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中程阶段的市场经济再学习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反思经济体制问题,实行改革开放.到1992年,终于确定了市场经济的体制改革方向.直观地看,这是一次主观决策上的“幡然醒悟”,其实是客观进程的历史必然.这种历史必然是通过观念革命而得以实现的,也可以说是在非人力所能阻挡的市场经济生成演化过程中人们必须以新的观念与之相适应.市场经济并不是一个可以任意植入的超验的制度框架,而是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人类行为产物,而人类行为又是其观念的外化,即行为是受观念所指引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制度以及市场经济中的人类行为,是受市场经济观念深刻影响的.当然,历史地看,市场经济的观念又是在市场经济实践中生成和演变的.中国曾经实行以计划经济理念为主导的经济体制,而现代市场经济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从西方引入的,是对外开放使现代市场经济观念撼动了计划经济观念,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促成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不过,市场经济的发育和成熟绝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其演化进程是极为复杂的.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历经了200～300年发展,中国短短30多年的历史成就无论多么巨大,也不可能与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经济同日而语.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和成熟还有很长的未尽路程.形象地说,中国目前还只是一个从市场经济初级速成班毕业的优等生,尽管成绩突出,但毕竟还只完成了初级教程,对市场经济的认识和理解还是初浅的.因此,继续深造修炼,才能实现中国复兴的远大目标.

一、 初级速成的市场经济激发了亢奋的高增长

中国30多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来源于市场经济所焕发出的巨大生产力和社会能量.同样的国度、同样的人群、同样的资源禀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和市场经济体制下,却表现为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和经济绩效,计划经济导致严重的短缺和贫穷,市场经济却创造了极大的物质繁荣,可见市场经济之威力.

曾几何时,有外国学者评论说“中国没有企业”,因为,那时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厂长经理们完全没有利润意识,他们认为工厂的生产目的是为了完成国家计划部门下达的指令性计划指标,可以说是“为生产而生产”.所以,当开始改革开放时,经济学家们对企业领导人的经济学启蒙教育居然是反复告诫他们“企业是应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力图改变他们认为经营企业不用赚钱甚至不应该赚钱的计划经济意识,使工厂成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式就是用最小的投入生产最大的产量,实现所谓“最小—最大”的投入—产出关系.要实现最小投入就必须尽可能降低成本,扩大生产规模；要实现更大产量就要拓展市场,而且要以“快鱼吃慢鱼”的方式迅速击败对手.于是,市场经济被理解为以利润最大化（或市场占有率最大化）为目标,以低成本低为手段,以快速扩张为策略的“血拼”式竞争.

不仅企业这样理解,各级政府也这样理解.为了给企业的“血拼”竞争助力,各地政府大力进行招商引资,竞相提供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包括低的土地、资源,低标准的环境保护准入条件,以及低社会保障的劳动力,直至减免税收和提供财政补贴等,尽可能降低企业成本,以低的产品占领国内外市场.而且,还要实行“扶优扶强”的差别性政策,以帮助一些企业尽快“做大做强”.

就这样,浅显而易于接受的市场经济原教旨理念和自利“经济人”间丛林法则式的竞争观念,被注入极度渴望尽快摆脱贫困的中国大地,激发了发展市场经济的强烈亢奋心态,促成了市场经济初程阶段的火热场景：投资、扩产、出口,圈地、“跑部”、寻租,引资、致富、暴利,做大、更大、最大等演绎出一个令世界震惊的中国和平崛起“奇迹”.历经短短二三十年,中国就从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9的国家,一跃而至仅次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大国地位.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个极度亢奋的时期正在走向转轨换挡期,超高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回归到虽仍属相对较高区间但已显著低于历史水平的平稳增长态势.经济增长率的显著下降,可能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和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正转向一个同前30年具有重大差别的时代.为此,企业、政府和公众都必须以对市场经济更深刻的理解来适应新的形势.

二、 企业家的市场经济理念从初级向中级提升

中国企业家是在市场经济初级速成教程的指引下进入市场经济发展大潮的,他们接受的信条就是：企业的经营目标甚至唯一的目标就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尽管中国上市公司很少分红,但上市公司高管仍然声称其经营目标是“实现股东收益最大化”；甚至连国有企业高管也相信,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原则,国有企业也应同一般企业一样,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否则就违背市场经济的“经济人”原则.中国企业家们学到而且深信企业的职能就是尽可能多赚钱这一市场经济天经地义的教义.

在市场经济的初级教义中,以其原教旨理念为前提,检测定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主体具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行为.这原本是经济学的逻辑检测定,即将所有的人抽象为完全没有信仰、民族、道德、文化等差异的工具理性决策主体,却被直接理解为现实中的真实,即认为,现实中的个人和企业具有经济人行为是正常的,理性的,而背离经济人行为就是不正常的、不理性的.谁如果自称具有超越经济人行为目标的愿望,则被认为是可疑的甚至是欺骗性的.这实际上就是相信或认定所有的企业在行为上是同质的,即都是按照微观经济学所描述的基本决策方式进行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的经营活动.

从市场经济的初级理论上说,企业家们确实是把握了其基本原理,但这也仅仅是初级原理而已.依此原教旨精神,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程阶段,不少企业确实可以取得相当突出的竞争优势,一批又一批企业家以快速做大的经营理念,使中国工业化以开阔地展开的平推扩张方式,大规模进军一切易于进入的产业空间,在产业链的中低技术环节和层面上迅速完成市场饱和化过程,直至出现普遍性的“产能过剩”现象.

按照这样的逻辑,市场经济的效率和业绩被理解为,以最快的速度形成最大规模产量,以最简捷的方式获取最大的盈利,以最短的过程实现高速增长和资产扩张.因此,尽管加工制造业成为中国竞争力最强的产业,但技术门槛较低而盈利性最高的产业,例如房地产、采矿、大宗贸易和金融业等,以及虚拟性操作获益最大的经营行为,例如所谓资本运作、兼并重组、募资投资、证券上市等,成为越来越多企业和企业家们趋之若鹜的“时尚”.于是,“挖出来就是钱”（采矿）、“一倒手就是利”（贸易）、“坐着就可以钱生钱”（金融）就显得比“辛苦制造才能赚钱”（制造）更符合市场经济“高手”的标准.只要实体产业没有虚拟经济更赚钱,放弃实体产业投资虚拟经济活动当然符合市场经济的原教旨精神,似乎无可厚非.一位银行高管告诉我：某某企业家“曾经在我这里一天就赚18亿,现在花一个亿写一栋我们建的别墅不过是‘小菜一碟’,还可以大幅增殖,而他的实体产品不过是一个不足为奇的广告‘故事’.”这就是这个时代令人羡慕的“财富英雄”和商业精神.他们确实是30多年来的商业成功者和市场经济推动者,是创造成就的一代. 不过,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中国市场经济的路数变了,市场经济初级教义的那一套不够用了.

首先,“有水快流”的时代正在过去,“水”（各种资源）越来越稀缺越来越珍贵了,其越来越高了,因而低成本资源越来越难得了.

其次,增长速度慢下来了,“井喷”式产能扩张的条件不存在了.各产业的“开阔地”已趋拥挤饱和,可拓展空间将是险峻的高地和深渊般的洼地.所以,平推式的产业发展技术路线越来越无效,除非向立体化方向发展.

第三,经济活动的社会性（外部性）日趋强烈,生产活动决不可“如入无人之境”,而必须将环境影响、利益相关者关系、增长的可持续性等置于重要关注议题.

第四,作为工具理性的“经济人”检测定,将最终服从于更深刻的价值理性逻辑.因为,以经济人理性检测设为逻辑基础的“利润最大化”、“物质财富拥有最大化”等,本质上只具有工具意义,而没有效用意义,只是心理偏好,而不是实质幸福.特别是,“企业”不过是虚拟的利益主体,自然人才是实质利益主体.所以,市场经济的理性逻辑最终应基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性检测定.只有理解这一点,才进入了市场经济的中级教程门槛.

同样,以“经济人”理性为检测设,工业化不过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检测定人类具有追求物质财富的本能又被直接推演为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其实,即使是从纯粹理性上说,物质财富和企业利润也都不会是人类行为最终的价值目标,因此,也不是工业化的价值目标.从价值意义上说,工业生产的根本性质是将原本对人类无用的物质转化为对人类有用的物质,这样的经济活动称为“采掘业”和“制造业”；以及将人类原本无法到达的地方变为可以生存和居住的地方,这样的经济活动称为“建筑业”.也就是说,工业化的本质是将“无用”变成“有用”,而“有用”的最终意义是对人更有“效用”,能增进幸福减少痛苦.而在市场经济的初程阶段,工业生产往往被误解为是消耗资源、破坏环境以致损害民生而追求企业利润的过程,所以,尽管工业生产创造了大量的财富,却也往往受到人们的指责和诅咒,认为它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大的幸福.在现实中,一些企业的生产活动确实导致了破坏性的资源消耗和严重的环境破坏,只是为了获得更多利润,或者为了提高产品的竞争力以求企业的生存.有些东西的学习和理解是必须依赖于实际经验和一定的客观技术条件的.当前,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一个要求企业更深刻理解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性质的发展阶段,我们如果要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就需要有对市场经济更深刻的理解,这同时意味着中国企业家将在中国经济升级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市场经济理念升级.

三、 政府经济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与时俱进

如上所述,中国经历了亢奋和超高速增长的时期,企业家们以速成方式完成对市场经济初级教义的掌握.他们在初级教义的指引下,对市场经济的机遇充满渴望和乐观,“只争朝夕”、贪大求快、急于求成,成为整个时代最突出的心理倾向和行为特征.与此相应的是,各级政府也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理解为对市场经济发展直接进行顺向推动,即朝着与市场调节相同的着力方向加力,推动企业和地方大干快上,直至政府直接投资,进行地区间的GDP竞赛.这样,似乎是对市场经济的“顺水推舟”、“锦上添花”,结果却往往是角色错位,用力过度,好事做过头,反而增大了市场经济的不平衡性,导致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而当宏观经济景气出现较大波动时,政府也往往出手大力度地调控政策和进行行政干预,特别是当发生严重的非合意现象时,政府往往会对微观经济活动进行直接的行政干预,而且往往是“一刀切”,有病没病都吃同样的药.目的无非都是希望获得政策干预立竿见影的效果,也是急于求成.因此,在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30多年里,尽管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不复存在,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形成,但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以及对资源的控制却更强了.

不可否认,市场经济不能没有政府作用,而且,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政府作用也可能更加强化,表现为从低收入国家发展到高收入国家,政府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会趋向于提高.但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有初级与高级之别.初级形态的政府干预,表现为直接的行政性方式,包括行政审批、政府替代企业决策、政府选择市场竞争赢家以及以行政手段进行纠错等.简单地说就是,一旦出了问题,政府总是倾向于自己直接插手解决或替代企业决策.

而高级形态的政府经济管理则应是,政府通过完善市场机制,使市场更有效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和企业能决定的都让市场和企业自主决策；如果发生问题,也尽可能首先考虑由市场和企业自行纠错；或者政府促动其他行为主体,来实现合意的管控目标.政府进行经济管理,如果导致企业处处事事须与政府打交道,眼睛时时盯着随时可能变动的政府政策安排,必须花很大的时间精力进行政府公关甚至寻租,则是政府管理处于初级形态的表现；反之,如果企业平时根本感觉不到政府干预的存在,同时又明确知道一旦需要政府支持可以找哪个部门和通过什么程序解决,特别是不必担心政府政策变动的不确定性,而经济运行却正常有序,则是较高级形态的政府管理表现.总之,高明的政府经济管理似如不须上舞台却可以让演出井然有序,角色们各司其职；笨拙的政府经济管理则似如时时上舞台摆弄却无法实现戏剧的顺畅演出,角色们不知所措.

当前,政府经济管理和调控的理念和方式必须顺应市场经济不断走向成熟的客观现实,以更加符合经济规律,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运行的手段实施经济调控,既要积极发挥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的积极作用,又要最大限度避免不适当的政府干预对市场经济的不良影响和产生过大的副作用,甚至留下难以处置的后遗症,阻碍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

在市场经济初级教义中,市场经济类似一种机械性关系；而在市场经济中级教义中,市场经济类似一种生物性（生命体）关系.如果按前者的理解,政府就会过高估计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调控能力,以为自己可以精确地处理各种宏观和微观关系,时时保持经济体处于理想的均衡和合意状态,即“摆平”一切.如果按后者的理解,政府则会充分尊重和敬畏市场经济规律,承认信息的高度分散性和自己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懂得自己能够调控什么,无力决定什么,什么该顺其自然,什么是必须守住的底线. 四、 全体民众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提升价值理念

市场经济的初级教义尽管播种了市场经济的种苗,启蒙了民众的市场经济意识：自立自强、责任自负、自由选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却也留下了许多不如人意的弊病：物质至上、急于求成、贪大求快、虚荣浮华.将“宏大”、奢华、炫耀、暴富作为成就标志,往往导致无节制的物欲横流和浮躁轻狂,缺乏耐心,见异思迁,这将会销蚀持续进取的市场竞争意志和脚踏实地的实业精神.

其实,市场经济初级教义所播种的“理性”从更彻底的意义上是非理性的,因为它实际是检测定人追求的是“工具”的最大化,而不是人真正需要的享用（幸福）的最大化.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亚当·斯密有一段关于人们非理性地追求权力和财富的论述,他说：“权力和财富就像是为了产生肉体上微不足道的便利而设计出来的、由极为精细和灵敏的发条组成的庞大而又费力的机械,必须极其细微周到地保持它们的正常运转,而且不管我们如何小心,它们随时都会突然爆成碎片,并且使不幸的占有者遭到严重打击.它们是巨大的建筑物,需要毕生的努力去建造,虽然它们可以使住在这座建筑物中的人免除一些小小的不便利,可以保护他们不受四季气候中寒风暴雨的袭击,但是,住在里面的人时时刻刻面临着它们突然倒塌把它们压死的危险.”他说,“在肉体的舒适和心灵的平静上,所有阶层的人几乎处于同一水平”.（1）而人类拼命追求权力和物质财富实际上是“天性”对人类的“欺骗”.在市场经济初级理念的逻辑上,“经济人”理性检测定实际上是基于非理性的人类天性的.因此,进入市场经济的中程阶段,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应上升到比经济人工具理性更高的人类价值理性上.如果亚当·斯密所说的受天性欺骗的无度物质追求是市场经济初级理性的表现,那么,实现更明白的不受非理性的“天性”欺骗的可持续经济发展,就是市场经济中程阶段的价值理性的基本表现.

如果从价值理性的深刻性上观察和思考,可以看到,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前景的深刻关键因素是其社会心理和文化特质,社会心理和文化特质当然总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力为基础的,但是现实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特质不仅决定于现时的经济发展状况,而且是长期历史因素积淀所形成的价值观决定的.中国30多年来的市场经济发展也向整个社会注入了市场经济最初级的原教旨因素.各种因素的汇集,形成中国当前的社会心理特征,包括：相信物质财富决定幸福,高估财富差别和等级差别对幸福的影响,认为越大越快越成功；同时,行政级别成为评价个人成就的“一般等价物”.因此整个社会具有强烈的积累物质财富和追求行政等级的心理倾向.也就是说,市场经济的初级教义教化出了社会的财富意识和奋斗意识,但没有消除传统意识中的等级观念和行政主导意识.相反,传统观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顽强存在并明显趋向强化,例如社会普遍的心理是：政府比百姓更聪明（官贵民贱）,凡大事均应由政府解决,政府官员可以而且应该是为民做主的“父母官”；而且,上级政府总是比下级政府更聪明,越重要的事情应由越上级的政府决定.这些因素强烈地影响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特征,也深刻影响着改革的方向和进程.

进入市场经济发展的中程阶段,现代市场经济更高层次理念将越来越强化其社会影响力.例如：机会均等、规则公平、反对歧视；契约自由、公平竞争；个人权利不仅主张生存权、财产权,而且越来越注重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等.加之信息化和新产业革命的到来,去等级、去中心、分布式、网络化等现象越来越强烈和广泛,必然加快现代市场经济理念成为社会主导意识.

当然,现代市场经济理念的演化中,也会产生一些异化性因素和复杂关系,例如,期望以最小的付出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这一市场经济初级原理,其极端形式可能表现为期望少劳多得、不劳而获、坐享其成；超越国家和社会财力追求高福利制度；利益关系难以协调,例如,“钉子户”和“邻避”（2）现象频出；以“贴金”吹嘘、投机取巧、炫耀奢华、攀附权势等方式不择手段获取优势,以强欺弱,胜者为王.因此,中国能否健康地发展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完成工业化和有序推进城镇化,在很大程度上深刻地取决于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特质的演变.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按客观规律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但是,各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前景却各不相同.世界上几乎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国家,即使是那些全力模仿西方国家,力图全盘西化的国家,最终也只会发展成为显著有别于西方的国家形态和社会形态.根本原因就是：尽管经济规律具有客观必然性,但文化是多样化的.所以,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仅仅按照市场经济的原教旨来发展自己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每个国家的公众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立国国情,不断“干中学”,不断理解适合自己国家的市场经济形态和各国特色制度,就如同在学习市场经济的课程中不断进阶.在此过程中,整个民族都如同在集体进修市场经济的中级教程,不断提升其现代市场经济的价值理念.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广大民众的意愿和心理倾向将决定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向.如果说中国正在转向稳中求进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必须基于人们诚实、耐心、踏实、进取、正义的社会心理.

中国市场经济走过了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的初级阶段,市场经济的初级理念和启蒙力量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也给中国经济社会注入了市场经济原教旨理念的社会心理因素,加之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体制因素的浸淫,使中国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初级形态.经济高速增长,物质极大丰富,财富迅速积累,同时,矛盾、不满、抱怨和不幸福感也在增长和积累.这表明,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市场经济理念浅显,层次和深度都远远不够,已经不适应巨大变化中的现实要求.当中国市场经济进入中程阶段,企业、政府和民众都必须提升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升观念意识水平,进行市场经济再学习,以对现代市场经济更深刻的理解,实现经济社会更健康、更包容的可持续发展.在此历史性转折时期,工业发展方式转型和观念变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推动经济增长和实现技术创新的主要产业,肩负着奠定解决中国重大经济、社会、民生和国家安全问题的物质技术基础的重任.当然,过去30多年,工业也是受市场经济原教旨理念浸淫最深的产业,所以,工业发展的理念提升和方式转型对于中国市场经济从初级向中级形态升级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注释：

（1）[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北京：编译出版社,2008：451、454.

（2） “邻避”是英文“not in my back yard”缩写NIMBY的中译.

（责任编辑 张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