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

摘 要：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各种理论和政策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我们需要深入到更高的层面对世界金融业的发展和监管问题作出总体性思考.范式作为系统的科学知识的观念母体或思想源头,它对金融业的发展与未来走向具有根本性影响.当代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呼唤监管范式的转换,而要实现这种转换必须超越西方金融理论的局限,树立“大金融”的视野.具体而言,我们要在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加深对监管方式的行为主义理解、加快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协同治理机制形成和审慎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协作等五个方面构筑范式转换的深层根基.

关 键 词 ：金融监管；范式转变；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3-0087-04

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环境持续动荡,发达经济体系纷纷陷入衰退境地而难以自拔.危机后人们开始对审慎监管理论进行全面反思,这种全面反思和彻底自省亟须我们运用科学的理论体系,追问制度设计的理念建构和价值选择的基本定位,甚至需要对监管的范式作出有力的回应.

一、范式：金融监管变革的深层理念

“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用语,最早于1959年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他的《必要的张力》一书中首次提出来,在其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大量使用,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范式是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内,所共享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系列成型的价值评判标准和一套话语体系.在一个特定的学科领域中,它具有普遍的认同性和合法性；它不表现为具体的理论本身,而是不同理论所组成的理论群内在共性的抽象.也就是说,任何人都要在一定的范式制约下认识世界,要在过去承继下来的知识背景和学术传统的限制下进行创造.

每一个科学发展阶段都有特殊的思维框架,体现这种思维传统的就是范式.范式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单个事实通常不能证实或推翻一种范式.只有当出现更好的范式替代它,并成为某一学科所具有的共同信念时,才会出现新旧范式替换的局面.范式通过对科学中关键性、全局性的问题的解决,重新描述关于世界整体的图式.所以,范式的变革不是个别概念或定律的转换,而是世界观的变化.整个社会就是在这种不断地自我否定中推进和发展的.

科学革命实质上就是范式的转化和更替.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列举了科学史上的三次重要的范式转换：一次是文艺复兴时期天文学中哥白尼的日心说取代托勒密体系,一次是18世纪下半叶化学领域中拉瓦锡的氧化学说取代燃素说,一次是20世纪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进一步发展了牛顿力学.

库恩的范式理论,不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发展规律有重要的指导价值,而且对说明经济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特征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范式”条目中就确认了经济学也是一种范式.范式概念的引入在研究对象、研究方向、研究手段和评价标准等方面对经济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金融监管理论与实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性质而论,金融监管范式同其他实验科学领域的范式并无任何不同.在监管活动中,必然也要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一种总的观点或框架去统摄、解释客观而零乱的风险面相,并采取相应的监管手段和方法.正是由于运用了现有范式所包含的理论信念及其衍生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才使得监管者得以精细深入地研究金融风险的各个部分.实际上,由于监管理念的形成、选择和最终被共同接受的过程都涉及大量的人文、社会等因素,因此,在金融监管的发展形态中运用范式概念甚至要比在其他学科中运用更为契合.

需要注意的是,有人往往会滥用“范式”这个概念.范式不是方法,而是构成理论的方法之方法.如果对监管活动本身的逻辑结构和内涵缺乏认识,则往往不能在恰当的逻辑层次上合理地运用这个范畴.范式不同于模式,不是对所有的理论问题的回答,而是对一种知识体系的思想逻辑的回答,尤其是对作为一门学科的逻辑基石的价值论的思考.任何学科思想体系在历史过程中的形成和发展,总是首先在价值理论的逻辑层次形成主流的判断或规范,然后再在一般理论、分析方法中构成变革和发展.一旦某种价值理论问题的公理性基础检测设得以确立,它就会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支配学科思想的常规发展.所以,凡是不能够深入到价值论逻辑层次的思想,都不应被视作范式问题.

二、世界金融业发展的新趋势呼唤监管范式的转换

引起范式转变的最切近的基础是实践的发展.在当代经济金融社会生活的巨大发展中,无论是金融现象还是作为其理论表现的金融学在内容、题材、方式和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在这种形势下,监管方式、应对政策甚至监管范式也都要相应改变.

1.对金融监管范式的视阈拓宽根植于对现代金融的深刻理解和对金融理论模式宏观背景的考察.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是,它完全放弃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不去探讨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不去研究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不同所有制的质的区别,千方百计去分析具体经济现象,甚至把经济问题归结为烦琐的数学公式.根据马克思的认识,社会财富增加的唯一途径就是产业资本的扩大和效率的提高.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只有在促进产业资本扩大和效率提高的时候,才有正面的作用.而当金融资本过度挤占了生产资本的利润率和生存空间的时候,其自身的存在基础自然会受到动摇.一旦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则会引发过度投机和金融泡沫,从而对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和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2.现有金融监管范式不能解决现代社会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根本矛盾.此次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学者纷纷对危机产生的原因提出解释,如金融创新过度、资本家的贪婪本性、金融监管不力等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爆发的历次金融或经济危机,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经济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的形式,此次金融危机无疑再一次暴露了当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诸多弊端.如果人们只是把矛头对准金融体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不是针对金融体系本身,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只有自觉地反思、检讨当代整个文化、价值系统存在的病症,才有可能准确地理解危机的本质并找出相应的、有效的对策.否则,人们关于危机谈论得越多,离开危机的真相和本质就越远.

3.对金融发展的目的和目标的重新界定呼唤新的范式引导以重构金融价值体系.在过去三十年,金融业的自我发展逐渐背离了其真实本质.在许多时候,我们是为了发展金融而发展金融,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把形式当成了内容.过度金融化使得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向金融部门转移,金融资产的增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的增长速度,脱离了实际需求.另外,以自由主义为导向的市场行为与金融监管目标也往往是矛盾的.现有的金融监管方式和技术手段只能把“内在的统一性”理解为“抽象的同一性”,无法把事物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外部表现正确地归结为事物本质自身中的内在矛盾,因而难以达到对本质的真正理解和把握.这样一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本不可能真正揭示出社会经济运动的内在矛盾和发展趋势.

4.对实在论的反思要在范式层面上对金融研究方法进行总体性把握.目前我们的监管方法主要还是科学主义的,而科学主义的实质就是实在论,其主要表现为还原论、二元论、独断论等形式.当代金融学走向了一个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演化发展路径,以至大多数金融学家都致力于把自己的研究和著述用数学语言来表述和构建,似乎一旦没有了这种高度形式化和技术化的证明形式,就不足以使人信服.但现实世界往往要比这些“完美”的模型复杂得多.金融危机是经济学主客二分和数理崇拜的代价,而所有这些弯路正是由于人们追求所谓“通天塔”的确定知识所造成的.

总之,要达到对当代金融的批判性理解,停留在西方金融理论的水平上是不行的.对我们来讲,转变金融监管范式是从理论理性走向实践理性的历史实践和逻辑演进的真实反映.只有诉诸对既有学科范式的批判性改造,建立起新的理论范式,才能实现真正的监管目标.

三、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时机已经成熟

监管范式是通过思想、观念的力量来影响和控制监管活动的.正确的金融监管范式能够推动金融发展,为社会进步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方法论支撑.同样,落后的监管范式也会给金融监管带来消极和保守的影响.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型是对现代主义赖以成立的哲学基础进行重新认识和批判,以建立一种回归现实世界的、更具开放性和生动性的新的意识形态.显然,这种转型不仅是一种停留于过去范式下的修修补补,而是它呈现出了一种根本性、整体性批判和反思的理论态度,并标志着一种人类全新的价值取向和致思模式的确立.

现有的各种监管模式（如自由主义和管制主义等）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它们讨论的却是同一个层面的问题,因为它们所支持或反对的所谓监管方法都是一系列具有共同特征的制度化要素.而我们这里讲的监管范式的转变是对各种现有监管模式的层次上的超越,以达成更高的视野和境界.

传统的监管方式可以称之为结构主义方式.这种方式预设了一种理想状态,通过监管行为来使监管效果不断接近这一目标,这就难免简单化、机械化.结构主义方式强调技术与效率,忽视社会结构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互动对实践效果的影响,忽视金融现象背后所隐含的社会特征.而新的监管方式应当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融合结构主义和行为主义的范畴体系.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存在方式的批判.他要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构建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中那种人的存在方式截然不同的新的存在方式.我们也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认识当代范式转变的伟大意义.只要社会制度不改变,人们还将不得不继续生活在这个金融资本的逻辑中,现有的生活方式就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变.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主流金融学研究发生了一定变化.为了修正长期以来经济人检测设和有效市场检测设带来的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偏差,金融学家尝试引入新的研究变量来解释金融现实.在行为经济学方法中,从个体到群体的选择,既包含着个体由于有限理性认知能力的界定,又包含着群体的社会网络复杂性,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演化中的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方式对人类行为选择的限定.行为主义认为金融行为是通过主体的理解而社会地建构的.该方法修正了机械简单的决定论,有助于人们重新思考行为的社会性,加深了人们对金融行为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认识.随着新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诞生,又出现了一些研究复杂系统或体系的方法,把系统与环境、认识主体与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内生化,着重研究系统的无序性、不确定性、多样性和非线性特征.

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监管范式的转型,而范式转型也符合新时期中国构建和谐金融的客观需要.当前,中国正面临金融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需要深刻反思监管范式的问题,推动监管思路和范式的转变.

诚然,中国的金融监管在标准化、精细化、信息化、国际化等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但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领域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一方面要学习借鉴其先进方面,同时也要注意其根本性缺陷.基于新兴经济体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成长,国际金融监管界已将关注的目光更多地转向中国,以全面丰富金融监管的理论体系,同时也使东西方监管文化更好地兼容.世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提供新的借鉴,也只有中国才有能力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提供中国文化对世界文明有意义的东西.中国的金融监管必须从此前的“引进”、“复制”、“与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范式转型”的新阶段,即“引领创新”的阶段.显然,这种范式转变是中国金融监管自主性的必要要求,它在根本上要求中国金融监管必须从西方思想的支配下解放出来,主动介入全球化时代话语权的竞争,进而推动中国金融监管走向世界并与之进行实质性对话.

然而,要真正实现范式转型,我们必须重新发现中国金融业,加强对中国本身的深度理论探究.当然,这个“重新发现”绝不是要否定既有的一切监管措施,而是主张我们要有新的时代担当、问题意识和理论洞见,进一步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发掘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资源,进而构建一个有待我们去认识和建构的关系体.为了重新发现这个具有深厚传统并置身于“世界结构”中的历史性的中国金融业,我们必须在相关论题上作出我们的努力.

四、当前中国金融监管新范式转换的路径选择

金融监管范式的转变比基本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的确定更深层更重要.新的金融监管范式必须有效推动市场运行,并尽可能利用市场机制来实施监管政策和保护措施.无论从国际经济金融背景,还是从金融自身演变趋势和中国金融改革开放与发展角度看,监管范式的转换都具有战略意义.

监管新范式的确立应坚持三个标准：一是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分析金融现象,全面认识金融活动的价值和意义.二是坚持实事求是,用辩证发展的眼光把握时代脉搏,主动应对新形势、新发展.三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提倡经世致用的态度,推动监管工作有效提升.为此,我们需要在以下五个方面转变思维方式并认真加以研究：

1.对金融本质和监管行为进行深刻反思,树立科学的监管理念.转换监管范式只有真正落实到转变监管理念上才能使监管发挥其应有作用.范式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批判、继承和创新的演进过程.我们要在坚持“制度―社会结构―历史”的分析框架和多元化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实融监管范式的转变.在采用多元的方法论的时候,一方面要广泛借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提倡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另一方面要在充分吸收借鉴发达国家监管成果的基础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应有的价值目标.金融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不变的状态.因此,金融监管必须是动态监管.新的金融监管范式不再是全球普遍适用的监管模版,而是针对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分别采取的有针对性的监管模式,即便是在一个国家内,也可能根据其不同地区的资源禀赋结构而进行相应调整.

2.加强对人和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加深对监管方式的行为主义理解.金融监管是调节生存状态的艺术和科学,带有特定的社会属性和价值使命.新的监管范式应以社会相关成员的共同实践为准则,只有当它成为共同接受的价值信仰,才能真正发挥其革命性的作用.监管应努力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特别是对投资者权益的“适度保护”.监管者必须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意识.所以要在监管者的目标中更加凸显精神目标的价值,防止市场逻辑支配整个生活方式和破坏人的生存环境.要重构监管者与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酿造良好的舆论环境.监管者队伍要加强自身建设和监管文化建设,强化监管者的责任和,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团队.

3.加快金融体制和其他配套制度改革,从整体上构筑持久的安全应对体系.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绝不仅仅是顶层设计和加强监管的问题,而是一个牵涉到市场效率、法律环境、监管模式等全方位的改革.良好的监管政策的实施取决于宏观经济结构和市场基础设施等外部前提条件.没有良好的金融生态,几乎不可能有良好金融机构的存在.除了金融部门自身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内部控制和健全风险管理制度等之外,未来来自更广泛的各类非金融环境,如法治意识、行政干预、政策性安排以及社会信用环境、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等等,都可能对金融风险的形成和发展带来各种影响.因此,应当从政策引导的角度去研究金融的发展定位问题,如何实行业态功能管理和统合监管模式,如何发展多层次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活力.

4.进一步发挥公共监督和自律约束的作用,推动协同治理机制形成.监管部门要破除对干预主义的依赖,回到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本原导向,增强金融机构的自觉意识和自愈能力,增强实质性公众参与.要改变传统行政管理中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治理模式,建立监管部门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的协同合作、互相监督的良性互动机制,最大限（下转96页）（上接89页）度地吸引各方力量共同参与到公共政策的制定、实施、评估过程,参与监管行为的监督与检验,在平等对话、共同磋商基础上,加强彼此意向交换、信任协作,推动和谐共生的多元化治理模式的形成.要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提高市场透明度,建立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逐渐形成统一、集中、高效的金融信息来源,从而保障监管工作顺利进行.进一步强化监管工作的独立性,防止外界其他因素对监管工作的影响,保证监管机构和监管人员依法、公开、公正实施监管职责.

5.审慎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协作,不断提升国际化条件下风险防控能力.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的趋势不断增强,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变得日益迫切.中国应加快金融监管的国际化进程,加快中国金融监管法律与国际接轨,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对话与合作,妥善解决金融活动的国际化与金融监管的属地化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增强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进行具有自己学术话语特色的深度问题分析.中国金融理论应当摆脱西方现代化范式的支配,尽早在国际金融舞台上的自我定位,进行理论主体性建构,完成全球金融治理结构的角色转换,从自身的价值尺度出发,创造性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逻辑.中国要及早参与、争取主动、确立规则,筑起金融长城,不断增强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综合能力,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

总之,新的监管范式的确立必须能够开拓新的认识领域,扩大和深化研究范围和背景条件,解决现有范式不能解决的问题.新的金融监管范式是一切立足于现实,开创一种新的金融文明存在方式的伟大探索,是在扬弃传统和发展创新的基础上对如何建设金融监管体系的务实而又创新的回答,更是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而进行的一切革命性建设实践.以新的金融监管范式来统领中国金融业发展大局和引领整个金融发展潮流,蕴涵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历史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