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用处何在?

当赌注很高时,政治对手会利用从经济学家和其他研究人员那里得来的一切证据,这并没有什么稀奇.比如,最近美国保守派政客和欧盟官员利用卡门·莱因哈特（ Carmen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 Kenh Rogoff ）等两位哈佛教授的研究来佐证他们支持的财政紧缩政策.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发表的论文似乎表明：当公共债务在GDP中占比超过90%时会显著拖累经济增长水平.阿莫斯特市马萨诸塞大学的3名经济学家随后重新审核了这两位同事的研究工作,并指出尽管债务水平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但90%临界值的设定却缺乏事实依据的支撑.而且就像很多人指出的那样,这种关系可能是由低增长引发高负债,而不是反向过程所导致的.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对众多批评者指其自愿参与政治欺骗游戏的质疑做出了强烈的回应.他们为自己使用的经验主义方法辩解,并坚持认为他们不属于批评者们所描述的“赤字鹰派”（指非常关注财政赤字,强硬支持消灭赤字的人士）阵营.

由此引来一场轩然大波,但经济研究有一个审视和改善自身的有效过程.经过分析,莱因哈特和罗格夫使用数据的性质和局限性得以澄清,同时,用不同方式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及带来的不同结果也呈现出来.最终,人们发现,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观点与他们的批评者们并没有多大差别.

此次争吵的益处在于表明经济学是可以按照科学定律来发展进步的.无论政治观点有多大分歧,争议双方在何为证据这个问题上是有共同语言的,这表明至少,他们在用同一个方法来解决分歧.

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在公众辩论中,以何种方式运用经济学家及其研究成果.事后,仍有人指责莱因哈特和罗格夫为现实证据有限的一系列政策提供了学术掩护.而我们至少可以吸取一个明确的教训,那就是力争让经济研究人员以更合理的规范来与决策者接触.

一种不合理的方式,是让经济学家凭空猜测他们的理论将如何在公众辩论中被运用甚至滥用,并在公开声明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比方说,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可能故意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轻描淡写（他们实际也是这样做的）,以防止它们被赤字鹰派所利用.但没有多少经济学家能准确判断政治博弈的结果.

此外,当经济学家根据受众来调整信息时,往往会取得截然相反的效果：他们会以惊人的速度丧失公信力.

我们来看遮遮掩掩已成常规做法的国际贸易领域.贸易经济学家由于担心“保护主义野蛮人”有机可乘而更愿意夸大贸易的好处,并淡化其分配费用和其他费用.这种做法在实践中往往导致他们的观点被对立面利益群体、也就是企图操纵贸易规则为自己牟利的全球企业所利用.公众因此很少把经济学家视为全球化公众辩论中诚实的中间人.

但经济学家除应对自身的研究成果直言相告外,还应当直言不讳地说明经济学证据所固有的检测定性.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其结果几乎无法预先设定.一来,所有经济推理都属于情境推理,真实世界有多少种可能情况就会推演出多少种结论.一切经济主张均属于“如果 -那么”陈述.因此,确定哪种方法在特定环境中效果最佳与其说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是一种艺术.

二来,在意见严重分歧的争论中,单凭经验证据支持,几乎无法得出确定的结论.具体到宏观经济层面当然尤其如此,因为宏观数据非常有限,解读方式还各不相同.

即使在有时能够借助随机法得出准确估算的微观经济领域,结果也必须进行外推才能适用于其他环境.就算对思想相对开放者来说,新的经济证据最多也就能起到些微调作用.

世行首席经济学家巴苏的观点令人记忆犹新,“有一个问题专家清楚,而非专家不清楚,那就是专家们所了解的并不像非专家们所以为的那样多.”这句话的含义远不限于不要过分吹嘘某项研究成果.记者、政治家和一般公众都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加之以超乎实际的权威和准确性.不幸的是,经济学家在公众面前很少表现出谦虚的态度.

关于经济学家公众还需要了解一点：那就是推动经济学者事业发展的是聪明而不是智慧.顶尖大学教授今天要想脱颖而出并非依靠对真实世界的正确判断,而是靠想象力来扭曲理论、或者发掘新的证据.如果这些雕虫小技碰巧让他们对真实社会做出有见地的观察和正确的判断,这恐怕也并非他们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