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经济

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西器、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大家就是不开窍.在所有能识字做文的国人眼里,选举是考试：不是,得选与否,一看自己的发挥,二看考官的眼力,跟其他人没有关系.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地打我们,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地操练自家的科举,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

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体系、规则、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被拖的民族,或卑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包括名词概念.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只因为国家太大,资格太老,架子放不下来,耽误了太多的工夫,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吃西餐,坐四轮马车,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都敢做,玩回力球,做写办,讲一口洋泾浜英语,甚至选举,也敢一试.

不过,上海人最早的不是选政治领导人,而是选.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娼盛的年代,从街头的流莺,到书寓的校书,莺莺燕燕,成千累万.多,文人也就多.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诗词歌赋,于是肉竹发,小报出,花酒来.甲午战后,文人学士,家愁国恨,无处排遣,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于是有人发起为评花榜活动.

花榜模仿科举考试,分色艺两项,给打分,分为一甲、二甲、三甲,只是们用不着动笔,也不需交卷.能进入三鼎甲的,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至少有人乐薏捧场.这种活动相当古老,据说17世纪就有,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选举的形式,由报纸来主办,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这位《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笔下生花,骂官骂得畅快,办报点子也多,《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每年评选四次,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一份荐书算一票,以票多为胜,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一甲三名,二甲三十名,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所有参赛的,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事涉花界名花,但依然看的人多,者稀,状元仅得九票,榜眼和探花,各得七票.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美国人雅脱,他发信,说是丑的排前面了,美的落了后,要求更正.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按“原则”,名次是不可更改的.

花榜高第虽然一不能做官,二没有奖品,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发榜之时,报上在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而且开列了些赞词,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于荐书,名次越是靠前,赞词就越长.赞词的话有长短,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比人则非西施即王嫱,喻物则非花即月,什么“清若白梅”,什么“与月争妍”,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琪树琼花”(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大多面容平板,目光呆滞,以今日之眼光观之,一点都不美).发榜之后,不仅榜上有名,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以后生意兴隆,收入骤增,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因此多了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可以多收点润笔.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销路增,广告来,评一次花榜,怎么也吃上几个月.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相关的各行各业都得到了拉动.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的玉照,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得以蒸蒸日上.而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法,因而服装裁剪业也发达起来.报刊也因为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由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

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不过是人肉作坊,有了花榜,尤其是有了选举的花榜,才转变成了经济.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政治未必了解,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选举,显然,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二十几年的花榜选举,也就没有了经济.

西方的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最先得济的,是我们的和经济.

(张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