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济井喷

眼下,红色文化正渗透到产业经济的各个角落,催生出一股红色经济的热潮

神州大地,六月流火.一幅热情澎湃的红色映像：政界掀起的红色风暴；新闻界为红色事迹增幅扩版；教育界展开“追忆先烈、温故党史”的红色教育；文艺界则广泛征集红色作品,高唱红歌并热播红色影视剧等再过几天,就是中国90岁的生日.

经济界如何迎接这一伟大时刻?与其沉浸于总结既往功绩,不如去疗治掣肘增长的顽疾.因为,在最新出炉的中国经济体检报告中,“三荒两高”已经传递出最危险的信号.而这拷问的正是中国经济的旧有粗放增长模式.如此,转型升级再次被推到时代的风口浪尖.

如何助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我们坚信,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未尝不是好的选择.作为以“深度解读经济变革与创新路径”为己任的高端财经媒体,我们一直在为中国经济谋求新增长而鼓与呼.时值《新经济导刊》杂志创刊10周年,我们的宗旨没变,观点亦不变.

文化与经济“合则两利,离则两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王忠宏博士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指出.而在1999年10月,世界银行就提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也将是世界经济运作方式与条件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晓明指出,文化产业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即消费者怎么写作阶段、生产者怎么写作阶段和消费者加生产者共赢怎么写作阶段.消费者怎么写作阶段,即文化产业能够怎么写作于消费者最终的文化需求,即生产文化产品和怎么写作供消费者直接消费.

所谓生产者怎么写作阶段,即文化产业最大的发展空间是怎么写作于其他经济部门,不是直接怎么写作于最终消费者,文化产业能够为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提供文化附加值,其可以与第一、第二甚至第三产业结合,提升这些产业的附加值,把文化的设计、品牌加入进去.

消费者加生产者共赢怎么写作阶段则指,任何人在一生中的任何阶段,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参与,不仅仅可以消费文化,而且可以参与文化的创造.“在中国,至少在发达地区已经准备好了进入全球文化产业发展的前沿,我们的创意产业其实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意阶层基础,我们在文化发展领域很多产业文化的现象已经跟国际上同类现象完全一致.”张晓明说.

张晓明认为,“我们要以跨界和越界的方式,要以产业大融合的方式去看待文化创意产业.其实文化创意产业没有边界,而且这个边界越来越模糊,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文化与经济普遍互渗的时代,不是一个彼此之间界限越来越清晰的时代.”

在美国,文化创意产业成为仅次于航空的第二大产业,已经证明文化创意产业的价值.王忠宏告诉记者,中国对文化创意产业也越来越重视,被列入到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我们去湖南考察,湖南重点建设的战略新兴产业中,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其中之一,文化创意产业产值甚至占到湖南GDP的5%.在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占GDP的比重也很高,并持续增长.”

王忠宏指出,“随着人们消费结构的升级,文化体制改革逐渐深入,文化产业发展活力不断增强.经过多年发展,在很多地方,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形成了一大批非常有特色的文化产业经济区、文化创意园区和文化产业基地.”据了解,在“退二产进三产”的过程中,一些地区对老厂房进行一些改造,吸引一些设计、广告、媒体等文化企业进驻,比如北京798等,而上海将一些老建筑、老工厂改造后引入设计类企业,焕发了新的活力,取得了产业发展和历史风貌建筑保护的和谐共赢.

在王忠宏看来,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能够提升一国的创新能力.“加强自主创新、增强创新能力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关键,大力文化创意产业恰恰能够激发大家的创新、创意能力.为什么《猫和老鼠》、《功夫熊猫》、《花木兰》等很多很有创意的作品都出自国外?国内虽然也有《喜洋洋与灰太狼》等优秀作品,但总体创意能力不足,与国外有一定差距.”

他指出,文化创意产业还承担文化传承的重任.“近年来,西方文化包括日本文化、韩国文化、美国文化对中国青少年的影响较大,出现了不少哈韩、哈日族,怎样加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对青少年的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此外,中国走向世界,需要培育软实力,文化创意产业是很好的载体.

经济“红”流

如果说,有什么能够让旅游、影视、出版、、餐饮、服饰、商贸等一口气数不完的产业之间产生交集,也不至于太过牵强.或许,只有文化.眼下,红色文化正渗透到产业经济的各个角落,催生出一股红色经济的热潮.不管是水深的武汉,还是火热的广州；不论是在最流行前卫的时尚界,还是在最开放的互联网领域.

表现最为抢眼的当属红色影视.因为有着特定的受众群体和群众基础,即使在家庭题材、商战题材、历史题材、偶像题材、武侠题材等各领的年,影视制作方也从未放弃过红色影视这一不温不火的市场.典型者如《建党伟业》,而它希望改变票房的历史――这一集合了周润发、刘德华、赵本山、周迅等107名一线影视明星,更有中影公司、华谊兄弟、小马奔腾、上影（集团）、湖南广电、英皇影业、橙天嘉禾等40余家影视巨头参与制作,并且商务合作扩展到金融、家电、服装、食品和IT等领域的献礼大片,声称将拿下8亿票房.

事实上,红色影视一直未曾走出观众的视线.以近十年为例：《长征》、《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士兵突击》、《狼毒花》、《我的兄弟叫顺溜》、《亮剑》、《潜伏》、《建国大业》、《开天辟地》、《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几乎每年都有一两部反响不错的红色影视剧出现在荧屏.据悉,除《建党伟业》外,最近将有30部红色题材电影即将上映.

尽管主旋律题材曾是中国影视市场化过程中的难点,但是,这块硬骨头现在正成为香饽饽.影视研究者认为,在理论上,红色影视拥有商业片的一切必要元素,抓人的故事、明快的节奏、稳定的受众群体,如果再加上一定的明星阵容,是应该能够吸引和抓住观众的眼球的.在现实中,影视产业也需要生产好产品,利用好营销,卖出好价钱,向经济功能转变.

与红色影视的狂轰滥炸相比,红色旅游也表现出方兴未艾.尽管我们无法确切考证旅游市场从何时开始加上了红色标签,但可以预见的是景区、旅行社、消费者联手撬动的红色旅游市场正炙手可热：湖南韶山、河北西柏坡、陕西延安、江西井冈山、瑞金、重庆红岩、贵州遵义、甘肃会宁等红色旅游正使这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地区焕发生机.

2011年6月,全国红色旅游工作会议指出,2004年至2010年的6年间,全国红色旅游共接待游客13.5亿人次,2010年接待游客人数从2004年的1.4亿人次增长至4.3亿人次,年均增长20.4%,已占到国内旅游人数的五分之一.2010年,红色旅游直接就业人数达到91.2万人,间接就业人数达到371.1万人.随着,数百亿元投资进入红色景区,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数百个景点面貌不断改善,将吸引更多群众走向红色旅游行列.

红色旅游市场的火爆也带动了投资的升温.日前,广安市广安区成功引进总投资20亿元红色影视文化城项目.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中国最大的“红色文化旅游城”和国家级“红色影视实验区”.而总投资额约15亿元的湖南韶山红色文化影视拍摄基地日前完成初步规划,投资方将于年内在基地开机拍摄红色题材电影《杨开慧》和《秋收起义》.

因为与红色历史、红色资源有着种种抹不开的联系,作为旅游市场的另一重要收入来源,旅游纪念品也让红色景区收获不少.比如南湖游船、像章,张家界的帅斗,遵义的辣椒,瑞金的拥军三宝（斗笠、布鞋、）等.然而,红色旅游纪念品仍然存在着开发不足的现象.从国际水平来看,一般纪念品收入会占整个旅游行业收入比例的标准是30%,少数旅游贸易发达的地区如香港可达到60%,而在中国大陆仅占约20%.

红色出版也没有放弃这一绝好的畅销时机.据了解,《社会主义在中国》、《传》等书籍占据畅销书排行榜前几位,而红歌光盘也销售一空.在王府井图书大厦、西单图书大厦和中关村图书大厦,无论是图书,还是电子音像,红色出版物都显得货源充足,购销两旺.以“献礼”为口号的宣传策略,在出版领域正成为一个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双赢的保险策略.

事实上,当出版市场被美容养生、经管营销、名人隐私、历史戏说等占据,红色出版一直相对安静地退守在角落.而只有重大党建节日,红色出版物才会走上书店的显要位置,在特殊氛围的推动下,产生一定的热销局面.比如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曾经出现过红色出版物热销.而2011年,建党90周年又给了红色出版一个很好的营销由头.

作为一种历史记录和文化传承的形式,图书出版和音像出版一直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红色出版一直占据着出版市场的部分份额.然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资本整合力度的加强,单纯的文化功能和片面的社会效益已经不足以满足出版单位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无论是图书还是音像,都面临着向读者要关注,向市场要效益的挑战.特别是,由主导的出版社转企改制,使这种倾向愈加明显和迫切.如此,红色出版只能且行且开拓.

红色这一隐藏在历史中的商机也渐渐浮出水面.尽管发展时间不长,其却以极快的速度遍及全国各地,者多达数十万人,藏品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大.革命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各个时期的物品,包括书报刊、邮票、宣传画、瓷器、像章、“”题材书画等在内的“红色藏品”频频曝出天价.据了解,美术品拍卖公司保利日前举办纪念成立90周年的中国近现代书画展,成交总金额达3000万元人民币.中国家协会红色委员会副主任李岐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担心,“藏品市场不够规范,由社会约定,缺乏解释正成为红色市场发展的障碍.”

红色餐饮也在“叫好不叫座”声中,迎来一批信心满满的新加入者,又送走了一批失望的人.走进红色经典标志性的五角星大门,迎面而来的是大型工农兵雕像,而“”时期流行的各种红色标语也尽收眼底.抬起头,天花板上贴满了放大的“”时期的各种党报头版.最吸引人眼球的则是,一辆东风牌卡车头穿墙破壁而出――这不是红色经典的全部.在餐桌旁身着工人阶级服饰的怎么写作员,舞台上红小兵的倾情出演,吃着忆苦思甜的农家饭等这些不仅满足了过来人的回味,也迎合了年轻人的猎奇.

据了解,北京红色经典主题餐厅开业时,正瞄准了市场空白.“小孩子会去麦当劳、肯德基；三十岁以下的白领会去酒吧；而五六十年代的人没有一个能带来回忆的地方可去.”这是胡中标投资红色经典的主要考虑.他认为红色餐饮还有一项教育功能：“父母带小孩来看：你们现在吃什么?我们那年代吃什么；你们现在玩什么,我们那时候玩什么?”

然而,对红色餐饮的经营者来说,好的品牌和口碑不代表一定盈利,这并不只是红色经典的烦恼.事实上,模仿红色经典的餐厅不在少数,在北京就有闪闪红星、红色宝典、1966等,但最后这些都陆续关门了.“你可以组建一个厨房,可以开个饭店,可以成立一个艺术团,但你要把餐饮和文化整合在一起,你不一定驾驭得了.”胡中标说.

此外,在服装,工贸品等领域也刮起红色旋风.据媒体报道,为庆祝中国建党90周年,红军和八路军军装租赁业也大赚了一笔.在北京,一套军装每天的租赁费用为60元人民币,并且已经预订到7月初.在时尚界,海魂衫又成为今年流行一大元素.随着七一的临近,党旗、党章等特色产品迎来销售旺季,整个小商品市场内党旗飘飘称为另一种风景.

商业化困扰

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红色影视在政治宣传、思想引导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其经济效益,显然被忽视了――这一困扰不是红色影视的专利.红色文化在政治宣传、思想引导等方面的意义,却同样束缚了红色经济的商业化发展：出版社改制难便是例证.而身处文化创意产业,红色文化也未能回避资本、人才、知识产权环境等产业化桎梏.

针对红色经济发展的蓬勃浪潮,外媒的方向评论最让商界颇为在意.如此,红色经典主题餐厅胡中标不得不谢绝外媒采访,或在采访时要求签署审稿的协议.胡中标说,“因为商人就是商人,这无关政治,无关意识形态.如果你说我别有用心,那你是高看我了.”

事实上,对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政策上历来非常支持.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文化大发展.或许,这是红色文化的一个机遇.王忠宏指出,“当前整个社会心态浮躁,整体素质下降,而红色文化倡导积极健康向上,能在精神上对人进行帮助,有着很好的正面宣传、教育功能.当然,也有些红色文化不顾自身条件,所起的宣传、教育效果也不太好,关键是创新载体、方式和怎么写作,贴近老百姓的需要.”

王忠宏告诉记者,在计划经济时代,从事文化行业的基本是事业单位,政事不分的情况比较突出,如何把产业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统筹起来是一个突出的难题,有些事业单位要走上市场、实现自我发展、自负盈亏,但又承担了政府的许多公共职能,不能按照市场规律去发展,单位经营困难.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在把握文化属性的同时,要更加遵循产业发展规律,将文化功能与产业发展、市场需求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作出喜闻乐见的健康作品,就能够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现在我们有许多作品在国内很受老百姓欢迎,并在国际上赢得广泛赞誉,表明我们在新形势下探索文化产业的发展规律取得了非常重要的经验.

文化产业如何发展?王忠宏认为,“要实现分类指导,有些市场化条件、产业化条件好的领域,如商业影视剧,可以通过商业化运作,投融资也比较便利；而有些公共怎么写作机构,如博物馆等承担了教育功能,就不能完全让其商业化,政府应加大扶持力度；还有的兼而有之,要实现政府扶持和市场运作的良好结合”,当然,文化产业发展在我国还是一个新事物,应鼓励各地大胆探索、积极实践,在现实生活中找到新的发展模式.

王忠宏说,“对于一些国家重大文化工程和关键领域,可由政府投资.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形象不佳,但日本政府通过向日本文化企业购写动漫产品,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免费播放,这既提升了日本的形象,还扶持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王忠宏指出,“对政府来说,需要形成政府规范引导、社会广泛积极参与、产业充满活力的良好氛围,强化政策引导,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培育文化创意龙头企业、企业集团和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群体；其次,提高文化产业的管理怎么写作机构的专业化水平,包括人员素质和能力建设.在商业化方面,要积极借鉴国外成功的经验.再次,积极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相似度检测机构的作用.此外,在人才储备方面,加强创意人才的培养,培养既懂文化、又懂市场经济的企业家.同时,加强国际文化合作,促进中国文化创新,整合国际人才、科技资源,应用现代手段提高文化产业生命力.”

王忠宏认为,对涉足红色文化的企业来说,政策红线不能逾越,而创新则没有边界.而保持红色文化的历久弥新则是最难的.“文化企业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产业规律.文化搭台,企业唱戏,通过文化的舞台,企业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但企业需要创新,要消费者认可.既要保持原来文化的基因不变,还要在形式上能够出新.”他说.“中国每年的动画片产量和时间都世界第一,但真正叫好又叫座的东西则少之又少.因此,企业要提高创新、创意能力,此外,企业还要适应文化创新要求,还要在人才、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