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全球视野(六)

点赞:32385 浏览:153863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23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发改委拟扭转利用公权获得高收入现象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范恒山3月23日在2006年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表示,深化改革必须着力形成合理的社会利益分配格局.除通过公平就业缓解收入差距外,要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切实解决利用公权、动用公共财力、依靠特许经营获得垄断利润提高少数人收入水平的问题.与此同时,建立健全个人收入申报制度,强化个人所得税征管.他指出,目前,部分已占据利益制高点的人群不愿在深化改革中失去利益.进一步增强改革动力需要围绕利益关系进行体制协调和政策疏导.

国内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定义欠妥

中国迄今的失业统计是不包括农民的,因此农民的就业问题处于模糊状态,往往称之为“农村剩余劳动力”.什么人算剩余劳动力呢?一般认为,就是指超过农村产业需求的那部分劳动力.就是那些无田可种、外出打工的人.据发改委有关研究机构的实地调查,农村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与一般看法有较大差异,在湖北、安徽、四川等省的农村调研显示,农村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的数量显著高于统计.他们首选是到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只有很小部分人留下来从事养殖等生产活动,专心田间务农的劳动力就更少,基本上是农村老弱劳动力的兼农行为.由于从事二三产业和农业的收益差距很大,因此只要稍微一有机会,农村里面的劳动力就会离开农村出外打工.在2003年、2004年经济快速增长时特别明显,使得四川、安徽的农村劳动力差不多转移完毕.实际上,除掉外出打工者之外,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才是真正的“剩余”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此前长期使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指标以及估算方式是欠妥的.

“抓大放小”战略应变为“扶小放大”

国家发改委张伟表示,中小企业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群体,加入WTO后,政府应“扶小放大”,主要负责中小企业,而不是大企业.张伟称,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提出“抓大放小”,把小企业放掉,抓大企业.“现在回头看,这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也是违背WTO规则的.”他介绍说,中国已有4000万家左右的中小企业.GDP的六成、税收的五成都是中小企业创造的,城镇就业的七成五在中小企业.现在要做创新型国家,专利产品的六成、新产品的八成都是中小企业创造的.他表示,依据中小企业促进法,今后公共财政将更多支持中小企业,而且这个发展趋势会越来越好.

日本冻结对华贷款将降低在华影响力

日本外务省在2006年3月23日召开的自民党外交部门会议上明确表示,将暂时冻结2005财年的对华日元贷款.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已经证实了日本的这项行动,表示这一决定是鉴于两国关系的现状做出的.由于日本首相持续参拜,中日关系降至冰点.此外,因为东海的划界争议,让两国关系面临严重考验.日本在2004年财政年度向中国提供了860亿日元(7.35亿美元)的贷款,该项贷款于2005年3月31日截止.日本此前已经多次表示,将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2008年,停止对中国的低息援助贷款.日方同时还指出,北京应该从日本的援助中“毕业”.分析人士指出,日本的对华贷款是日本体现在华影响力的一种工具,客观而言,对中国而言,贷款是可有可无的,但对于日本来说,保持贷款就是在维持影响力.冻结对华贷款,实际上就是主动放弃这一影响力工具.

俄罗斯对华铁路供油1500万吨有风险

中俄签署了一系列能源协议,其中提到俄罗斯准备在2006年通过铁路运输向中国供应1500万吨原油.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董事长亚库宁表示,对今年能否完成通过铁路向中国运输1500万吨原油的目标,俄铁存在疑虑,主要是担心俄罗斯的石油公司能否按约定保证发货量.亚库宁表示,原本2005年对华原油运输的承诺是达到1000万吨,但是最终没有完成.据了解,去年中国从俄罗斯通过铁路运输进口的原油为760多万吨.亚库宁称,俄罗斯没有完成对华原油运输的任务,并不是铁路部门出了问题.他表示,铁路部门已经做出了积极努力,例如发展基础设施,俄铁已经为此投入了15亿卢布.主要原因是由于石油生产公司没有完成约定的供给额.亚库宁称,俄铁甚至可以将运量增加到3000万吨,这需要大概140亿卢布来对现有铁路进行现代化改造.但缺乏上游发货单位的保证,这一计划存在很大风险.

中部崛起纲领即将浮出水面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国家战略已提出整整两年,而纲领性文件――《促进中部崛起的若干意见》(简称《意见》)至今尚未出台.3月下旬,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分三天公布《中部六省调查研究报告》.权威人士指出,《报告》是为《意见》出台所做的调研准备,同时为中部六省提出了方向.对于的优惠政策,目前比较明确的是,国家对作为粮食主产区的中部会给予相应的补贴,也会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一些政策,以及对西部强力扶持的一些政策向中部延伸.《意见》作为指导“中部崛起”的纲领性文件,会比较宏观和原则性.报告说,中部六省都在衡量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谋划部署加快自身发展的战略思想和重点,以及中部地区新一轮发展热潮中的新特点”.但报告同时提醒,正在制约中部发展的有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水平低,对外开放程度不高,经济增长动力和活力不足等突出矛盾和问题.

提高高档车消费税率的实际意义不大

继发布消费税政策于4月1日起重大调整的消息后,财政部和国税总局联合发文,进一步界定征税产品的范围.调整涉及的汽车、高档手表、化妆品等商品市场反应明显.沪上部分进口车经销商便忙着紧急调整报价:排量4.8升的宝马X5从115万元飙升到130万元,奔驰S500也从115万元猛涨至130万元.一经销商感慨:“早知道这么快调消费税,真该多进一点货.”在中国的高档车中,公务车、商务车仍占有相当大的份额.即便征收高额税率,也只能说很大一部分是政府自己给自己征一次税,税收的收入调节作用不会很大.另外,除了政府国企以外,国内高档车的写家,对高档车征收消费税的影响很可能不太在意,需求抑制不会明显.因此,提高高档车消费税率的实际意义并不大.

传统招商引资方式无法持续

两年前受聘为无锡市对日招商首席代表的颜兵,当时曾以税后年薪50万元成为江苏首位特岗公务员.此事在国内轰动一时.按约定,颜兵每年必须完成介绍有效项目源30个,组织境外投资考察团来访10批次,招商引资5000万美元,完成调研报告2篇等.但有消息称,他由于未能完成5000万美元的招商任务,下月已无法与无锡市政府继续签约.不过,颜兵认为这不全是他的责任.他表示,制度的不完善是他未完成任务的障碍.招商工作大部分体现的是集体成果,而特聘制并没有对如何在集体成果中体现个人的贡献、如何体现招商代表的自主权、各部门如何配合招商代表、如何进行招商阶段性成果的划分等问题加以细化,因此招商首席代表的考核指标定为5000万美元值得商榷.分析人士认为,国内沿海地区过去的招商引资模式已走到极限,无法持续.主要理由是:一、资源限制已形成硬约束.过去,引进外资几乎成了沿海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其基本模式是拿资源(土地和环境)换外资.但现在资源基本耗尽,严重环境容量也所剩无几.这在江苏、广东和上海尤为突出.二、政府主导模式难以持续.过去,政府可以很方便地动用各种资源.但资源限制和政策大环境的变化,使得政府主导正在明显发生变化.即使经济发达如无锡,在引资观念上也极为简单化,这在新的市场形势与政府转型背景下,恐怕无法持续.

应加大对“转移定价”的打击力度

一家位于中国大陆的工厂,可将其产品以微利甚至零利润出售给香港的一家关联企业,待货品向目标市场发运后,再由这个关联企业标出真正的.该过程使制造商可在供应链中转移成本,将利润产生集中在低税地区,来使纳税额最小化.这种标准的“转移定价”模式,使中国损失了大量应有的税收.据此前估计,每年损失可能高达300亿元.毕马威驻香港的税务负责人阿比斯称:“在中国,这相对来说是个新问题.但中国当局在过去3年已引起重视,尤其是最近18个月来.”事实上,广东已经成为调查重点,该省前2个月出口增长29%,达到346亿美元,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1/3.值得注意的是,深圳税务部门宣称与一家外资制造商达成了1亿元人民币的“转移定价”和解协议.中国税务部门往往使用“正常”尺度来判断是否存在“转移定价”行为.为了避免在中国遇到税务麻烦,已有许多外投通过与当地税务部门协商“预约定价”,以预先约定未来的纳税额,来避免未来审计的风险.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很有必要提高收税“艺术”,这既是保护国内正当税收的需要,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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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俱乐部可能增加7位新会员

长三角城镇群规划专家组成员沈玉芳透露,目前纳入长三角城镇群规划的城市已达23个,除原先长三角16市外,新增加的城市有浙江的温州,江苏的盐城、连云港,安徽的芜湖、马鞍山、合肥、铜陵.如果这7个城市能够最终成为“俱乐部”成员,那将意味着长三角经济腹地的扩大和区内经济联系的加深.尤其是通关一体化对新会员城市带来的外贸拉动将极大刺激当地经济.据有关课题组的研究,对长三角23市产业结构的层次差异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出五种类型:第一类是上海,主要以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比重极低(2%以内);第二类是南京和杭州,第二产业比重占50%左右,第三产业占40%以上;第三类是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宁波、绍兴、嘉兴和台州,第二产业比重占55%以上,第三产业占30%-40%,第一产业占10%以下;第四类是南通、扬州、泰州和湖州,第二产业比重占50%-55%,第三产业占30%左右,第一产业约占10%-20%;第五类是舟山,第一产业比重占20%左右,第二产业占40%-50%.在增加的7市中,合肥属第二类,温州、马鞍山、芜湖和铜陵属第三类,而盐城和连云港则属第五类.

“十五”期间出口退税较“九五”增长近3倍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五”期间,中国外贸出口快速发展,出口退税也随之快速增长.出口退税总额为11944.47亿元,比“九五”时期(1996-2000年)的退税总额增长了2.8倍.“十五”末年与“十五”初年相比,国有企业退税由552.47亿元下降到462.72亿元,所占比重由51.6%下降到13.7%;外商投资企业退税由353.71亿元上升到1480.58亿元,所占比重由33%上升到43.9%;股份公司退税由113.90亿元上升到1016.51亿元,所占比重由10.6%上升到30.1%;集体私营企业退税由48.06亿元上升到409.74亿元,所占比重由4.5%上升到12.1%;其他企业退税规模由3.36亿元上升到5.11亿元,所占比重由0.3%下降到0.2%.“十五”期间,中国出口额由“十五”初年的2661.55亿美元增加到“十五”末年的7620亿美元,年均增长25%.

部分耐用消费品向东南亚转单

经济快速增长及在出现煤电油运材约束下,自2004年以来我国PPI持续上涨.据全球最大的贸易采购公司之一的香港利丰集团董事总经理冯国纶表示,过去一年,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受到了严重侵蚀.中国产品平均上涨了2%到3%,原因是劳动成本以“两位数”增长、人民币升值以及石油及能源成本上升.“中国所有的成本都在上升,不再是亚洲地区成本最低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来自中国的产品涨幅更高.”印度、孟加拉和柬埔寨的纺织及服装行业,成为中国不断上涨的受益者.利丰集团旗下贸易子公司总裁布鲁斯罗克威兹称:“孟加拉国工厂接到的订单大大超过生产能力――正如中国过去那样.”目前,通胀压力扩展至利丰集团采购的所有产品目录,包括从时尚服饰和家居用品,到运动用品和旅游产品.过去,利丰集团90%的耐用消费品(即非服装产品)均购自中国,现在它已将25%的耐用消费品业务转移至南亚及东南亚成本更低的地区.

台湾加强对大陆投资的控制力

为了减少对大陆经济的倚赖,台湾当局宣布了一套新规定,计划前往大陆投资的台湾企业将接受政府更严格的审查,且某些项目只能获得有条件的批准.在与敏感技术相关的产业,超过一定金额的投资项目必须先接受政策审查.审查期间,公司将必须就财务、技术和总体战略计划与政府谈判.只有在公司做出具体承诺(如承诺在台湾进行投资),并同意对其在大陆的投资进行检查后,申请才能进入正常审批程序.这些更严格的程序一旦全面实施,肯定将减慢在大陆的投资.在批准的所有台湾投资中,有约70%流向了中国大陆,台湾已承诺要降低这一比例.主管大陆政策的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吴钊燮表示,如果新制度证明奏效,台湾会更有信心放松对海峡两岸经济交流的限制.新的投资审查制度,大幅增强了台湾当局控制民间与大陆经济来往的能力.但分析师们表示,这一强硬举动可能迫使一些当地企业考虑迁离台湾,以求在扩张中国大陆业务时不受限制.


民营企业家如何看中国的文物部门

在中国,目前仍有不少领域需要投资却没有“钱进”,文物部门就是一例.不少民营企业家前往投资后,强烈感受到其中的各种羁绊.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为此甚至甩下一句话:大不了投资不要了,谁能拿我奈何.黄认为,文物保护和合理利用的政策一定要明晰.要么,把合理利用去掉,谁也别做.要么,干脆由国家相关部门,例如,文物、文化、旅游等部门,联合研究制定出合理利用的规则来.可以规定,只允许国有企业合理利用,垄断经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任何国家都会有特殊保护的行业.要么外资撤出,上市公司退市,民营企业滚蛋等等;要么,好好制定一个游戏规则出来,严格区分文物保护范围和旅游景区的关系.以上都行,但就是不能同意政企不分.绝不能文物部门又是政府政策制定者、保护的责任者,自己又做企业,只允许自家合理利用.实际上,全国各地许多文物部门在经营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变相把经营权出租给了个人或其他企业,导致了许多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关系到企业的公正,关系到“非公三十六条”有没有用.他认为,许多政府和企业仅仅是把文物当摇钱树,竭泽而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