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

如果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化,各国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势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不过,中国现有的发展模式也在挑战着这个国际经济秩序.那么,21世纪的中国,如何争取一个长期和平的外部环境就十分重要.

如果新古典经济学的泰斗出面质疑在西方已经确立了近二百年的国际贸易理论,这对国际经济秩序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这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这是两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

2004 年6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战后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最主要代表人物保罗萨缪尔逊发表文章指出,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西方国家重新反思自大卫李嘉图以来的以要素禀赋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在某些条件下,自由贸易可能对美国不利.一石激起千层浪.这篇文章已经在美国的学术界、媒体、商界以及决策圈里挑起了一场大辩论.正像美国的商业周刊关于这场辩论的专题报道指出的那样,关于这种题目的辩论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它进一步指出,不论这场辩论的结果如何,有一点十分肯定,它必将对美国未来的国际经济政策有重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在世界上积极推进以多边贸易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极为虔诚地信奉以比较优势为理论基础的国际贸易理论.如果美国人对这一理论的信念发生动摇,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势必也要随之变化.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最重要前提之一是开放,即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的迅速发展.如果现行的国际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化,各国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势必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美国的外包与中国的吸引外资可以说是代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大趋势的最贴切的术语.换言之,中国的世界工厂模式是全球化过程中释放市场力量的化身.我们现在必须开始严肃思考的问题是,无限制地释放市场力量最终可能带来的国际政治后果.当美国等发达国家大企业的外包做为一种长期趋势持续下去,或者说,当经济的全球化把全世界变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劳动力市场,这对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工作机会将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大量转移.从企业的角度看,通过转移生产基地,当然会降低成本,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问题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将如何应对这种长期趋势? 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这肯定要导致强烈的政治反弹. 一厢情愿地指望,政体下失去工作机会的人,会简单地接受丧失比较优势的现实未免过于天真.

中国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即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的基础,大量吸引外资,靠外资企业打开出口的渠道,以大进大出的贸易形式建立世界工厂,并以此带动经济增长.这种发展模式与以往的以日本和韩国为代表的所谓的东亚发展模式相比,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东亚模式倚赖本国经济制度支撑下的国际竞争力,它是以本国公司在高附加加值产品的研发和自主品牌方面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以其来扩大出口.而中国模式则主要依赖在生产要素,尤其是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来吸引外资,靠外资企业来扩大出口.显然,中国模式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压力更大.由于不需要靠高附加价值产品的研发与自主品牌就可以参加全球生产链的国际分工,尤其是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分工,中国在迅速占据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迅速地向高附加价值的产业迈进.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指出,当中国和印度的廉价劳动力与高科技相结合时,美国就面临一个大问题.过去,美国等发达国家可以在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同时,依靠他们在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为本国继续提供就业.但是,当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仅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且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的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时,发达国家必然出现本国就业机会减少的趋势.这样一来,他们在国际贸易中不再有比较优势了.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发达国家构成巨大的压力,也对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工资构成巨大的压力.

中国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由于中国以廉价劳动力为比较优势参加全球生产链分工,中国在实现与日本同等规模贸易时却远远没有获得日本模式下的回报.

中国现在的发展模式显然遭遇了外部压力,而且也面临效益欠佳的局面,这两者加在一起恰恰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所在：中国的发展模式不自觉间恶化了长期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本来,中国理应取得更大的发展成绩.换言之,要取得目前的发展成绩,我们没有必要把国际环境恶化到这种程度.

从资本主义长期运动的角度来看这场辩论毫不奇怪.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战后的全球化过程进入了以金融扩张为特征的新阶段.历史上,金融扩张经常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危机,如发生在1870-1913期间的全球化过程,就是在国际金融秩序发生危机后逆转的.当今以美元本位制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秩序隐含了巨大的金融风险,而美元危机的现实可能性日益增加,这可能会再一次导致国际经济秩序的逆转.前面提及的大辩论同样显示的是,国际贸易秩序可能也处于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

中国今天面临的国际环境在许多方面与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十分相似：既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是本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原因,而本国经济的成功却对既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又构成巨大的挑战.当时,日本的无为加剧了这个秩序的崩溃,而这个秩序的崩溃反过来又将日本经济推向泡沫,然后再推向停滞.从日本的教训来看,中国必须高瞻远瞩地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度来协调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来捍卫本国的根本利益.对此,我们必须对当前的这种发展模式给予及时的调整.

中国国内在2004年已经形成了一个建立“和谐社会”的共识. 人们发现以经济发展为主,以效率为原则的发展模式的确为我们带来了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但与此同时,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环境的恶化,地域地区之间的差距,以及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也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画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种和谐的发展观也应该用于我们分析当前的国际形势以及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关系.既然如此,我们应该认清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的不同.从短期利益来看,中国似乎应该重点考虑如何利用加入WTO后的有利局面,把中国的出口进一步扩大,并进一步吸引外资.但是,如果从长期利益的观点来看,这样做会损害中国的根本性利益,我们必须要注意减少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压力.

套用一句贺岁片天下无贼的句式,对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来说什么最重要?为中国经济长期和平发展制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的大智慧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