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国际十大金融事件

点赞:2708 浏览:6839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30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编者按]从16世纪的荷兰“郁金香事件”,到1929年的大萧条,再到此次的全球金融海啸,细数国际金融史的历次危机,其在使经济承受大幅波动后,紧随的必定是较之之前延续更长的危机余波,以及对应当次危机的监管及各项经济金融体系改革,不断加固应对风险的本国乃至全球的安全体系.

在皆认同危机最艰难之时已过,全球媒体报端已用“后危机时代”之词的2010年,其也如同往次危机,在全球整体经济已经企稳的大势下,余波与变革也在同时兴起.一方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让看似前景大好的欧盟模式遭到质疑,而身为全球领袖的美国则由于持续低迷的就业率以及经济增长迟缓,使得“二次量化宽松政策”被再次祭出,而美元的大笔涌入全球,又使得原本受危机影响最小的新兴经济体通胀频起,国际金价及大宗商品屡创新高,同时也引发了各国为保护自身贸易经济利益而硝烟四起的货币战争.而另一方面,针对当次危机的多项改革也相继出台,美欧监管改革议案、巴塞尔协议Ⅲ、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也成为构建国际经济金融安全网的新型支柱,而应对此次危机中凸显的系统性风险以及针对此的宏观审慎监管也成为国际理论界与实务界研究探讨的重点.

为此,本刊延续历年惯例在2011年第一期从余波频出和变革频起的2010年诸多事件中选出“十大国际事件”,以使读者对过往的一年得以通晓概览.

“巴塞尔协议Ⅲ”出炉

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暴露了金融市场的缺陷和金融监管的漏洞,作为国际银行业监管基础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简称“巴塞尔Ⅱ”),也因监管标准的顺周期性和监管要求的风险覆盖能力不足而面临实质性调整.2008年4月,金融稳定论坛(F)向G7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监管框架及其他政策措施存在问题,如‘巴塞尔Ⅱ’框架等,也是金融机构风险敞口加大、过度涉险及流动性风险管理薄弱的因素之一”,并建议“强化对资本、流动性和风险管理的审慎监管”.

在此背景下,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银行部门的监管和风险管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以“巴塞尔Ⅱ”为基础,制定了一套全面的改革措施,即所谓的“巴塞尔Ⅲ”.

2016年国际十大金融事件参考属性评定
有关论文范文主题研究: 关于金融危机的论文范文集 大学生适用: 在职研究生论文、在职论文
相关参考文献下载数量: 90 写作解决问题: 如何怎么撰写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 标准论文格式、论文设计 职称论文适用: 技师论文、初级职称
所属大学生专业类别: 如何怎么撰写 论文题目推荐度: 优秀选题

2010年9月12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召开央行行长及监管当局负责人会议,就“巴塞尔Ⅲ”的基本框架达成一致.2010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尔峰会正式通过了该框架.与“巴塞尔Ⅱ”相比,“巴塞尔Ⅲ”在资本要求,如资本的质量、数量和可比性等方面都做出了较大改进,并考虑到当前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状况,设计了详细的过渡期安排.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提高普通股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一级资本包括普通股和其他满足一级资本定义的金融工具)最低要求.2013年1月1日前,普通股充足率和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分别从现行的2%和4%提高至3.5%和4.5%,2015年1月1日前,普通股充足率最低要求将提高到4.5%,一级资本充足率最低要求上调至6%.

二是在最低资本要求的基础上,要求银行额外保留2.5%的资本留存缓冲,以应对经济和金融冲击.这一规定有助于提高银行的公司治理水平,防止银行在资本状况恶化的情况下仍发放高额奖金和红利的错误做法再度发生.如达不到要求,则银行派息、回购股票以及发放奖金等活动将受到限制.资本留存缓冲的过渡期为2016年初至2018年底.2016年1月1日起,资本留存缓冲要求为风险加权资产的0.625%,2019年逐步提高到2.5%.

三是各国可根据自身情况要求银行实施逆周期资本缓冲(占普通股的0~2.5%)或增加其他能充分吸收损失的资本.逆周期资本缓冲的设置是基于更广泛的宏观审慎目标,保护银行体系免受信贷激增所带来的冲击.逆周期资本缓冲仅在信贷急剧扩张而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使用,即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额外划拨0~2.5%的缓冲资本,防止信贷过度增长,同时又可在经济不景气时帮助吸收亏损风险.

四是考虑以杠杆率指标作为最低资本要求的补充.杠杆率指标与资本充足率的主要差别是,杠杆率是未经风险加权的指标,资本充足率可以通过人为操纵来达到监管要求,而杠杆率对风险不敏感,较难操纵.监管当局应从2011年初开始对杠杆率进行监测,在2013年至2016年的过渡期内就3%的一级资本杠杆率进行测试.根据过渡期的实施结果,2017年上半年将进行最终调整,并在合理评估和校准的基础上,从2018年1月1日起,纳入资本协议的第一支柱.

五是引入流动性覆盖率(LCR)和净稳定融资比率(NR)衡量流动性风险.流动性覆盖率指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与未来30日的资金净流出量之比,该比率的标准是不低于100%,2015年1月开始实施.引入这一指标的目的在于保证国际活跃银行具有长达30天的高质量流动资产,以应对短期机构性或系统性压力情景,同时可抵御银行批发性融资(包括担保融资)的大量流出.净稳定融资比率指可用的稳定资金与业务所需的稳定资金之比,该比率应大于100%,目的在于促使银行在压力情景下进行更长期限的融资,减少对不稳定融资来源的依赖,2018年1月前开始实施.

“巴塞尔Ⅲ”是近几十年来银行监管领域最大规模的改革,在未来几年内,将对全球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运营产生较大影响.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报告《监管改革对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影响》,分析了改革方案对亚洲、欧洲、北美洲三大区域20个国家的62家大型复杂金融机构的影响,指出新资本规则对欧洲和北美银行影响最大、亚洲次之;对投资银行和全能银行的影响较大,对传统商业银行的影响较小.作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正式成员,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标准的研究、分析和国际动态监测,适时出台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业银行资本监管框架.

(莫万贵)

国际金融组织改革取得新突破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等国际金融组织因未能及时预警和援助而饱受批评,要求改革国际金融组织的呼声不绝于耳.2008年11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在《华盛顿宣言》中承诺将“推进布雷顿森林机构改革,以使其更充分地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增强其合法性和有效性”.改革涉及国际金融组织的资源补充、代表性改善和治理结构优化等方面,并强调在保证独立性的基础上,增强国际金融组织之间,以及国际组织与各国政策制定者和监管者之间的合作.经过近两年的反复磋商和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改革在2010年取得积极进展.

2010年4月25日,世界银行集团186个成员国批准了世行全面改革计划,主要涉及世行增资、权改革、危机后世行战略重点和业务改革四个方面.根据该计划,世行将实现二十多年来首次普遍增资和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权,增资总额达864亿美元,包括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增资862亿美元和为国际金融公司增资2亿美元,权改革将赋予发展中国家更多影响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权将提高3.13个百分点至47.19%,在国际金融公司的权将提高6.07个百分点至39.48%.其中,中国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权将从目前的2.78%上升至4.42%,在国际金融公司的权由1.02%上升至2.29%.全面改革计划的宗旨是使世行更快、更灵活、更负责任.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表示“增加的资本可以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发展中小企业和社会保障,保护最弱势群体.权改革有助于更好地反映新的多极化全球经济的现实.这项协议十分重要.”

2010年11月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董会批准了对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进行全面改革的建议,以增强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将基金组织总份额规模增加一倍,达到约4768亿特别提款权(约7557亿美元),以提高基金组织在危机时期为成员国提供怎么写作的能力.二是对成员国的份额比重进行重大调整,以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和不断提升的影响力.超过6%的份额将转移到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超过6%的份额将从代表性过高的国家转移到代表性不足的国家.大部分份额转移通过发达经济体和石油生产国的份额比重下降来实现,根据调整份额方案,110个国家的份额比重将上升或保持不变,其中102个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份额改革完成后,中国在基金组织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72%提升至6.39%,权从3.65%升至6.07%,由目前的第六位跃居至第三位,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三是加强基金组织执董会的代表性,减少欧洲发达国家两个执董会席位并相应增加新兴国家在执董会的席位,同时修订《基金组织协定》,结束沿袭多年的“指定董事”做法(即份额居前五名的成员国可各指定一名执董),执董完全经由选举产生.改革建议经执董会批准后,还需提交理事会,并经过基金组织全体成员同意.按照执董会批准的时间表,份额增加和调整的生效时间将为2012年10月年会之前,执董会改革的执行时间不迟于下一次执董会选举,即2012年晚些时候.基金组织总裁卡恩表示:“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协议是基金组织65年历史上一次最根本的治理改革,也是一次最大规模的有利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权力调整.”

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特别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权的增加,体现了全球经济格局的变化,将增强国际金融组织在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公平性、可信性和有效性.但在IMF高管遴选程序、少数国家“一票否决权”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改革.发展中国家话语权的提升是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也为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提供了更有利的平台.但也应当看到,对于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要想在未来全球经济金融体系的规划和国际规则的制定中传递出更有力的声音,依旧任重道远.当务之急是在推动本国经济金融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不断加深对国际规则的理解,积极参与国际治理,维护我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崔莹)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

2010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引发的股市下挫、欧元下跌和政治危机成为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中面临的最大不稳定因素.

受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影响,欧洲国家2009年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规模较2008年明显扩大.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欧元区16国和欧盟27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分别为6.3%和6.8%,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分别为78.7%和73.6%,比2008年明显上升,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中规定的3%和60%的上限.欧盟27国中,22个国家的财政赤字占GDP比例超过3%,占比最高的国家依次为爱尔兰(-14.3%)、希腊(-13.6%)、英国(-11.5%)、西班牙(-11.2%)、葡萄牙(-9.4%);12个欧盟成员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了60%,比例最高的依次为意大利(115.8%)、希腊(115.1%)、比利时(96.7%)、匈牙利(78.3%).

2009年底,鉴于希腊政府糟糕的财政状况,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正式拉开序幕,并引发对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和西班牙等其他欧洲国家债务问题的担忧.随着主权信用评级被降低,希腊政府的借贷成本大幅提高,面临“破产”风险.2010年1月,希腊财政部公布了三年期经济稳定与增长计划,出台一系列财政紧缩措施,包括削减公务员薪金、增加燃油税、提高退休年龄等,计划将2010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降至8.7%,2012年降至3%以下.然而,该计划未能阻止债务危机进一步恶化.2月25日,标准普尔将希腊信用评级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同时警告可能进一步下调.4月23日,希腊政府被迫向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4月27日,标准普尔将其对希腊的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BBB+”级下调至“BB+”,即“垃圾级”.5月7日,欧元区16国领导人举行特别峰会,正式通过了为期三年、总计1100亿欧元的希腊援助计划,其中欧元区出资800亿欧元,IMF提供300亿欧元,这也是欧元区历史上首次救助行动.

在希腊深陷债务危机的同时,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匈牙利等国也遭到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的警告.为了防止债务危机向其他国家蔓延,5月10日,欧盟27国财长宣布建立欧洲稳定机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向处于困境中的成员国提供资金支持,总额度为7500亿欧元.其中4400亿欧元将通过欧盟金融稳定措施(EF)由欧元区国家根据相互间协议提供,为期三年;600亿欧元将欧盟金融稳定机制(EF)以欧盟《里斯本条约》相关条款为基础,欧盟提供担保,由欧盟委员会从金融市场上发债来筹集;2500亿欧元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

对希腊的救助和欧洲稳定机制的推出使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暂时缓解.但11月初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第二波来袭,由于预期爱尔兰政府的银行救助成本将导致其财政赤字继续扩大,爱尔兰5年期债券信用违约掉期(CDS)费率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创纪录新高,爱尔兰债务危机爆发.12月7日,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正式批准总额达850亿欧元的爱尔兰救助计划,爱尔兰成为继希腊之后欧元区第二个接受金融援助的国家.而在救援计划公布两天之后,惠誉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将爱尔兰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三个等级至BBB+.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暴露了欧元体系的制度缺陷.由于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欧元区各国宏观调控的唯一政策工具,在缺少有效财政约束的情况下,各国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很可能放任预算赤字和债务规模不断膨胀.同时,欧元区国家在引入欧元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如预期那样收敛,反而趋于扩散,区内经济不平衡状况加剧,加上各国通胀水平不一致所导致的实际利率差异,最终导致一些国家出现过度投资和消费,债务水平上升较快,资产泡沫涌现,成为危机的隐患.债务危机也引发了对欧元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EMU)的担忧.

普遍观点认为,2011年欧洲的情况仍不容乐观,一方面,经济增速存在进一步放缓的可能;另一方面,债务危机可能继续传染到其他欧元区国家.葡萄牙、西班牙、匈牙利等国家的前景值得进一步关注.

(莫万贵)

国际金价屡创新高

2010年,国际金价延续2009年的上涨势头,一路攀升,屡次刷新纪录高位.根据世界黄金协会公布的数据,11月9日,以美元计价的黄金达到1421美元/盎司的历史高点,比2009年末的1087.5美元/盎司上涨30.67%;以其他货币计价的黄金也出现较大幅度上涨.从月度成交均价来看,以美元计价的黄金月均基本维持逐月上涨的趋势,仅在2月和7月出现环比下跌1.89%和3.24%的小幅调整.

黄金需求增长是推动金价连续上涨的主要原因.2010年前三季度,全球黄金需求量为2818.5吨,同比增长8.0%,以美元价值计算为1069.66亿美元,同比增长37.28%.

消费类黄金需求旺盛是拉动黄金需求总量增长的重要力量.尽管黄金处于历史高位,对经济前景的良好预期使包括印度、中国在内的主要黄金消费市场保持较快增长.前三季度,全球金饰需求达1468.3吨,同比增长17.62%,在全部黄金需求中占52.10%,比上年同期提高4.26个百分点,以美元计算的金饰需求为555.49亿美元,同比增长48.28%.

电子产品市场的复苏支持工业用黄金需求逐步回归危机前的水平,黄金在纳米技术、环境和生化技术中的更广泛应用也推动黄金需求的长期增长.前三季度,全球工业和医用黄金需求为320.5吨,同比增长18.75%,在全部黄金需求中占11.37%,比2009年同期提高1.03个百分点;以美元价值计算的工业用黄金需求为121.48亿美元,同比增长50.23%.

黄金高企对于黄金的投资需求有微弱抑制作用,前三季度,全球投资黄金需求为1029.7吨,同比下降5.64%,但以美元计价仍实现了21.32%的增长.这反映金融市场对美国政府债务状况恶化和美元汇率调整的担忧,以及由美国第二轮6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全球通货膨胀预期.作为抵御通货膨胀的最佳投资渠道,黄金充当通货和货币型资产的属性被重新发现.黄金投资渠道的拓宽和便利性的提高,也使一些国家的黄金投资需求有明显增长.此外,俄罗斯、孟加拉国和泰国等国家的银行正持续增加其黄金储备、加大黄金购写规模,也给黄金投资者带来进一步上涨的预期.

2011年,黄金需求和黄金将取决于全球经济复苏进程、通货膨胀水平和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一方面,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会加大全球通货膨胀风险,另一方面,印度和中国――全球最大的两大黄金市场――仍将保持较强劲的经济增长,对黄金的需求仍有可能增长.总体来看,虽然黄金仍有上涨动力,但目前已处高位,未来走势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崔莹)

内外夹击

新兴经济体通胀压力加大

2010年12月1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11月我国居民消费(CPI)同比上涨5.1%,环比上涨1.1%,继上月上涨4.4%创24个月最大涨幅后同比上涨幅度再创28个月以来新高.与此同时,中国10月的当月新增外汇占款5190.47亿元人民币,也刷新30个月以来的最高纪录;10月外汇储备增加不能由贸易盈余和外国直接投资解释的部分,继9月达到2008年以来的最高值180亿美元后剧增140%,进一步攀升到428亿美元的高位.环顾全球,持续增长的通胀压力早已不是中国独有,巴西、俄罗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CPI涨幅均大大超过有关国家预设的通胀目标,其中巴西2010年11个月CPI累计增幅已达到5.25%,2010年以来俄罗斯CPI也已上涨7.2%,而2010年9月以来印度产业工人CPI同比上涨9.8%.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各国均采取了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挽救全球经济于危难之际.在相关政策的刺激下,加之本身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率先步入复苏通道,但宽松货币政策的副作用也逐渐显现.同时,相对于新兴经济体较快步入复苏通道,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的过程则一波三折,失业率仍然居高不下,实体经济复苏前景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前期已将基准利率维持在极低水平并通过注资、购写金融资产等形式注入大量流动性的条件下再次启动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加剧全球流动性泛滥.

在国内宽松货币政策副作用逐渐显现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内外两个路径进一步推高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压力.其一,受全球流动性泛滥及美元贬值压力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大幅上涨并将长期延续,因此全球生产资料的将进一步抬高,并最终通过PPI传导至CPI,为新兴经济体带来较大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其二,在全球流动性泛滥的预期下,由于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均面临经济复苏乏力的局面,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相对较快,企业盈利前景较为正面,国内宽松货币政策副作用逐渐显现、输入型通胀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相关国家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上升前景也较为稳定,因此全球资本加速流入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推高房地产等资产,并最终通过内部各种渠道影响物价总水平,加大各国的通胀压力.

面对持续高涨的通胀压力,主要新兴经济体相继高举“反通胀”的大旗,通过提高基准利率、跨境资本流动管制、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等各种手段回收过剩流动性、稳定通胀预期.与此相反,面对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仍显疲弱的局面,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可能尚需时日,在此之前相关国家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规模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以美国为例,伯南克认为失业率回落到5.5%才算经济恢复正常,而这可能需要2~3年或更长的时间,在此期间QE3、QE4推出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因此,新兴经济体的反通胀进程仍将受制于将为不利的外部条件,中短期内的通胀压力将进一步增大,而这也将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决策者置于更大的政策困境之中.

(蔡鸿志)

美欧分别通过金融监管改革法案

2010年7月21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标志着历时近两年的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立法完成,华尔街掀开了后危机金融监管时代的序幕.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各自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几经修正和博弈,最终达成了一致.2010年6月30日,众议院通过了两院统一的版本;7月15日,参议院通过了最终版本金融监管改革法案,为该法案最终成为法律清除了最后障碍.这项法案名为《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被认为是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改革范围最广泛、最严厉的金融改革法案,也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树立了新的标尺.新法案内容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成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监测和处理威胁国家金融稳定的系统性风险.二是在美联储下新设消费者金融保护局,对提供信用卡、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等消费者金融产品及怎么写作的金融机构实施监管.三是,将场外衍生品市场纳入监管视野,大部分衍生品须在交易所内通过第三方清算进行交易.四是,限制银行自营交易及高风险的衍生品交易,规定银行投资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的资金规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级资本的3%.五是设立新的破产清算机制防止“大而不倒”问题.六是美联储被赋予更大的监管职责,但其自身也将受到更严格的监督.此外,新法案的内容还包括对企业高管薪酬进行监督,以及强化对证券经纪商、信用评级机构和对冲基金的监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对禁止金融机构自营交易的“沃尔克规则”采取了弱化和折衷,这实质上体现了美国致力于在强化金融监管与保持自身金融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新法案将系统性风险监管列为重中之重,同时强调对银行过度投机行为的制约、对金融创新的制衡以及建立大型金融机构的退出机制等.总的来看,新法案将有助于提高金融系统的稳定性、恢复投资者对美国金融市场的信心,但其在有效防范危机方面仍存不足,如对导致金融风险产生的宏观经济政策因素尚无有效措施,也未能解决发达国家投机资本跨境无序流动给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问题等.


2010年9月,欧盟正式通过了泛欧金融监管法案,这是全球首个带有超国家主权性质的金融监管法案.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欧盟成员国在金融监管方面各自为政的弊端,使其在金融危机面前缺乏统一应对的有效手段,因此加强监管与协调成为欧盟自危机之后监管改革的主题.根据新法案,欧盟将新设立四个机构,从微观和宏观两方面入手加强整个欧盟层面上的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其中在微观层面上,欧盟将设立欧洲银行管理局、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欧洲保险和职业年金管理局将分别负责对银行业、证券市场和保险业实施监管;在宏观层面上,欧盟将设立一个主要由成员国银行行长组成的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负责监测整个欧盟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宏观风险,及时发出预警并在必要情况下建议应采取的措施.上述四家金融监管机构于2011年1月开始行使职能.泛欧新监管法案强调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并重,其实施意味着整个欧盟层面金融监管和风险防范体系的建立,有助于解决欧盟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过程中缺乏跨国性的实体来统筹各国金融机构监管的问题,从而有利于促进整个欧盟层面的金融监管协调和系统性风险防范.

(马素红)

美联储推出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

2010年11月3日,美联储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议息会议后宣布,在维持联邦基金目标利率(0~0.25%)不变的同时,扩大其系统公开市场账户(SOMA)中所持有的证券规模.在2011年第二季度前,将通过纽约联储额外购入6000亿美元长期国债,同时其所持有的机构债和机构抵押资产支持证券的到期本金,也将被再投资于长期国债,这部分金额预计为2500亿至3000亿美元.也就是说,到2011年第二季度末,美联储将再购写总额约为8500亿至9000亿美元的国债,平均每月购入约1100亿美元.购入资产将包括从1.5年至30年期的8个期限品种,平均久期为5~6年.

这是继2008年11月至2010年3月,美联储累计购入1.25万亿美元机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1750亿美元机构债和3000亿美元2~7年期美国国债后的第二轮国债购写计划.与前一轮相比,此次购入资产仅限于长期国债,购入国债的平均久期更长,并且增加了通胀保值国债(TIPS),以进一步压低美国长期利率.

美联储在其声明中指出,做出这一决定的目的是“加快经济复苏进程并保证通货膨胀逐渐达到其目标区间”.根据相关法律,美国货币政策应实现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的“双重目标”.2010年下半年,虽然美国经济呈现持续复苏迹象,但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使政策制定者头疼不已.2010年第三季度,美国GDP增速达2.5%,好于市场预期,但10月份,经过季节调整的失业率高达9.6%,比危机期间的最高点10.1%(2009年10月)仅有微弱改善,许多工人已经失业半年以上,影响了消费者信心的恢复和投资需求的增长.同时,通胀水平也大大低于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10月份,核心消费者指数同比上升0.6%,为195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这意味着美联储的两个货币政策目标都没有实现,在利率已无下降空间的情况下,美联储只能选择继续新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11月30日,伯南克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也表示,推出第二轮资产购写计划,“一是出于当前的失业状况,另一个是通胀水平过低,并已临近通货紧缩的区间.通货紧缩将导致工资下降,并破坏经济增长的动力.如果联储不采取行动,从衰退开始以来通胀水平的下降程度来看,将会引发更加严重的担忧.”同时,伯南克表示,“有可能会继续扩大资产购写规模,这取决于计划的执行效果、通胀水平,并最终取决于经济发展状况.”

美联储新一轮国债购写计划推出后,受到国内外的强烈抨击.许多美国国会议员指责该计划可能推高通胀,给经济稳定带来威胁.同时,这一计划的公布也使美国在11月召开的G20领导人首尔峰会上成为众矢之的,其他国家领导人纷纷对美国这种“短视的、最终会损害各方利益”的做法做出批评.

从目前效果看,该计划对美国经济的刺激作用可能有限,但增加了其他国家的外部风险和不确定性.11月3日宣布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之前,美国长期利率曾出现下滑,此后却大幅上涨.美元指数也并未如预期大幅下跌,而是走出了先跌后升的走势,国际大宗商品随之大幅波动.因此,有评论认为,对于美国来说,该计划可能既不会带来政府官员期望的经济快速增长,也不会导致批评人士担心的通货膨胀.但对于其他许多面临热钱流入和通胀压力的国家来说,美国这一政策显然是进一步增大了其政策制订的难度.2010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收紧货币政策以应对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通胀压力,而美国的这一政策将很可能导致全球跨境资本流动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控制通货膨胀和资产上涨将面临更大的难度.

(莫万贵)

中俄货币直接挂牌交易

2010年11月22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宣布在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兑卢布的挂牌交易.12月15日,人民币对卢布交易在莫斯科挂牌上市,俄罗斯也因此成为首个在中国境外实现人民币直接挂牌交易的国家,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一步.2010年9月,中俄两国元首签署了《中俄关于全面深化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提出“中方支持俄方提出的人民币和卢布在两国银行间外汇市场挂牌交易”.

这两种货币的直接交易,不仅可以便利两边的经济、贸易和投资活动,大大降低货币汇率经由美元所带来的交易成本以及汇率风险,而且直接发起了对美元货币霸权的挑战,将对国际货币体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虽然在此之前,2010年8月19日起在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交易,但毕竟马来西亚的影响力远非俄罗斯所能比拟.中俄是“金砖四国”中两个最大的新兴国家,俄罗斯是前超级大国苏联的继承者,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两国关系来看,中俄是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有着诸多区别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政治共识.尽管两个国家的贸易往来,与中美之间的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但这两个国家的确在经济结构上具有很大的互补性,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可挖,后劲十足.这两个国家货币的直接兑换和跨境贸易的本币结算直接影响着美元的国际地位.俄罗斯早在2006年就成为自由可兑换货币,正在雄心勃勃地实现其国际货币的目标.而中国从2009年开始一直推进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并在2010年得到了扩大和推进.

全球危机后,新兴经济体更加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是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受害者和牺牲品.随着美国二次量化宽松政策,持续实行弱美元战略,对于新兴国家来说,去美元化已成为不得不做的战略选择.尽管在多次G20峰会或其他多边场合中,新兴经济体主张监督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并被写入有关正式文件中,但无从操作,仅仅一句空话而已.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新兴国家寻求双边交易的本币结算,实现去美元化.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不仅是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选择,而且还是金融和大宗商品的主要计价货币,也是主要的结算货币.新兴经济体如果从选择本币结算货币开始,将会慢慢地使金融资产、储备资产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如果更多的新兴经济体效仿,在相互交易中使用本币进行结算,那么无疑是对美元霸权的有力竞争,可以预见,全球将开始新一轮储备货币多元化的阶段,与国际经济格局变化一样,国际储备货币格局也将增加一些新兴货币.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在国际交易中,过多的币种也会产生其他问题,也不是国际货币体系的理想选择,但却是现实选择,是对当前这种无约束的美元本位的和新兴经济体寻求自保的理性选择.尽管这些新兴货币在短期内无法构成对美元的强有力挑战和竞争,但可部分地蚕食美元的地盘,迫使美国改变弱美元政策.从长期来看,储备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最终仍将在全球综合力量竞争和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中重新调整.

(欧明刚)

蜜月期结束

“货币战争”态势初现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各国均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的取向基本一致,国际经济金融合作处于“蜜月期”.此时,全球外汇市场剧烈波动更多是由风险偏好等短期因素推动并主要在发达国家货币之间展开,而新兴经济体货币的波动则较小甚至面临贬值压力(而这正是致力于促进出口恢复的新兴经济体所乐见的),汇率问题暂时退出各国关注的焦点领域.

进入2010年后,全球经济已渡过了严峻的危机时期而进入后危机时代,各国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尽快使经济步入复苏通道.但全球各国复苏的进程却大为不同,货币政策步入常态的步伐也快慢不一,汇率问题的实体经济环境与货币政策环境也大为不同.具体而言,由于复苏进程的不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实施了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元等主要货币必然面临贬值压力,而这也正是发达国家所愿意看到的;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相对较小,经济复苏较快,企业盈利前景较为正面,国内宽松货币政策副作用逐渐显现,在输入型通胀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相关国家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上升前景也较为稳定,因此全球资本加速流入新兴经济体,从而使相关经济体货币汇率面临较大的升值压力.

在上述格局下,美国等资本输出发达经济体必然希望延续这一趋势,为自身经济复苏创造有利的汇率环境;以日本为代表的贸易顺差大国则在对新兴经济体施加压力的同时,通过干预外汇市场避免本币对美元升值幅度过大而影响复苏进程;而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的新兴经济体为了避免影响出口竞争力、防范投机资本冲击相继对跨境资本流动以及外汇市场实行行政干预.比如,2010年6月,印度尼西亚央行宣布,将采取把资金转向长期债券及抑制短期投资的举措,其中包括要求投资者至少持有央行债券一个月;日本政府9月15日在外汇市场通过抛售日元写进美元直接干预日元汇率,自2004年3月以来六年内首次直接干预外汇市场;印度调整了海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于政府及企业债限额;韩国开始限制银行持有外汇远期合约的额度,并降低企业外汇对冲比率;巴西于10月4日将外资购写国债的金融交易税从2%调升至4%,后再次调升至6%.10月12日,泰国政府宣布,对外资投资债券所获资本利得和利息收益征收15%的预扣税,13日起生效.至此,以限制跨境资本流动、干预外汇市场、减缓本币升值/维持本币贬值趋势为主要特征的全球“货币战争”态势初步显现,正如巴西财长所言:“我们正经历一场货币战争,人为地压低货币币值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策略.”

这种局面引发人们的担忧,在世行和IMF年会及G20峰会上被高度重视.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10月7日表示,多国干预外汇市场反映出全球货币体系的紧张性,全球各国领袖必须采取行动缓和当前外汇市场的紧张态势,避免重蹈1930年大萧条的覆辙.然而,协调并非易事.因为这场“战争”的发起者是美国.展望2011年,面对失业率可能长期处于高位的局面,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规模甚至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元将再次呈现贬值趋势,为此新兴经济体将延续相关政策甚至力度会有所增强,而日本、欧元区等发达经济体则可能会被拖下水――为了在汇率上自保而或明或暗地重回或扩大量化宽松政策,从而为此轮全球“货币战争”赋予新的内涵.因此,2011年全球“货币战争”将会更加激烈、复杂,而如何应对此种的复杂局面、避免陷入竞争性贬值的恶性循环也将极大地考验各国决策者的政治智慧,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蔡鸿志)

分岐巨大

全球统征“银行税”未决

在多伦多G20峰会召开之前的2010年6月22日,欧盟的英法德三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他们将推出银行税以抵消未来金融危机的相关代价,并督促二十国集团其他成员国在多伦多峰会上采取相同措施.在本次峰会上,IMF提交了关于银行税的研究报告.然而,由于存在较大分歧,此项倡议未能取得共识,全球统征银行税悬而未决.

从IMF提交的报告来看,所谓“银行税”,全称是“金融部门税”,主要包括两类,即“金融稳定缴费(Financial Stability Contribution,FSC)”和“金融交易税(Financial Activities Tax,FAT)”.前者向所有的金融机构根据资产负债表征收,后者则向金融机构的利润或收入部分征收.征收的资金可以进入一个基金,也可以进入一般预算账户.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向银行等金融部门收取特别税收,在发生危机时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从而在不动用其他纳税人所上交税收的情况下实融机构的自我救助.本来,这些国家如果认为有必要征收银行税,那么可以在一国范围内自主征收.但这些国家担心他们的征税会增加银行的成本,从而影响银行的竞争力,于是说服其他国家采取共同行动,从而减少其对本国金融业竞争力的影响.

早在2009年9月初的七国集团会议上英国首相布朗就提出过这样的主张.此后,匹兹堡峰会要求IMF研究金融部门如何为弥补政府财政干预的成本做出“公平而实质性的贡献”.本次金融危机中,政府为救助金融机构而花费了大量的财政资金,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然而,征收银行税的动议,充满争议.这种争议首先表现在G20不同成员之间存在巨大分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典、美国等欧美危机国都准备征收银行税.深受危机影响的欧美国家动用了大量财政资金来拯救银行.根据IMF报告,在G20中的发达国家,财政救助成本占GDP的2.5%,在最严重的国家这些未弥补的财政成本占GDP的比重达4%~6%,如果考虑到担保等或有债务,救助成本占GDP的比重就高达25%.新兴经济体,除了韩国考虑在10年后可以实施外,都强烈反对在全球金融业实行统一征税或实行统一征税的标准.这些国家不想采取由于发达国家生病,而被迫一起吃药的滑稽做法.中国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明确反对,中国反对在银行征税问题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巴西表示宁愿要求银行维持较高的储蓄来遏制风险.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中,加拿大明确反对征收银行税,主要理由是加拿大银行业在危机中并未接受政府大量援助,征收银行税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日本也多次以“日本在泡沫经济时代就已经建立了完备的存款保险机制,可以提供很好的保护”为由,表示日本不太想开征银行税.

金融业内有着更加强烈的反对声音.2010年9月,IMF发布了全文长达近200页的研究报告全文.报告发表后,国际金融学会执行理事德拉拉在给G20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信中写道:“银行倒闭的风险应当由股东和债券持有人承担.银行税将颠覆现有的税务体制,税收不应被用于为无法预期的灾难设立基金.”业内的反对当然有成本增加的因素.奥巴马2010年1月提出的“金融危机责任费”这一新税计划因华尔街的不满而搁置.

根据最新报道,英国、德国在2011年将开征银行税.但反对者担心,征税将使欧洲银行业竞争力进一步下降,金融重心进一步向亚洲转移.

银行税的提出不是从如何防范危机不发生,而从危机发生后如何救助的角度来考虑的.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使危机不再发生,但几乎是不可能的.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消除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现象几乎是一个神话.既然危机不可避免,救助不可避免,还不如拿银行自己的钱来救助,从这个意义上,银行税也许是一个现实的选择.

从理论来说,开征银行税仍然存在许多争议;从实践上来看,面临着诸多利益的博弈,全球统一的银行税共识可能还需要时日.今后的前景,取决于先行国家的实践和未来金融业的演进.

(欧明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