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拯救当前的经济增长

点赞:15267 浏览:68237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19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目前中国经济和政府都面临重要考验——消费物价涨势尚未完全稳住,增长持续走低的情况还在继续发展,综合判断,“软着陆”的政策目标还没有真正实现.学界有议论的滞胀风险也并非就是空穴来风.这个关键时候,决策层不仅需要有调控处置的果断,还应该有对发展与改革更加全面的宏观谋划.

要想渡过眼前的增长难关并不困难

国外经济界有人提出,现在中国政府对重振增长的调控能力十分有限,政策库里的东西已使用完毕,经济长期疲软和“硬着陆”难以避免.这种观点是背离事实的.凡深入了解中国体制特点的人就会知道,在政府主导型市场模式的体制背景下,掌控宏观经济的能力十分强大,这种强大不仅来自不断完善的行政控制体系的权威,而且还来自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群体的巨大经济能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在全球最先复苏,就是这种掌控能力的极好证明.

回想一下2009年的情况:国内经济第一季度下降了3.1个百分点、工业增长只有3.8%、进出口连续12个月以上负增长、发电量连续约8个月增长为负等如此严重态势下,我们只用了不太长的时间就在全球率先复苏.尽管现在面临的问题也不可小视:增长水平下降、出口环境严峻、企业经营困难、社会就业不稳等等,但宏观基本面稳定的大格局并未改变,也没有超出经济周期分析可以解释的范围,说到底,我们现在并不需要又一次应对经济危机.

面对增长水平下降的主要矛盾,我认为政府只要采取三个办法就可以很快渡过当前难关.

第一,4万亿减半投资加上地方政府延期还债.反危机时期政府的4万亿投资,其强度相当惊人.我做了一个简单计算,美国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共同使用的联邦反危机财政投入约15870亿美元,为当年GDP的11.75%左右;中国政府反危机投入的4万亿人民币,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3.3%左右.尽管这两个数字不能绝对比较,但至少说明4万亿投入的强度之大.为了应对目前增长水平下降问题,政府拿出2万亿的投资菜单应该够用了.需要注意的是,今年3-8月,由财政在2009年怎么发表的地方政府债券本金和利息将全部到期,如果还是照旧由各级地方政府来承接投资项目,那么债务到期还本付息的问题也需要重新研究了,出路或者是让债务人借新还旧,或者是只好延期还债.

第二,把货币政策大幅放开.现在国内各方面期盼货币、信贷大量增发如饥似渴,目前货币当局使用逐步提高银行存准率的办法,以及把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和基准利率分别下调0.25个百分点的办法,都太不解渴了.2012年5月份的国内狭义货币增长只有3.5%,这个指标在反危机时期的2010年1月曾接近40%,相比之下,货币流动性还远没有真正宽松起来.既然要刺激增长,为什么不能进一步大幅度放开呢?比如说,只要不突破反危机时期的新增信贷总量、货币增长水平和存贷款降息三个临界指标水平,有什么刺激增长的货币工具不能试一试呢.


第三,改变现有商品房限购政策.房地产投资占国内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约25%左右,当前总投资下降主要塌在这一块.在政府的调控政策特别是限购政策下,房地产行业的投机购写狂潮受到抑制,市场销售明显下降,由行业高额赢利吸引的大量投资也出现了持续大幅下降.为了重新拉动这个投资大户,改变原有调控政策特别是把限购放开就是了.这样做,大量积蓄已久的社会投机资本一定会急速扑向房地产市场,房地产将一定出现报复性反弹,行业暴利局面将重新出现.这就肯定可以吸引社会资金重新大量涌入房地产行业,由此所带动的投资增长,不但足以顶住投资曲线下滑,还有可能导致创造国内投资增长的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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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是不断复制原有增长方式

采取以上三个办法,肯定可以很快把经济增长水平拉起来,迅速渡过眼前难关.但是,这也可能会出现继续复制原有增长方式的问题,一切都没有真正的改变,只是把大量矛盾向后延伸了.中国讲转变增长方式已有多年,理论上早说清楚了,政策也出台了一大堆,为什么成效总是很不理想?需要再认真地反思.

以宏观经济三驾马车的视角看,中国增速最快的是大规模低端产品出口,拉动力最强的是大规模投资,增速相对较慢但比较稳定的是社会消费.首先是出口面临挑战,随着劳动力成本和其它生产要素大幅上升,长期依赖人工竞争的出口优势难以为继,怎么办?需要沿着两条路线前进,第一是提升自身的产品、产业水准,第二就是积极扩大内需的份额比例.但是内需又怎么扩大呢?扩大消费内需要做好三件事: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公共福利与社会保障水平、改进消费政策.前两件事是根本之举,但属慢功,需要逐步积累.后一件事可以立行见效,但拉动力不能寄望过高.剩下的就是投资了.

人们往往习惯称中国的经济增长为“投资拉动型增长”,这大致不错,但还没有说清楚这是什么样的“投资拉动型增长”.从投资主体的特征看,中国的投资活动可以分成两大块:一是政府经济部门的投资,由政府职能机构或国有企业群体承担,主要领域是公共基础设施和国家战略性产业,以及其它政府垄断行业;二是市场民间经济的投资,分布在实业性投资和资本性投资的不同领域.

在常规性的经济运行中,国家银行与金融体系是向第一块投资倾斜的,这已导致形成了两大块投资与发展的不平衡,在出现经济周期波动尤其是出现增长下滑或衰退风险时,问题就更加显露出来.由于这个时候能够最快刺激和提升经济增长的是大型公共基础设施——上大项目、铺大摊子,因此,由政府带动的全部投资活动就会以更大的强度向第一块投资倾斜.这样一轮一轮的下去,两大板块的投资与发展不平衡就越来越趋向不合理,同时,投资活动出现的种种问题,也难以得到市场的合理校正.对于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来讲,正是由于这种投资格局,才使得垄断强势、竞争弱化、效率低下、重复建设、债务庞大等问题长期存在下去;对于市场民间经济的投资来讲,在这样的投资格局下,赢利实业部门的选择度有限,投资就会大量转向资本投机性领域,又导致了整个社会投融资领域的投机成分大大增长.

应当看到,在应对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决策层的政策设计是相当有水准的.绝不是只有一个“4万亿”,还有大力促进消费、改善民生、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体制改革等等“一揽子”的好东西.然而,久已形成的增长方式有着非常顽强的惯性,并不是中南海的一个决心和决策可以轻易改变的.我们看到,最终在反危机中起关键作用,力挽狂澜把增长率保持在8.7%的,还是依赖行政计划体系在上项目、铺摊子方面极有效率的运作,说到底,还是这个“4万亿”.只是当最严重的时期过去之后,我们原有的增长方式特别是上述特征的“投资拉动型增长”,并没有出现任何预期的改变. 当前以“稳增长”为重心的宏观调控,决策层的设计仍然不失水准,相继提出了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扩大民间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和完善促进消费、优化信贷结构等一系列重要政策,也明确提出要处理好稳定增长、控制通胀和调整产业结构三者关系.但是,现在很多情况表明,实际上各级地方政府最关注的是政策中最有硬度也最有含金量的一句话——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他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这是些什么项目?这些项目的投资规模有多大?这些项目会批给谁?这些项目会带动多大的GDP增长?怎样才可能争取到这些项目?等等.这就使人们有理由担心,如果稳增长最终成为围绕这句话大做文章的过程,如果稳增长还是依靠原有投资机制和投资方法的运作,那我们的增长方式不是还会继续在原地徘徊吗.

再搞一个4万亿有什么不可以

许多人鉴于政府在反危机时期投入4万亿顶住了增长衰退风险,也产生了不少新的问题,于是提出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要再搞4万亿了.我的看法不同.我认为如果换一种思路,换一种投入方法和投入机制,再搞一个4万亿(或者N万亿)并非不可,恰恰可能成为推动经济增长进步的一次机遇.

如果要在2012年内实现稳增长的目标,出口肯定不行,2011年出口增长20.3%,净增长仍然为负,今年在国际经济环境不景气下出口能有10-15%的增长就相当不错了.再看消费,2000—2011年的平均消费率增长为0.67%,不算个别年份的高通胀因素,最高年度增长达到2.8%,即使在政策力促下今年也有这个消费增速,对提高整体经济水平的拉动仍然十分有限.那么,就只有投资这块儿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了.

不能一讲“投资拉动型增长”就是坏事,中国经济可能还要在工业化、城市化的高速轨道上跑较长时期,投资拉动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项目投资拉动,还有很大的需求空间,问题在于搞怎么样的“投资拉动型增长”,靠什么体制搞“投资拉动型增长”.在这里,最重要的是投资方法和投资机制一定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方法.绝不能像上一个4万亿那样,把大型公共投资活动搞成几乎完全没有公共参与的过程;把项目甲、乙方预先设定为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把一切资源都搞成计划行政体制的内部配置与运作.

检测如这次真的有一个新的4万亿,首先应该有一个公开化的依法操作程序,要让老百姓知道,政府准备投入什么国家工程,为什么投入,投入多少,怎么投入,钱从哪里来,什么时间完成,等等.之后,凡民营企业愿意参与的项目应该全面放开,进行投资项目(无论什么项目)的市场化招标,让所有企业公平竞争,让那些真正有实力的民营企业直接承接或者合作承担重大国家投资项目,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政策优惠对所有投资企业一视同仁.如果真能这样做,此“4万亿”就非彼“4万亿”了,不但可以渡过难关,而且有希望实现有进步的经济增长.

如果这次稳增长再搞一个4万亿,我认为当前国内至少有“三大战略工程”应该首选.

第一是国家环保工程,这是耗资最巨、欠账最多、老百姓诟病最大,又是各级政府最不情愿干的事情.以城市治理污水和垃圾生态处理为例,全国真正达标的城市很少,垃圾包围城市是一个普遍现象.如果这次能够资金投入到位,把几百个高标准的治理污水和垃圾处理工程搞起来,构建一个宏伟的中国绿色工程体系,那就很有可能把我们国家的生态环境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第二是政府保障房工程,现在进展较慢的一个主要矛盾是投融资非常困难,可以设想胆子再大一点,如由政府设立一个万亿元的保障房建设基金,同财税制度改革联动,争取工程全面加速开动,大大提前实现保障房建设目标.这件事做好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首先在住房上突破,民生问题会大大缓解,政府公信力将空前提高;同时,分流了中、低收入人群购房,商品房供求关系肯定发生新变化,高房价局面也自然改变等由此一举而多得.

第三是国家水利工程.由于种种原因,现在国内水利工程体系问题极多,病险水库相当普遍,不仅影响到农业长期高产稳产,而且近年来已成为城市频遭雨涝灾害的重要原因.大型水利工程需要巨额资金,小打小闹的投入根本不解决问题.可以乘此时机在整体布局基础上,上马一批立足未来50年、70年甚至更长久发挥作用的国家水利项目.这样的工程除了可以达到设计目标外,还能够大量吸收农民工就业,同时大规模拉动国内一批建材、钢铁等行业的发展.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原副院长)

责编/马静 美编/李祥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