湟源历史文化探源之七

茶马互市是中原与地处湟水上游湟源边口贸易的重要形式.少数民族常年牧居高原,又食肉乳,故茶叶是消食解疾的唯一饮料和良药,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之说.

据历史记载：湟源的茶马互市,最初以茶布易马牛,是种单一的边口贸易.随着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不能满足中原与湟源商贸的需求,尤其到了清代,牧区的畜产品、矿产品、水产品和珍贵药材与农区粮油食品、日用百货品、手工制作、茶叶布匹等涌入市场,茶马互市自然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环海商都”,进而冠名“小北京”,成为北方贸易大都.

茶马互市→环海商都→小北京,却又冒出个“茶马商都”,也许是人为定位,不过以茶易马不会成为商都,显见倪端.

茶马互市

多巴商贸转丹城

青海省湟中县多巴一带,历史上曾是中亚贸易的中心.汉代时在那里设置临羌县（有说临羌新县）,到了宋代改称为临蕃城.《宋史·唃厮啰传》说：“唃厮啰者,居鄯州（今西宁市）,西有临蕃城通青海、高昌诸国,商人皆趋鄯州贸易,以故富强.”

唃厮啰是藏族在青海东部建立的小王朝,与中原地区建立的赵宋王朝关系十分友好.赵宋王朝借唃厮啰牵制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地方割据政权.为此,北宋封唃厮啰后代为保顺军节度使,并赐姓赵,认作本家.把这样一个小王朝的富强归于“有临蕃城”,“商人皆趋鄯州贸易.”可见这个地方当时商业贸易之兴盛.后来和硕特蒙古由天山北路东迁于西宁以西之青海草原.东迁后的和硕特蒙古处于新疆与内地的相连地带,这有力地促进了新疆乃至中亚各地与内地间的商业贸易的推进.先是明代后期,西海蒙古与明朝达成协议在规定的沿边路口进行定期互市.清初,仍继续开展边口：工市.白塔儿、多巴和卫城遂成为重要的商业中转地,以民族贸易繁盛而声名远播.

往来的集合点,多数成了中亚贸易的中心市场.到康熙52年至53年之间,俄国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派遣的探险队,也从新疆到达西宁附近.佐口透说：“看来多巴似乎是当时亚洲内地一个著名的地方.”

外地商人到多巴采购的商品,估计就是青海的土特产“鹿茸麝香,蘑菇大黄”之类.其中的大黄,以健胃剂和下泻药闻名于世.有时外地商人也不是随意可采购的.据松筠（清代陕甘总督）著的《绥服纪略》所述：“俄罗斯多食鱼,须大黄以解鱼毒（因食鱼而中毒）,特派头人专司收写,散给属下,官卖济众.恰克图（原为我国境内中俄通商要埠,今在俄罗斯境内）贩卖大黄者独有一家,系青海回民,俄罗斯最为信服,他商贩此勿能售也.”

可见当时我省远销国外的名贵药材大黄,仍由我省回民专卖,“他商贩此勿能售也.”

多巴,为今西宁市湟中县的一个镇,距市中心25公里.清康熙以前,西宁卫的贸易集散点在白塔儿（今大通县老城关东）.而之后,多巴则替代了白塔儿,成为重要的贸易市口,有“陆地小码头”的美誉.据《秦边纪略》卷一载：“多巴,或作多坝,今之夷厂也.在湟河之西,其地名不著于昔,盖新创也.居然大市土屋毗连,其廛居逐末,则黑番也；出而贸易,则西宁习番语之人也；驮载往来,则极西之回与夷也；居货为贾,则大通河、西海之部落也；司市持平,则宰僧也.”由以上引文可知,多巴是一个由青海蒙古“新创”的新兴的商贸城镇.在这里,蒙古部落“居货为贾”,并主持和管理着各类商务活动；“黑番”多盖房开旅店以迎四方之商人；招揽生意的则是能兼操阿拉伯、波斯或藏、蒙古语的“西宁习番语之人”；而驮载中亚等处货物的为“极西之回与夷”.从民族、种族、语言、习俗来看,虽迥然不同,但其角色分明、彼此依存,共同推动了多巴商业经济的发展.对此,梁份在其书中有这样的感叹：“多巴,等中国（清朝）反不设官焉”.另有清初冯一鹏在其《塞外杂记》中亦谓：“西宁之西五十里曰多坝,有大市焉.细而东珠玛瑙,粗而毡氇藏香,中外商贾咸集,一种缠头回子者,万里西来,独富厚于诸国,又能精鉴宝物,年年交易,以千百万计.”这些同样展示出多巴贸易市场规模非同寻常.

再看阮葵在《茶余客话》卷十三中的记载：“缠头回子国,在俄罗斯、准噶尔两国之间.等其写卖交易,至西宁多坝口而止.宁之西五十里曰多坝口,有大市焉.细而东珠玛瑙玻璃之属,粗则氆氇藏香.中外商贾咸集.惟缠头回子万里西来,富于他国,亦能精鉴宝物,年交易以千万计.”

至于“缠头回子国”富到什么程度?同书写道：“以铜砖为城,玻璃饰郭.郊外行三十余里始一周.其中王居极丽,舆马甚盛,历古今无二姓主,邻国犯之不敢与较,亦通使各国.”由此可见当时多巴贸易繁荣、商贾如云之一斑.繁荣的商业活动,在多巴之地催生出不少富户,其居住“皆高堂大厦,且有仓廒”；“其人,男耕女织,且有老学究授四书、毛诗章句者.”

贸易繁盛的多巴,何时衰败的呢?寻根向底,是在青海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反清之时,即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年羹尧等率军平定之后,清朝对和硕特蒙古各部与河湟地区的汉、回群众的贸易往来严格控制,并以此作为控制青海各族的手段.规定每年二、八月仅在西宁西川外日月山那拉萨拉定点交易,严禁擅移,否则将治罪.后因“各蒙古需用茶叶、布、面等物,交易之期过远,必致穷乏”,“经议政大臣议改四季交易”,即以二、五、八、十一月为互市日期.以后又因“郡王额尔得尼托克托、郡王色卜腾扎尔等诸台吉部落,住牧黄河西边,相近西宁.”陕甘总督岳钟琪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奏请将贸易地点由日月山移至丹噶尔,并改为不定期贸易.自此而后,多巴的贸易地位被丹噶尔所取代.

据《西宁历史与文化》记载：

继多巴之后崛起的市场是丹噶尔.丹噶尔即今西宁市辖湟源县,距西宁以西45公里处,以其地有著名的黄教寺院东科尔寺（建于1652年）而得名.“丹噶尔”即“东科尔”之异译.这里“自明末商贾渐集,与蒙番贸易,有因而世居者；番族亦渐次开垦,牧而兼耕,各就水土之便,筑室家成村落焉”,至清中叶后发育成为西北地区民族贸易的中心市场.

丹噶尔民族贸易的兴起及日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辐射范围的不断拓展,主要依托于：一是从地理位置看,丹噶尔地处黄河上游农牧区域的临界点上,丹噶尔及日月山以东为农业带,以西为牧业带；二是从交通要冲上看丹噶尔“为三藏通衢,西滨青海,北连蒙古,群山罗列,两涧回环,洵边徼名区,西维重地也”.是清代青海蒙藏游牧区及西藏地区与内地交通往来的“海藏咽喉”、“海藏通衢”之地；三是从清王朝扩疆拓土上者,丹噶尔在雍正后成为甘肃行省和西宁办事大臣所辖蒙藏游牧区的行政分界点,即处在所谓“边内”和“边外”的交界线上,这里便一度成为民族贸易中心.然而,随着和硕特蒙古在政治上的失势,“边内”和“边外”的分界线西移至丹噶尔一带.为把丹噶尔的地理和交通区位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清政府在此地设立互市,并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筑丹噶尔城一座,次年竣工,以资护民保商.城内有东大街、仓门街、中大街、西大街、隍庙街、丰盛街、万安街等主要街道,其中东、西大街、丰盛街列为商业区,商店鳞次栉比,从而吸引各地商人来此经商.正是基于上述因素,丹噶尔的民族贸易才得以兴起,并渐次走向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