,距离英国用炮打开中国的大门,只有一百多年了.

双屿岛、法国人岛、丹麦人岛、澳门岛、香港岛.中国在全球化中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强势地位的机遇,始于宁波双屿岛,终于康熙晚年的禁海.面对这些岛屿五百年来的沧桑,你不得不承认:原来,我们曾经离成为世界财富中心如此之近,全球化的主动权和船舵,曾经有机会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原来我们曾经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扼杀机会,屠杀天才.是为岛殇五百年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