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看十年

观察日本经济现实,展望日本经济未来,需要“从长计议”,不拘泥于一时一事（比如某个季度经济增长或股价上涨等）.笔者认为,回顾十年来日本经济发生的重大变化,可作为审视日本经济现状和未来的一个主要依据.

近十年来日本经济的第一个重大变化是日本在这期间进入了“人口减少社会”.2005年12月,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发布的统计表明,当年日本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两万人,首次称“我国进入了人口减少局面”；然而到2009年,统计局推定日本实际进入“人口减少局面”是在2008年；2012年1月又改口称2011年是日本“人口持续减少的开始之年”.2014年日本内阁府的“选择未来”委员会估算,如果日本每年接受20万外国移民,日本的人口在100年后也能维持在1亿人水平.（《TheHuffingtonPost》,2014年2月25日）

人口减少必然导致国家经济实力的缩水,如果站在“争当大国”的立场上,会觉得这是一大问题,但对老百姓来说,重要的是把日子过得舒适一些富裕一些,而且生活在平均年龄高一些的社会容易获得“安定感”,普通百姓未必会把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看得那么重.比如,有日本学者认为“人口少的国家也可能维持高水平的人均GDP”,“人口减少反而有助于缓解大城市的住宅过密、混杂问题,对保护环境也有好处”.不过,日本的现实是在经历“少子高龄化”的过程中进入人口减少社会,“少子高龄化”导致劳动力人口减少,社会保障费用支出增加,使已经陷入困境的财政进一步恶化,也会导致整个社会缺乏朝气.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战后日本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景气于2009年3月结束.这次景气是战后第14次经济循环的景气上升过程,整个经济循环始于2002年2月,结束于2009年3月,时间总长达86个月；其间景气上升过程开始于2002年2月,结束于2008年2月,持续时间长达73个月.由于这次经济循环景气上升的时间长度超过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后期出现的、持续时间长达57个月,因而被视为战后日本“最长景气”记录.但广大国民对景气上升并没有“实感”；从数字上看,这次景气期间的年均增长率仅为2%.

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美国、欧洲等外部市场急剧恶化,使高度依赖外部的日本经济遭受重创,2008年度实际GDP增长率出现了-3.7%的战后最大幅度滑坡.2010年度,处于第15次景气上升过程的日本经济实现了4.65%的正增长,这是1991年以来的最高增率,意味着日本已从金融危机的最困难时期走出,开始进入复苏的轨道.

第三个重大变化是在2010年日本的名义GDP被中国超过,将1968年以来保持了42年的名义GDP“世界第二”地位让给了中国.中国的GDP已达到日本的2.17倍.GDP是经济的“流量”,经济流量估算的是“全家一年能挣多少钱”,与之相对,经济的“存量”估算的是“全家总共拥有多少财富”.现在,中国经济的“流量”虽然超过了日本,但中国经济的存量还不及日本,因为日本已经维持了42年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其积累下来的财富总量不容小觑（当然其中一部分“家底”,比如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已经老化）.数据显示,2008年日本财富总量是中国的2.8倍,其中生产性财富是中国的2.4倍,人均生产性财富是中国的25倍.（《推进工业化仍是我国重要战略任务》,金碚,《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日）又据2012年联合国公布的一项衡量经济发展和国家财富的新指标――“包容性财富指数”,日本的人均GDP指数并不及其他发达国家,但在人力成本、自然成本与生产成本三项指标综合后的人均“包容性财富指数”却排名第一,美国排名第二,中国在这项排名中居第17位.

第四个重大变化是2011年3月11本地震、海啸及严重的核泄漏事故.日本政府估算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6万亿～25万亿日元,世界银行估算此次震灾造成的损失金额在世界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中堪称史上最高.由于当地第一产业比重大,老年人多,很多人将居住房屋兼做工作场所,因此,对大多数灾民来说,失去房屋意味着失去生活和营生的基础,加之附近没有大城市,很难找到新的工作岗位.几年来由于日本政府的灾区复兴政策不力,致使避难人数居高不下,直至地震发生近4年后的2015年2月,避难人数仍有近21万人,形成所谓“避难长期化”现象,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

对日本经济影响更为持久的是福岛核电站事故引起的日本全国50多台核电机组基本停运,而占日本电力生产大约三成的核电停运,导致国内电力严重不足,日本的能源自给率从2010年的19.9%大幅下降到2012年的6.0%,贸易赤字大幅增加.与此同时,放射性物质污染海水和土壤,引起了对某些特定产品（如附近海域的水产品）的出口限制和消费者的恐慌.

日本政府新近发表的一份报告称,73.7%的日本人口生活在可能遭遇洪水、泥石流、地震、土地液状化、海啸等自然灾害威胁的地区,这意味着在日本,适合建设核电站的安全场地实属“稀有之物”,而且,即便没有发生地震或核事故,如何处置核废料也是未解决的课题.这说明日本反核民众和政治家的主张不是没有道理的.然而,在2014年2月,主张“零核”的前首相支持的前首相细川护熙在都知事选举中居然落败,反映了在政界、财界乃至媒体界,“拥核”势力依然占主流,预示日本的核电事业不会因为福岛危机而完全停摆.安倍内阁已于2014年4月通过新《能源基本计划》,将核电定位为“重要的基荷电源”（“基荷电源”是指能够提供连续、可靠的电力供应的主力电源,如煤电、核电等都适合作为基荷电源）,彻底否定了“零核”主张.

第五个重大变化是2012年底再度出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为了振兴“311”地震后的经济,提出试图以货币贬值提升日本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量化宽松,为摆脱通货紧缩而设立通货膨胀目标等一系列政策,并效仿美国前总统里根,称其经济政策为“安倍经济学”.

在推行安倍经济学的前期,日本政府接连“射”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两支箭”,对日本股市起到了刺激作用,日本经济稍显复苏势头.但是,“安倍经济学”的前“两支箭”只产生了短期的、局部的效果,其“第一箭”推动日元贬值,使出口大企业获利颇丰；“第二箭”加大财政开支,讨得建设业和重工业的欢心.受这两支箭“滋润”的大企业得以给员工涨了工资,但广大中小企业却没有这种能力,而大企业的员工仅占总从业人员的不到10%.所以从全国看,年均工资上涨率低于生活必需品的物价上涨率,实际工资是负增长,加之2014年4月开始消费税从5%提高到8%,日元大幅贬值导致进口原料涨价,进而引起食品上涨,在此背景下,部分国民感到生活困难,整个消费低迷导致景气趋于恶化.2013年3月日本银行承诺用两年时间使物价指标上升2%,可以说近年来日本经济仅有的亮点不过就是就业率/失业率的改善,访日游客的增加而已. 2014年6月安倍政府推出《日本复兴报告》,堪称安倍经济学压轴戏的“第三支箭”,即唤起民间投资的增长战略,推进大胆的结构改革,从根本上扭转投资过少、规制过剩、竞争过度的“三过”倾向,推出鼓励女性就业以便增加劳动力；打破省厅界限以便将政策资源集中投向战略领域；推动信息化以便推动民间主导的技术革新,力争在五年内将日本技术实力的世界排名从第五提升到第一；开放劳动力市场,引进外国人才；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国企业的投资；支援堪称“日本经济顶梁柱”的中小企业等一系列政策手段.安倍相继打出“三支箭”是要显示这些政策不是凌乱无序,而是有机统一的“政策组合”.

日本政府期待通过“三箭齐发”,使日本走出十年以来一直拖经济后腿的通货紧缩,争取今后十年的年均名义增长率达到3%,年均实际增长率达到2%.这种以“信念”来促使投资和消费增加的想法堪称安倍经济学的“一绝”或一个“创新”.

然而,安倍经济学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和缺陷：其一是对日本经济最根本的问题――人口高龄化与人口减少缺乏有力的对策,缺乏美国对外国移民大胆开放的魄力；其二是安倍决定推迟一年半实施原定在2015年10月开始的消费税上调至10%以充实财政收入的计划,意味着经济增长与财政重建之间难解难分的矛盾仍然“无解”；其三是为落实结构改革的各项政策措施所需的配套资金来源没有提及；其四是一些改革措施缺少明确的时间表和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总之,虽然安倍经济学的“第三支箭”表现出强烈的改革意愿,涉及内容也很广泛,但总体而言是一个平庸计划.

必须指出,安倍经济学其实还有掖在袖子下面的“第四支箭”,这就是日本内阁会议2014年4月1日决定通过“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大幅放宽对外输出日本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的条件,为长期受“武器出口三原则”束缚的日本军工产业创造一个“腾飞的机遇”.众所周知,军事技术和装备的生产和出口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在当今世界武器市场日趋扩大、竞争日益激烈的条件下,在质量上不逊于众多竞争对手的日本某些武器、武器零部件和“军民两用”强项技术的出口,有可能显著刺激日本经济,巩固其经济大国地位.可以预计,这“第四支箭”对日本经济的刺激作用要比公开宣称的“三支箭”更锋利更有效.

以上,讨论了十年来日本经济的重要变化,通过分析这些变化和日本的经济对策,对今后十年日本经济的前景或可作出如下判断：第一,尽管长期以来日本经济犹如一个“病人”,但今后十年日本依然是不容小觑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和名列前茅的“科技大国”；第二,能否走出通货紧缩,能否实现经济复苏,能否重建财政,是检验安倍经济学成败的三个关键课题；第三,如果日本在对外战略上不犯大错,今后一段时期日本经济可维持1%～2%的年均实际增长率；人均GDP可维持现有水平或稍有增长,日本的GDP不至于快缩水；第四,日本可望通过适度吸引外国人才和投资等,日益融入亚洲的“命运共同体”之中,如果日本积极响应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可能获得增强日本经济活力的良好机遇；第五,举办2020年夏季奥运会或可使日本经济迎来一个“小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