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话语权中国方略

点赞:30364 浏览:142452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06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改革开放30多年来,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和国际利益面扩大,中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意识逐步高涨,诉求也日益强烈.同时,中国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对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关注不断升温,研究成果也相继涌现.但中国在国际金融话语权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却面临多种困局.首先,综合实力的增强并没有使中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得到相应的提升.其次,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中国还难以撼动西方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强势地位.最后,由于对国际金融话语权存在各种误读,中国需要对国际金融话语权做更深入、精确的理论解读和政策论证.

为突破相关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的困难,切实提升中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本文以话语权为理论视角,综合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和国际金融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了国际金融话语权的一般理论以及现有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格局,提出了提升中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方略.

一、权力、话语与话语权理论

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认为,权力意味着一个行为体支配另一个行为体的意志和行动的能力,权力意味着强制力,亦包括说服力和影响力.从国际关系角度看,一国可以通过威慑、威逼甚至暴力等强制方式改变另一国的行为,也可以通过劝服、吸引、诱导等非强制方式对另一国施加影响.前者属于硬权力(hardpower),如一国政府运用军事打击、经济制裁或两种手段相结合等强制手段将其意志强加于人,迫使其他国家政府接受其影响的有形权力;后者属于软权力(softpower),如一国政府利用意识形态、道德判断、价值观以及文化的吸引力和说服力等非强制手段,通过改变其他国家政府的观念而使之心甘情愿做某事的无形权力.

事实上,放眼当今无政府状态(anarchy)却有层级结构(hierarchy)的世界,强权国家对弱势国家运用权力施加有效影响的手段具有多样性:一是“以力服人”,即强权国家利用其军事打击力、物资实力和经济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影响力直接干预并影响弱势国家;二是“以利服人”,即强权国家利用其技术创新、金融市场和货币影响力创造出弱势国家难以挣脱的利益诱惑,引导弱势国家就范;三是“以德服人”,即强权国家利用其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的吸引力改变弱势国家统治精英的信念和认知能力,进而达到和平演变的目的;四是“以理服人”,即强权国家利用其话语权优势,按自身利益偏好建构国际“现实”并设计特定的国际制度,进而获得相应的国际行动主动权.话语权(discursive power)作为一种十分重要而又经常被忽视的独特权力,有着深刻的理论渊源.

在语言学中,“话语(discourse)”主要是指能够完整表达某种思想或意思的文字或语言.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从社会学角度重新诠释了话语概念,他认为话语是一种以其特有方式构成的知识体系(knowledgesystems)和社会实践(socialpractice),它不再被看做是单纯的文献(书本、文本、叙述、汇编、手稿等),而应被看做是档案或纪念物.不同的话语以不同方式构成主要的社会存在,将人定位于不同的社会主体(如医生、病人),并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相互结合产生新的、具有复杂含义的话语.话语既有语言意义,也有非语言意义,它是“言语”、“语言”、“看”、“说”、“陈述”、“撰写或书写”和“商讨”有机结合的复杂体系,是声音活动(演说和对话)和符号活动(书写和商谈)的结合.福柯强调话语对观念的建构作用,认为一种观念可以在一个确定、完整的话语体系上重建;话语的完整性包括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行为,可以是有声的,也可以是无声的.因此,话语不仅被视为现实的镜子和表述的工具,更被看做是一种具备“行事(performance)”能力的社会实践.按照英国社会语言学家诺曼·费尔克劳(NormanFairclough)的观点,话语是指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活动,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他把话语视为由语境(context)、互动(interaction)和文本(text)三个维度构成的统一体,文本处于最底层,是互动的结果;而互动过程则以语境为社会条件.在费尔克劳提出的文本-话语实践(生产、传播、接受)-社会实践“三维模式”解释中,话语被看做是一种行为模式,以突出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构建功能.话语实践中的“生产”、“传播”和“接收”三个过程取代原来互动中的“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更能充分展现话语实施者和话语接收者之间的交际过程.20世纪70年代,随着由知识考古学研究方法转向系谱学研究方法,福柯的研究重心也从相互孤立的话语实践转向权力运作,开始着重阐述话语与权力(power)间的关系.福柯认为,话语是与权力紧密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影响、控制话语形成与变动的最根本因素是权力,即“真理”就是知识凭借权力进入话语后形成的,正是权力决定了什么话语可以畅行无阻,什么话语寸步难行;另一方面,真正的权力又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权力总是通过话语去运作,现代社会中的社会和政府机构正是靠掌握话语(知识)来掌控权力的.1970年12月,在就任法兰西学院院士时的演讲《话语的秩序》(theOrderofDiscourse)中,福柯正式提出了“话语就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以权力”的著名论断.他认为话语权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发展的过程就是呈现,需要不断彰显,拥有话语权就拥有了彰显权力的平台,因此社会上所有的人都需要借助话语权,在社会生活中寻求最大化的呈现和表达机会;同时话语权在很大程度上能保障话语者赢得社会地位,并由此获得利益.

在福柯话语权力理论的影响下,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进一步揭示了语言与权力的关系.他认为,不仅语言的产生与权力紧密相联,语言的推广和传播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以国家行政权力为基础的教育制度如词典编撰、考试等都使语言合法化并将其向全国推广.重要的是,人类的每一次语言交流都体现了权力关系,每一次语言表达都可被视为一次权力运作.反过来,社会生活中的任何权力运作也都离不开话语的技巧.布迪厄认为,人类在交流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语言市场”,它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各种话语具有,而且每一个语言市场都有一定的规则,它决定着各种话语的.由于每一个说话者都拥有一定数量的语言资本,一个说话者的语言资本越多,便能从这种语言资本的差异中获得更多的“差别利润”,即能够比别人获得更多的权力.因此,语言市场中话语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语言交换既是一种经济交换关系,也是一种权力关系.在语言市场中,存在合法语言吞并非合法语言、主流语言支配边缘语言的情况,语言市场中语言也随着权力关系的改变而变化.权力和知识是在话语中发生联系的,因此主流话语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往往是权力的一种“知识型构”.

现代话语权的相关理论不断丰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费尔克劳的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关系理论、苏联文艺理论批评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巴赫金(Ъахтинг,МихаилМихаЙлович)的权威话语理论以及荷兰语言学家冯·戴伊克(vanDijk)的权力结构与话语通道理论等.

在这些学者的话语权思想中,争夺话语主导权、维护或颠覆符号的含义乃是社会斗争的重要侧面;谁控制了话语,谁就拥有了对社会“现实”的建构权,也就相应控制了社会“现实”.正如戴伊克所指出的,话语权体现的是对话语本身的控制,统治阶级或强势权力阶层通过掌握各种各样的话语形式和手段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被统治阶级或无权力阶级的言语行为、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并不断宣扬灌输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从而诱导或强迫被统治阶级或弱势权力阶层为自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怎么写作.

这些经典及现代的权力、话语与话语权理论,为本文构造专门的国际金融话语权理论分析框架奠定了重要的认识论启发和方法论支撑.本文着眼于国际金融话语权,围绕当代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演进的一般特征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和金融开放的基本国情,采用话语批判、金融管理、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博弈分析等综合及交叉方法来探讨与国际金融话语权相关的一般理论和重要实践,其中澄清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内涵与本质、分析国际金融格局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寻求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方略,是本文所做研究的主要内容.

二、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内涵与特征

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内涵主要涉及谁对谁说、说什么和如何说等三个层面.谁对谁说,这事关国际金融的“现实”建构权归属问题.国际金融的“现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建构”的,谁具有国际金融“现实”建构权,谁就是话语实施者(或传播者);谁没有国际金融“现实”建构权,谁就是话语对象.为把握现实,人们首先需要对不同的“现实”进行理解和叙述,话语使用是对现实具有建构功能的社会实践,能够推动社会变革.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谁在叙述国际金融“现实”,即用谁的话语(文本),叙述者的身份是什么,叙述者处于何种环境、站在何种角度并以何种方式进行叙述.人们不仅要解读叙述者讲述了哪些“现实”,而且还要关注叙述者没有讲述哪些“现实”.换言之,人们需要意识到自己所理解和认识的国际金融“现实”在多大程度上是接近真实的,更要清楚哪些“现实”是被忽视甚至被刻意抹去的.因此,本源意义上的国际金融话语权在于:谁是真正的国际金融“现实”的叙述者,谁就可以基于自己的政治意图和经济利益考量来利用甚至操纵“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话语来建构国际金融“现实”,并构架相应的国际制度;谁不是叙述者,谁就只能充当被动的听众或受众,并被框定于特定的国际制度.

说什么,这涉及游戏规则制定权、国际身份定义权、话题选择权和事务主导权等国际金融话语的主要内容.国际金融话语的主要内容反映一个主权国家所关注的与自身金融利益相关,或与之承担的国际责任、义务相关的观点和立场,这些内容是由一个主权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共同决定的,同时又来源于一国是否在基础性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保持先进,即是否掌握具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平台、是否占据优势的意识形态高地以及是否产生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一国若掌控这些资源,就能够源源不断地批量“生产”出高质量、原创性并富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经济术语和国际金融话语,通过吸引、说服和渗透缺乏话语权资源的其他国家,进而使这些国家在国际金融话语权争夺中陷入“人云亦云”甚至“不知所云”的尴尬局面.谁若主导了国际金融话语内容,意味着谁就可以向外兜售自己偏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金融体制,谁就可以制定对自己有利国际金融游戏规则,谁就可以刻意定位别国的国际金融身份,谁就可以蓄意设定重要的国际金融会议、谈判和协定的议项和程序,谁就可以获得对重大国际金融事务的定义权和突发国际金融事件的解释权,谁也就自然可以从制度上、道义上和逻辑上获得在国际金融博弈中对他国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反之,则只能落入被感召、被劝服、被同化进而被控制的境地.

如何说,这关系到话语平台和话语效果问题.国际金融话语平台体现了话语实施者凭借何种载体、渠道或方式表达并影响话语对象.如何说,主要不是以恐吓、暴力和军事等硬手段,而是利用反映主观意识的话语表达和规则运用,限定于特写作度安排下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规定谁可以说,什么时候说以及在什么地方说等软手段.在现存的国际金融制度下,一国可以借助多层次的话语平台来凸显其国际金融话语权.双边话语平台主要包括两国间的直接接触,如经贸往来、监管合作、金融论坛、战略对话、资本交易、援助交流等途径.多边话语平台主要是透过正式的国际金融机构或者一定的国际金融机制进行,如全球范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世界贸易组织(WTO)等组织,或者区域层面的欧元区、美元化、东亚“10+3”框架等机制.此外,还有一些如民间形式的跨国公众媒介(财经传播媒体、互联网和出版物)、高层次的学术会议以及信用评级机构等话语平台.国际金融话语效果则涉及话语所表达的立场、观点和主张等获得怎样的反馈以及这种话语能否被固化问题.按由低到高的话语效果,可划分为话语表达力度、话语关注程度、话语互动方式(话语实施者对话语对象的具体作用和影响力)和话语固化弹性(话语实施者的话语能否在国际金融秩序演化中被固化下来,即能否作为被所有主权国家广为认同的观念及合法化规则确定下来)等层次.国际金融话语效果的大小受制于话语实施者经济规模、金融实力、货币权力和跨国经营等因素,更受到文化、习俗、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的深刻影响.谁能更有力地拥有如上这些宽广的国际金融话语平台,谁的话语就可以取得更强大的国际金融话语效果(更合法、更合理、更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经济观点和金融诉求),谁就可以更有效地宣扬自己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认知,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操控他人的价值判断和言语行为,最终谁就可以攫取更大的市场定价权,分享更多的国际金融利益.

国际金融的话语权体现出软权力的特性,但却又和软权力不尽相同.本文认为,

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本质是基于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权力格局和国际金融体系框架,一国政府通过在国际公共空间或非公开场合自由传播意识形态、独立表达政治立场和定义国际经济事务,参与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制定和修改,主导国际金融资产的市场定价,在动态博弈中对其他国家施加有效的政治、经济及金融影响,以获取最大化国际金融利益的一种综合能力.进一步说,国际金融话语权具有六个特征:

第一,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指涉对象是以民族国家(nation)为核心的国际行为主体,是国家中心主义的分析范式.因此,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实施者主要是主权国家的机构,而不是非组织或群体;其使用的符号是多样化的,可以是语言的,也可以是非语言的.而国际金融话语的对象也主要是指与该主权国家存在国际金融利益争夺、并在国际金融博弈中处于绝对或相对弱势的其他主权国家政府,当然有时也可能是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非组织、外国民间组织或民意力量等.

第二,国际金融话语权更贴近建构主义(conventional constructivi),而非理性主义的观点.国际金融话语权在本体论上强调特定的金融意识形态和金融知识体系对国际金融实践的建构作用,同时认为个体(组织)的金融身份与金融利益是后验的,是内生于行为主体社会实践互动的结果;在认识论上侧重于探究表意性的解释,强调客观世界或者规律无非是观念和理论界定的结果,并不存在客观和科学判断的基础.此外,国际金融话语权在方法论上是集体主义范式的,重在考察影响国际金融行为主体活动的社会性与制度性因素,即观念、语言、规范、文化以及信念决定身份、利益、动机与行为等的原因及效应.

第三,国际金融实践的金融属性决定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发生和演化.一方面,国际金融的高风险和动态复杂性制约着行为主体的认识和实践,这利于当代“自由主义范式+统计实证技术+数学推导模型”为模式的主流金融话语(包括流行的金融理论、金融商业惯例、金融监管制度和国际金融制度等)的权威化及这种学术技术话语的全面滥用.另一方面,国际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金融资产价值的高虚拟性,使得经济发展水平及金融实力不同的行为主体产生不同的感受和认知,由此被赋予不同的国际金融理解和观念,进而制约其对国际金融话语的认同和运用.此外,当代国际金融实践具有美国等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华尔街国际垄断资本集团控制的垄断性,这种金融权力市场结构进一步强化了国际金融话语的集中性和霸权性,并且主导着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设计和游戏规则安排,体现出强者意志和弱者被支配的特征.

第四,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作为国际政治经济权力关系的一种反映,国际金融话语权的背后必然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国际金融话语内容反映的是一个主权国家所关注的与自身国际金融利益所涉,或与其承担的国际金融责任和义务相关的立场、观点和主张.这里的国际金融利益包括国家金融安全、金融财富增值和货币主权独立等几个方面,它不仅取决于客观现实,更来自于语言要素(名词、形容词、比喻和类比等)和指涉对象(国家、人民、金融市场等)的话语构建.国际金融利益不是抽象的,一国的国际金融利益事实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实践过程:当特定的“国际货币金融收益”被一国国内重要的政治联盟所追求并得到社会认同或立法支持时,这种“国际货币金融收益”才成为“客观”的,而不是天生的或固有的.

第五,国际金融实践作为一种以争夺物质资源和资本财富为终极目标的跨国(地区)金融活动,也被视为一种争夺话语和支配权的游戏.国际金融话语权可以被分解为一国对国际金融事务和国际金融事件的定义权,对各种国际金融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订权,对重大国际金融会议议题的设置权和程序的审定权以及对国际金融活动中是非曲直的评议权、裁判权.掌握国际金融话语权的一方尽可以利用话语权优势,按自己的利益和标准,运用自己的“话语”定义国际金融事务和国际金融事件,制定国际金融标准和游戏规则,安排重大国际金融会议的议题和程序,并对金融经济的是非曲直做出解释、评议和裁决,从而获得在国际金融中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

第六,国际金融话语权和国际货币权力(international moary power)作为国际政治经济权力的不同类型,两者之间存在互为条件、相辅相成的关系.其中,国际货币权力是指一国在货币事务上独立决策并对他国实施有效影响的能力,包括自治力(au-tonomy)和影响力(influence)两个层面:自治力是一国独立行动的能力,该能力不是去影响别国而是能够不受别国的影响;影响力是改变事件或结果的能力,即能够强迫或诱使别国改变其行动.一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大小不仅制约着其国际货币权力中包括延迟力(power to delay)和转嫁力(power to deflect)在内的自治力,还限定到被动(passive)及主动(active)的影响力;同时,一国国际货币权力的增减又直接决定着一国国际金融的议价权和谈判力,并关系到其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大小.

三、现有国际金融话语权格局下的中国方略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源于16世纪的欧洲,从此经历了16-19世纪初以白银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1816-1931年以英国为主导的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以及1945年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美元信用国际货币体系三个阶段.1944年美国“怀特方案”替代英国“凯恩斯方案”,选择以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双挂钩”国际货币制度,使得美元彻底取代英镑成为世界主导货币,世界经济体系霸权落入美国手中.1976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牙写加协议》确定实行浮动汇率和黄金非货币化,国际货币体系进而“沦为”以美元为本位、美国滥用货币“嚣张特权”的美元霸权化信用货币体制.

在以美元本位制为基本特征的“美元霸权”体系下,到处充斥着美国的金融霸权话语.例如:美国不仅在经济学领域的高地上“生产”着领先于世界的货币金融思想,在国际学术平台上把控着金融理论和实务的权威解释及论证权,而且利用其在当前国际货币制度中的天然优势、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占优权以及其他微观金融权力在国际金融领域中主导着世界投资、金融与贸易实践;另外还通过“三位一体”的美元媒介、美联储政策与华尔街金融机构,将世界各国按照近似“中心(core)-半边缘(semi-periphery)-边缘(periphery)”的圆环形布局、主宰国(domi-nantnation)-强权国(greatpowernation)-从属国(affiliatenation)的金字塔形层级结构,发布和传递美国话语并维持着体现美国意志的国际金融话语体系.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下,美国的超强国际金融话语权反映出美国强大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同时能够维护、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与金融影响力.

当今世界的国际金融话语权配置极不均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占据着主流和强势地位,拥有绝对的霸权话语,而包括广大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非西方世界则处于从属和弱势地位,只有非霸权话语;介于其间的部分发达国家只有相对的国际金融话语权.作为绝对的国际金融话语霸权国,美国与国际金融非霸权话语国之间必然存在着形态各异的独白与对话、压抑与反抗、制约与挣脱.这种国际金融话语权分布的不平衡及国家之间博弈的复杂性,决定了世界各国在国际金融话语权获取、占有和使用上的大小各异、模式多样.观察当代世界的国际金融话语权模式,笔者认为大致有发达国家中美国的话语权垄断模式及欧盟、英国及日本等国的话语权追随模式,新兴市场国家中以俄罗斯、巴西、印度、南非和中国“金砖五国”为代表的话语权寻求模式,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沉默模式以及最势弱国家的话语权丧失模式等.

现有国际金融话语权格局中的霸权-非霸权话语结构有着双重功能:从积极的方面看,霸权-非霸权话语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国际金融的秩序与稳定.事实上,秩序与稳定作为一种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多数时候只能由强大的国家来提供.但霸权-非霸权话语结构也有消极的几个方面:一是制造发展幻觉.西方对东方、金融发达国家对金融落后国家不断灌输“金融自由化带来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化引致收入提高”等发展理念,目的在于引导非霸权话语国家主动迈入金融全球化的“陷阱”,以利于霸权话语国家的全球性逐利.二是用检测象替代真实.霸权话语国家放大话语所具有的虚拟事实功能,利用带有意识形态的金融学术话语把非霸权国家建构成充满金融欺诈、金融恐慌和金融泡沫的金融落后国和“元罪国”,并恶意地将内生于金融发达国家的国际金融危机归咎于金融脆弱化的落后国家.三是安排等级.霸权话语国家利用“东方主义”的殖义话语和当代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话语不断宣扬西方优于东方、西方制度优于东方制度、西方金融体系优于东方金融体系等观点,并经过学术论证和传播强化(例如,美国从1989年开始兜售的一整套针对拉美国家和东欧转轨国家的华盛顿共识),力图证明自身金融开放和金融发达的优越性和合法性,逼迫落后国家只能陷入失语或无语的道德被动局面,凸显自我金融征服和改造非霸权话语国家金融体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四是树立国际权威.霸权话语国通过双边或多边渠道,利用外在诱导、内在重建以及规范劝服等方式,①影响和改变非霸权话语国的认知和判断,进而获取其国际领袖地位和其他国家的认同,将霸权话语优势逐步演变为治理权威.当前国际金融话语权配置的不合理、国际金融利益分割的不公平以及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严重路径依赖,都与这种霸权-非霸权话语结构及功能密切关联.

融入全球化正改变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新身份、地位、观念、利益、预期与行动.随着中国逐步成为国际金融领域的重要“玩家”之一,在综合考虑内外部环境的前提下,我们亟须思考“不脱离自己现实”的国际金融话语权提升的空间和路径问题.本文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国际金融话语权结构和功能的未来演化方向做出准确的判断和预测,因为这决定着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及基本思路,同时,也要研究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具体策略和步骤.

若未来国际金融话语格局仍然保持美国的独霸地位,则结合基本国情,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只能是增加对话权,而非反霸权,更不是争夺话语霸权.若未来国际金融话语格局的变化是由两个甚至更多国家共同拥有话语霸权,则中国未来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应考虑争夺话语霸权.在单极、两极还是多极霸权问题的理论分析方面,许多知名国际学者倾向于单极霸权.如金德尔伯格强调在危机时刻迫切需要国际公共产品时,一个且只能有一个具有道德感召力的领导者(作为稳定器)至关重要.吉尔平提出霸权的产生是全球竞争下的自然产物,而且这场全球竞争的冠军只有一位;领先的霸权者势必运用其所拥有的资源和权力优势地位,组建符合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及规范,提供包括国际体制、稳定的国际货币及国际安全等在内的国际公共产品.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Mearsheimer)认为主权国家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的终极目标是扩大该国在国际体系中所拥有的权力比例,最终理想是成为体系内的唯一霸权.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持不同观点,如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通过对1890-1914年英国时代的金本位制、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三大货币集团以及1944年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做的研究,认为霸权稳定论更适用于解释较短时期内货币关系的变化;如果从较长时期内货币关系的变迁看,由多于一个的国家提供并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更适合基欧汉概括的“霸权之后”,即在共同或互补利益及其机制的保证下,多个国家之间积极的国际货币合作能够实现,这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保持稳态.


国际金融话语权的争夺体现了能力和意愿的组合.从意愿的角度考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经验和霸权传统都将驱动美国保有维持其国际金融话语权霸主地位的强烈愿望.从能力的角度考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的金融实力尽管有所衰减,但由于其他国家“绑定”美国后,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相对金融影响力更大,加之美国金融体系所具有的自我纠偏和自我完善的功能,美国垄断国际金融话语权的能力在短期内还是难以撼动的.从成本收益角度考虑,美国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在全球形成的国际金融话语霸权已为美国捞足了的资本和利益,也强化着美国继续保持这种国际金融话语霸权的决心.即便面临“霸权困境”以及类似于“特里芬难题”等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成本,但只要美国在能力和意愿组合上始终保持强势,其维持霸权的收益仍然大于成本.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国际金融话语权的独霸地位是不会在非霸权话语国的反霸权话语、争霸权话语中消亡的,更不会出现周期性更迭或非周期性替代.至少,美国仍然会利用其在现有国际金融体系内的国际机制(已深深地嵌入了美国特定理念和利益偏好的烙印),推动其特定语言及私有知识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国际化共有语言和公共知识,维系或强化其国际金融话语霸权秩序.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国际金融话语权格局仍然是美国垄断话语权的单极形式,这是本文对未来国际金融话语权格局演进的一个基本判断.

再考虑到中美大国博弈过程中美国将崛起的中国视为挑战者所必然采取的遏制或打压行动,为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中国应理性选择沟通、交流与对话,而不是简单地充当霸权话语抗争者、话语霸权争夺者甚至霸权话语革命者.在此前提下,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具体策略有:

第一,增强国际金融话语权提升意识,主动融入国际体系,在积极推进现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打破国际金融话语权不合理格局的进程中,谋划与国家综合实力相匹配、与国家竞争力相对称的国际金融话语权.针对目前牙写加货币体系的改革乃是国际金融游戏规则的重大调整,一国在参与此项重大国际游戏规则修订或革新中体现出的话语权越大,该规则未来的安排对该国就越有利.中国需要以此次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为重要契机,主动出击,以更灵活的方式,更大范围、更深程度地参与其中,并联合广大的非话语霸权国开展与话语霸权国的多元博弈,一直以来我们对他人话语做出反应,而非主动设置话语影响别人的这种国际金融话语权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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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终结对源自于西方金融理论的简单学习和盲目照搬,建立并发展本土化的金融理论,改变既有的欧美式学术话语体系.长期以来,我们自发或自觉地运用所学的西方经济学原理与方法来思考、解释、分析并指导我们的理论和实务,这本质上是一种“用他人话语对自我精神和实践”的构建行为.在充分利用国际学术资源并发挥国内学术传统的基础上,中国亟须在现代金融学的思想、知识、方法等学术范式层面做出自己的原创性贡献,建构以先进的价值理念为载体、具有中国特色加全球视野的金融知识生产体系,掌控与金融相关的期刊、会议、课程和专业设置等学术话语优势,改变用别人的学术话语主导自己的金融实践这种话语“非主体性”的被动局面.这样做既有利于中国在世界学术平台与思想高地上追求自己的话语权,也有利于中国表达自己对于未来国际金融发展的价值取向与政策主张.

第三,提高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权比例,增加中国对国际金融事务的发言权.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在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权比例正在增加,林毅夫于2008年2月担任了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朱民于2011年7月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副总裁.但是,相对于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速度,中国的权比例仍然被低估,离美国所拥有15%以上比例的绝对否决权(IMF和WB重要决议需超过85%赞成票)还有“质”的差别;中国人出任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级职务也不会对美国在这两大组织的绝对组织人事控制权构成重要冲击.权比例的有限增加以及朱民和林毅夫出任高级职务,对中国仅具有象征意义和示范效应,而没有实质作用,更不存在根本性突破.中国要联合其他非霸权话语国,进一步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决策机制、治理结构、贷款职能和资源分配等方面的改革,增进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实际影响力.

第四,主动设置重要国际金融议题,扭转中国频频“被定位”、“被丑化”、“被固化”的局面.在历次中国参与的重大国际金融会议或区域性金融谈判上,话语霸权国总是操纵议题和程序,不断推出于中国不利的新议题和新词汇,并借机炒作“中国概念”,企图“引导”和“规范”中国的金融发展,而话语权有限的中国则疲于解释和驳斥,常常陷入负面舆论包围甚至非议之中.当前的中国迫切需要深入发掘和充分利用各种国际话语权资源,扩大并强化自己的对外传播能力和话语表达力度,通过确立理性和成熟的金融话语体系来扭转自己被定位的“中国威胁论”、“汇率操纵国”、“全球贸易失衡制造者”、“金融危机肇事者”、“不负责任的国际储备大国”、“全球资源掠夺国”、“质量差产品的世界工厂”等负面形象,同时夺取良好国家金融形象的塑造权,以改变中国在国际金融实践中“理不屈而词穷”的状况.

第五,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形成人民币的国际货币权力,从根本上提高中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质量.人民币的国际货币权力是指中国在货币事务上独立决策并对其他国家(地区)实施有效影响的能力,即不受别国影响的独立行动能力及改变事件或结果的能力.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实施具有非强制性,它以“言说者”的影响力和“倾听者”的主动接受为主要标志.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及其直接决定下的人民币国际货币权力的形成,有利于中国保持货币供应、利率调整及人民币汇率决定等方面的政策独立性,也利于人民币在国际货币竞争中胜出(如人民币对其他国家货币的替代),进而增进中国国际金融话语的说服力及制约力.

第六,争夺全球战略资源、国际大宗商品和金融资产的定价权,从更高层次上提升中国国际金融话语的影响力.在了解全球战略性资源、国际大宗商品和金融资产的国际定价机制以及国内外市场的联动效应的基础上,中国应该争取更大范围地以人民币作为国际经贸往来的计价和结算工具.同时,中国要积极扶持有国际竞争潜力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相似度检测,尤其是要大力培育有国际信用评级权的本国信用评级机构,引导它们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竞争,逐步拥有较强的金融资产谈判力和议价力.中国要充分利用巨额国际储备资产,优化中国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wealthfunds)的投资策略,有针对性地参与到全球战略资源配置和国际金融资产定价中来.此外,中国还要创建有世界性影响的国际金融中心,利用其金融集聚、金融联动以及金融辐射等效应来提升中国的国际金融话语质量.

事实上,从中美两个大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博弈分析,中国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权力来源”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内部优化.如果中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水平得不到及时调整,则“中国出口和储蓄、美国进口和借款”的“中美”经贸模式就难以矫正,当前中美经济金融的不对称依赖格局也就难所,依赖性较弱的美国就始终能够继续将中国对自己的较大依赖作为博弈筹码,进而长期占据国际金融话语制高点,在遏制中国崛起的同时攫取更多国际利益.

四、结论

当前,中国在国际金融话语权的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中面临多重困局.为这些难题,加强我们对国际金融话语权的认识,切实提升中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笔者通过借鉴相关文献和进行独立思考,构建起本文国际金融话语权的独特理论分析框架.即,着眼于国际金融话语权,结合话语权、国际金融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交叉,围绕当代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演进的一般特征以及中国经济转型和金融开放的基本国情,采用话语批判、金融管理、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以及博弈分析等综合方法来探讨国际金融话语权的一般理论和重要实践.

理论上分析,国际金融话语权涉及的内涵可概括为谁对谁说、说什么和如何说等层面,国际金融话语权的本质有着国家中心主义、建构主义、国际金融属性、国际金融利益指涉性、国际话语支配性、国际货币权力相关性等六大基本特征.实践中讲,当前的国际金融话语权格局中存在霸权-非霸权的话语分布,这种结构有着特殊的双重功能,其中值得强调的是其制造发展幻觉、用检测象替代真实、安排等级、树立国际权威等消极作用.由于国际金融话语霸权在可预见未来还将继续保持单极,中国应该理性选择沟通、交流与对话的方式,从上述具体的六个方面来有效提升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国际金融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