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也应经济中受益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经济顾问托马斯·赛德拉切克：

在本轮金融危机最高峰之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曾向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简单却又无法轻易回答的问题：专业经济学家为何没能预测这场危机?答案当然有很多种.但对于捷克“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前总统哈维尔的经济顾问托马斯·赛德拉切克（TomasSedlacek）来说,回答就是,经济学家们忽视经济学的学基础和道德哲学基础已经太久了,以至于让他们射中靶心是太难了.

2012年11月12日,举足轻重的十八大举行期间,经济学家托马斯来到北京,并接受了时代周报的专访.对这位关注经济学基础问题的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学显然并不仅仅是关注经济这么简单.他的《善恶经济学》中文版刚刚上市,这本书正是对经济学的基础问题发出了重重疑问.而这些疑问,在捷克的转型过程中发挥了作用,如今,这些疑问对中国会产生参考价值吗?

只追求速度的增长,是“向着破产的狂奔”

时代周报：我们知道你曾经是捷克前总统哈维尔的经济政策制定者之一,并长期担任捷克银行和总理的经济顾问.你如何为政府怎么写作?

TomasSedlacek：现在,我为捷克总理顾问团,也即国家经济顾问委员会工作.16个人和我一起给总理提出建议.《旧约》中的一则犹太民族故事仍然可以带给我们启发.法老做了一个著名的梦,关于七头肥壮奶牛和七头瘦弱奶牛的梦.法老把这个故事告诉了雅各的儿子约瑟,约瑟把这个梦解释为某种宏观经济的预测—七年大丰收之后会有七年困顿、饥荒和痛苦.约瑟建议,人们应当在丰年储蓄以备荒年（这也是凯恩斯反周期经济政策的最初故事源头）.因此我们给捷克政府提出的财政建议也与此类似,在经济向好时不可有赤字而只能结余,当经济状况变差时才允许有赤字出现.但如你所知,几千年过去,罕有经济学家发现了处理好经济政策问题的正确道路.如果人们只是聚焦GDP极快的增速,总有一天经济实体会轰然倒塌（正如今日欧洲）,我把这称之为“向着破产的狂奔”.

时代周报：当一个经济学家参与制定经济政策时,他必须注意什么?理想的经济政策是不是可能的,好的经济政策看上去是什么模样?

TomasSedlacek：经济学家必须注意到两点.第一点,当经济学创立之初时,亚当·斯密所谈论的基础性问题,如经济学应当聚焦何处,人们是否拥有足够的知识,以及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何在等等,今日之经济学家已经不复论及,我们需要恢复对基础性问题的重视.第二点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必须注意到经济学周围的一些围绕之物,哪些是我们在制定一个看似完美、“经济的”经济政策时所忽略的那些“软”的部分.举例来说,美的环境无价,但一个广告牌是有价的.当我们决定在一个美丽景观之中竖立起成千个广告牌时,广告牌所带来的利润就抵消了环境损失的代价,但实质上由于我们无法计算环境损失,于是,就像经济学家们经常使用的方法那样：当我们无法计算时,我们忽略.但其实,这些成本是必须要进入计算的.

不同的人群应该从经济发展中公平受益

时代周报：中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更多基于市场的经济制度转型过程中,你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有何建议?

TomasSedlacek：我无法置身中国,因此也无法向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给出建议,我所能告知的只是捷克如何运作此事的.捷克有不同的历史故事.在转型之际,捷克在经济自由之前首先实现了政治自由.同时捷克早在二战之前在民族文化中就拥有传统,这些价值对我们来说早已非常重要.正如我教我的学生所说,不要只读经济学,人们应该更严谨,以免总是引致批评.

捷克转型的问题是没有榜样可以学习,我们是最早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之一.我们做得不错的,是国家向国外资本开放,实现私人财产所有制,鼓励企业家精神.在我们的转型中有两件事很重要：一是资本,一是资本家精神.后者是那些具有创造力的,勇敢的,不惧尝试不同道路的人们,他们可以在道义上承担巨量财富,并且始终能够在道义上抗拒偷盗的诱惑.在这一方面捷克出现了很多问题,一些人偷窃国家的财产为己物并将其转移到巴哈马群岛这样的国家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接近权力和特权的人们很容易发财致富,而大多数普通人不能获取这些利益.我们很确定,这两种不同的人群,应该同样从经济发展中公平受益.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制度.在转型开始的时候我们想,或许我们可以在制度之前先有自由市场,就像没有规则的美国西部“淘金热”时期曾出现过的资本主义形态,看不见的市场之手来了,规则就会随之而至.但事实上这是无法实现的,更好的方法是先有规则,然后让市场和规则一起发育.

只关注财富的经济学是“跛足者”

时代周报：你对现代经济学家提出了严厉批评,并认为他们应当在那些他们并不了解的领域保持沉默,尤其是在学领域.你为什么在《善恶经济学》一书中这样指控?

TomasSedlacek：我发现经济学的躯体已经变为一个技术化的、失去了灵魂的学科.事物一旦失去灵魂,就意味着丧失了意义.经济学有自己的逻辑,但这一逻辑我们并不能了解,以至于经济学简直变成了一具僵尸.我试图了解和谈论这一人们平常并不允许谈论的经济学的灵魂之事.在这本书中,我把人文学科如哲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学等等,带回经济学的领域之中,并使之与经济学相融合、协调.今日之流行观点是,人文知识尤其是文学应当与经济学相分离,甚至经济学应与文学为敌,但我不认为这样做有何必要,我想严肃认真地对待上述其他学科加诸经济学上的反响和批评.

为何数字在数学中更重要,为何我们更多地用数字而非其他知识,数学的真相难道就是“呈现数字”?经济学的这一转向是如何发生的呢?我们当知,在经济学开始之际,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写作了两本书,一本书是《国富论》,一本书是《道德情操论》.在欧洲,人们只阅读《国富论》,而忘记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是建立在财富和道德这两者基础之上的.只关注财富积累的经济学如一个只靠单腿支撑的跛足者,我试图给他带来另一只腿.现代经济学不再被允许谈论善、恶、学和其他哲学之后,就沦为了跛足者,并失去了意义. 原本要素成本的扭曲,或者说支持经济增长的低成本优势,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现在都在快速地消失.再加上世界经济不景气,导致出口锐减,以及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从过剩到短缺的变化,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过去的增长方式很难再持续,“中等收入陷阱”残酷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经过30多年的发展,现在人均GDP达到了5500美元,这个时候低成本优势没有了,很多产业的竞争力在慢慢减弱,下一步怎么走,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

时代周报：那么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如何做?

黄益平：要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过去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技术含量较低的制造业,只要把资源要素结合在一起,产品就能生产出来,因为我们本身的成本很低,所以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在短时间内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但过去的生产方式已经没有竞争力,不可能再持续,那么下一步的核心问题,就是产业能不能升级换代,科技能不能创新,这些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必须重新界定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也是主席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过去被扭曲的市场要素,现在要主动或被动地纠正过来.我们在计划经济年代无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是半市场经济,而现在已经到了要走完全的市场经济道路的时期,要把过去的扭曲取消掉,这一点我们已有基本共识.其次,在建立市场制度框架的基础上,我们需要一个跟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宏观调控框架,尤其在财政方面,各级政府一定要建立起“谁借钱谁负责”的制度.过去的做法是政府强力干预,只要一出政策,各方全部介入,结果很容易做过头,实际上最后已经不是简单的财政问题,而是与市场经济理念背道而驰.

最后,是要改变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方式,过去政府习惯于主动地强力动员资源,支持生产和投资,但今后要靠科技、管理、产品的创新和升级,光是动员资源是没有用的.所以政府的职能要有所改变,更多地要去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支持教育、科研和培训,搞好金融和法律等怎么写作,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给各种创新、研发提供好的环境,创新的工作交给成千上万的企业去做.

时代周报：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消费对于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55%,超过投资的贡献率,这是否意味着经济结构调整有了新进展?

黄益平：没错,所以我认为,经济结构转型可能已经开始.在今年1月份,我们曾写过一个报告,除了你说的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我们也分析了消费占GDP的比重,我们重新估算了数据,数据是说,最近一两年消费占比还在往下走,但是我们发现,从2008年就已经开始有所回升.后来6月份,李稻葵教授和他的学生也做了一个报告,得出的结论和我们基本一致.两个报告都认为经济结构调整已经在进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工资上升,劳动报酬占总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从而使得消费在GDP的比重上升.

而这个变化更多的还不是政府有意地推动,而是一种市场推动,是在劳动力短缺以后,工资大幅度上升,从而消费的比重也开始回升,过去在韩国和中国台湾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原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也一直在下降,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见底,然后缓慢地回升,它们都是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刘易斯拐点”,他们当年的故事和我们现在是一致的.但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要素市场扭曲和结构性恢复修正,其实不光是劳动工资的问题,还有资本市场等其他要素成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更严重.

时代周报：对目前经济走势的判断,主要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现在已经到了筑底反弹时刻,即将出现“U”形或“V”形复苏,而另一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将呈“L”形发展,进入中速增长期,你对未来中长期的经济走势如何判断?

黄益平：我在书中有谈到,过去10%的经济增速是一个“奇迹”,所谓“奇迹”就意味着不可能长期持续,只不过我们很难预测从“奇迹”向常规发展的转型,会在什么时候发生,现在来看已经在发生了.我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回落到8%左右的增速,将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减速,既有周期性原因,也有结构性原因,而结构性原因可能占更大的成分,所以我认为“L”形比较成立.

但我并不是认为GDP增速就会保持在7.4%不动,可能今后几个季度还是会有所回升,而我不同意“U”形和“V”形的很重要原因,就是他们检测定最后的增长速度会回到10%左右,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发生.

时代周报：所以你们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亚洲开发银行联合做的研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可能会从2000-2010年间的10.4%下降到2010-2020年间的8%,再进一步下降到2020-2030年间的6%.客观地说,如果能够保持这种增速,那还是不错的,但问题是如何才能把“潜力”变成现实?

黄益平：核心问题恐怕还是创新.正如我前面所说,一个国家能否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以后,继续往上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创新能力.即便生产成本高一点也没关系,只要它有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那么总是会有竞争力.除了创新,通过某些改革也可能帮助我们挖掘一些增长潜力,比如社科院蔡昉教授说,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增加农村新增劳动力的供应量,所以即使在进入“刘易斯拐点”以后,在一定时期内,还是能改善城市劳动力的供应,这对于增长潜力可能会有所改善.

我的一个学生最近做的研究也发现,如果把信贷约束、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信贷约束取消掉,让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边际资本回报拉平,也能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快1-2个百分点.所以,其实是有一些潜力可挖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可以增加经济增长的潜力,有一些改革甚至可能是反方向的.比如,我们今后改革的一个很重要方面,是完善社会福利体系,这就意味着政府或者个人需要拨出一大笔钱,来充实我们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等,这些钱如果不去充实社会福利体系,本来可以用于投资或者直接消费,现在用在这些方面以后,增长的潜力反而下降了.但这对于长期发展来说,它可以既保持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也可以保障社会福利体系的公平.

黄益平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巴克莱资本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曾任花旗集团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院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