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稳定视角下的会计政策选择

内容提要:在非完美的金融系统中,会计对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会计的角色备受诟病,甚至将会计作为金融危机的“替罪羊”.因此,进一步思考会计及会计政策选择与金融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必要.文章以英国“千年桥”事件为例,刻画了金融市场中银行的行为特征,认为“千年桥”的震荡与金融市场的波动原理极其相似,同时对历史成本计价模式与市场计价模式各自的优劣进行审慎分析,发融系统正反馈放大效应的存在使得纯粹的、单一的会计计量模式不利于金融市场的稳定,最后,本文揭示了会计政策选择的基本思路,并就会计与会计准则应该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初步反思.

关 键 词 :公允价值 历史成本 市场 金融稳定

中图分类号:F830.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770(2010)07-054-05

在完美的金融市场中,资产交易在极富流动性的环境中进行,投机或不正常的投资动机不可能存在,从而与会计无关,因为可靠的市场随处随时可得,无需利用会计系统来判断与计量.既然此时会计是无关的,那么讨论会计准则的制定与完善就显得画蛇添足了.也就是说,只有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中,会计才是相关的、必要的,因为此时的市场并不具备充分的流动性,使得信息会被扭曲.从而,各种交易的不可得,即使是可得,其与完美市场环境下的也相去甚远.故讨论与会计相关的主题时,首先必须明确市场的状态.

同理,在任何与会计相关的争论中,必须清楚会计管制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即会计准则存在的目标是什么他们为谁怎么写作他们是怎么写作于权益投资者的利益还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投资阶层的利益应该考虑投资者的利益还是其他公众的利益

在实践中,金融监管与会计监管框架必须能够评估权益投资者、债权人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公共利益.然而,由于各个群体差异的存在,特别是当问题很复杂或面临不熟悉的领域时,金融监管就很难面面俱到.当市场主体采用公允价值来披露会计信息时,已经有学者开发了一个正式的模型框架来评估问题的复杂性及不同主体的信息需求.故在更广泛的语境下来讨论金融稳定性,并就会计争论进行评价是非常必要的.

“紧盯市场”的赞成者认为公允价值计价模式比历史成本计价模式更具有相关性,因为市场价值反映了市场交易双方的交易意愿与强度.一个能够反映交易的会计计量系统能够让企业更好地评估风险,从而进行科学投资决策.近些年的会计丑闻进一步强化了公允价值会计拥护者的立场,因为公允价值会计模式能够弱化公司管理层的欺诈行为,从而使其相关信息暴露在公众的监管下.所以,良好的公司治理与公允价值会计实际上可以看作是硬币的两面.公允价值会计应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是资产或负债的市场必须是可得的.但对于很多重要的资产或负债而言,当交易发生时其交易完全背离理想的、无摩擦竞争性市场的,贷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争论的关键在于公允价值会计是否为资产交易注入了过多的推动力,也就是说“盯市”策略是否导致了额外的、内生的驱动力出现.究竟公允价值会计的采用是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下面将进行辩证而系统地分析.

一、金融不稳定的原理剖析:基于“千年桥”的类比

通过分析“千年桥”事件发生的内在机理,可以明确金融体系面临的问题.可能会有人质疑其相关性,但我们坚信“千年桥”却能为分析会计争论中市场失灵提供独到的见解.

伦敦的“千年桥”,正如其名,它是在2000年进行千年庆典的一部分.这是一座行人桥,采用了富有创新的“水平悬挂”设计,与其他的“悬挂”式桥一样,没有用高大的支柱,就好像一道“光明之刃”横跨泰晤士河.2000年6月的一个晴好天气,英国女王宣布启用该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见证了这一时刻.然而正在开启的瞬间,该桥剧烈摇晃.据BBC新闻报道,该桥不久被关闭,而且关闭时间持续至少18个月.后来,当工程师们对其进行检测时,发现以1赫兹为频率的水平摇晃导致了当天的剧烈摇晃.这个发现很有价值,因为正常的步行速度是每秒两步,这意味着每隔1秒,我们的左右脚分别踩在桥上,实际上从物理学角度讲,这就是共振所导致的.如战士们过桥时,必须打乱他们的步伐,而桥上的行人并不是训练有素的战士.在任何情况下,数以万计的行人随机在桥上行走时,一个人的向左摇晃可能会被另一个人的向右震动所抵消.总之,多元化原理认为行人足够多时,可以最大程度抵消偏向桥两侧的力量.如果每个人的行走都是独立的,那么每个人同步的概率为零,从而不会引起共振.

然而,必须考虑行人对环境的反应方式.当桥晃动时,行人会做出相应的反应,通过调整自己的姿势来保持新的平衡.但这里的关键是,当桥摇晃时,每个人都会同时做出反应,而这种同步运动可能会使桥晃动得更厉害,反过来,这又会促使行人更剧烈的调整他们的步伐与姿势,继而循环往复.换句话说,桥的不规则摇晃是自我强化的:即桥晃动,人则调整姿式,而这又使桥摇晃的幅度更大,方向更不确定,从而桥的晃动会持续并不断得到强化,

那么,这与金融市场又有什么关联呢金融市场是一个极端符合上述现象的例子,因为市场中的交易主体会对其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做出反应,并且相互影响.其实,银行可类比为“千年桥”上的行人,会对变化做出敏感反应,而桥自身的运动也就类比为市场中的变化.在合适的条件下,的变化会诱导出银行的强烈反应与行为,而这又会导致更加剧烈变化,如此反复.现代金融的发展,把以银行为核心金融机构推向了对市场极其敏感的深渊,“盯市”的公允价值会计却使得任何变化都能反应在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桥和行人的关系以及变化和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可用图1类比如下:

一直扮演着双重角色,其不仅是对经济基本面的反映,在市场交易中更为必要,也就是说既会诱导出经济体系中写作技巧人的行为,同时又是写作技巧人交易行为的一面明镜.重要的是,必须区分的变化哪些是由市场基本面的变化引起的,而哪些不是.检测若变化仅由市场基本面的波动所致,则市场波动反应的就是一种真实的资产价值异动.然而,在多数情况下,的波动是人为的,其后果严重.当市场参与者的决策行为受短期动机、以及市场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而短期化时,短期的波动就会影响这些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从而影响其行为,形成自我强化反馈环,即参与者对短期波动进行预测.预测行为又会放大的进一步波动.当反馈效应足够大时,银行就根据其他主体的反应决策,而不是基于市场的客观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会计准则可能就成为了潜在风险或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而不是去反映真实的市场状态.理解这种效应的本质和严重性,是进一步理解围绕公允价值披露准则而引发的各种争论的关键所在.

二、辩证的比较:历史成本会计与公允价值会计的优劣

Plantin, Sapra and Shin (2008) 开发了一个简单模型来比较以历史成本计量及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经济效应.历史成本计量模式采用过去的交易所形成的,故会计系统的账面价值对市场信息不敏感.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以市场为计量基础)则通过吸纳市场所传递的信息克服了这种扭曲,但由于各种原因,此种计量模式也会导致扭曲.在实践中,决策要么依赖于过去的信息,要么根据被扭曲了现时信息,因为要想获得可观的市场基本面的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历史成本模式下,对于短视的企业来说,最优选择就是出售正在上涨或已经上涨的资产,因为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簿记体系低估了其价值.所以历史成本模式会导致无效率的出售行为.

为了修正历史成本模式的无效率,市场计价模式应运而生,以现行交易来记录资产的价值,但这也不完美.当市场流动性不足时,交易行为会影响到资产的短期波动,从而存在大量的负外部性效应.在市场计价模式下,资产的价值依赖于某个时点的,在此下其他人也正在准备出售资产,而当其他人都出售资产时,观察到的资产交易就会下降,进而影响那些准备持有资产的交易者,由于预计到这种负面的具有传染性的效应和心理的存在,短视的银行会先发制人出售自己所持有的金融资产,放大资产的下降效应.从而,市场模式就产生一种内生的无常波动,阻碍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

总之,市场模式会放大与市场基本面价值相关的资产的波动范围,而历史成本模式却相对保守.虽然市场模式在经济艰难时期也会导致无效率的资产抛售,但历史成本模式即使在经济形势好时,也会诱发无效率的市场交易行为.究竟如何为资产选择计价模式,Plantin,Sapra和Shin在2008年提出的模型就此给出了三点结论:

(一)对于生命周期充分短的资产,市场计价模式优于历史成本模式,反之则反.

(二)对于流动性充分的资产,市场计价模式优于历史成本模式,反之则反.

(三)对于基础性资产,市场计价模式优于历史成本模式,反之则反.

举例来说,银行业和保险业则反对市场计价模式的运用,而权益投资者却十分支持这种模式的运用.对于银行和保险公司而言,其资产负债表项目大都是长期、高级的且缺乏流动性的,对银行而言,这些项目一般表现为资产类,即贷款,而保险公司的这些项目主要是负债.相比较之下,权益投资者所持有的资产则可以在证券市场中交易,则市场计价模式是最优的,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权益投资者那么热衷于公允价值会计计价模式.

这个模型也描绘了流动性与计量模式之间的内在关系.当资产的流动性严重不足时,市场计价模式则变得非常无效,因为交易者更加关注投资的策略运用.策略关注会产生顺经济周期的交易,这会使市场模式下的更加不稳定,而在历史成本下策略关注则会产生反经济周期的交易,从而减少市场的波动性.

三、市场繁荣时期公允价值会计的正反馈放大效应剖析

在经济萧条或经济繁荣时期,面对以及能计量的风险的变化,金融机构会积极地管理资产负债表.市场发生的事件能够同时被所有的参与者所察觉,那么对这些事件的反应也将是同步的.如果这种同步反应导致资产上涨并能对交易风险进行可靠计量的话,将会导致新一轮的市场交易主体的同步反应.例如金融相似度检测,如经纪人与商业银行,其资产负债表的杠杆化程度非常高,因此其净价值对变化就非常敏感,而且会随风险变动.

Adrian和Shin(2007)发现,与散户相比,金融相似度检测对和风险的反应方式截然不同,散户一般不会依据资产的变动来迅速调整资产负债表.就美国私有部门而言,当金融资产上涨时,杠杆会降低,即金融杠杆与资产负债表规模是负相关的.而对于券商和经纪商(包括主要的投资银行)而言,两者之间的变化是正相关的,他们一般会积极的调整他们的资产负债表,即经济繁荣时杠杆高,而经济低迷时杠杆低,即杠杆是顺周期的.会计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顺周期趋势进行调节.当资产负债表项目由市场决定时,资产价值就会随着金融机构市场权益资产的增加而增加,而且这种效应会得到释放.下面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为了维持一个固定的杠杆率10,一家金融相似度检测会尽力管理其资产负债表,并检测设初始的资产负债表如下所示:

检测定对于总资产的微小变化而言,负债的基本上是不变的.再检测设有价证券的上涨1%到101,新的资产负债表如下所示:

此时杠杆率下降到了9.18(101/11等于9.18),如果银行的目标杠杆率为10,那么它必须增加额外的价值为9的负债,同时也必须增加9个单位的有价证券,因此,有价证券的增加1,那么就会导致持有的资产的总价值增加9,故需求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在发生购写行为后,杠杆率又回到了10,如下所示:

当市场下行时,则这种机理反向.现检测设有价证券的发生波动,其价值下降到109,杠杆率则超过了目标值,为10.9(109/10等于10.9),则银行必须通过出售9个单位价值的有价证券,用以偿还负债以保持平衡,因此有价证券下降就导致了资产的出售,故供给曲线是向下倾斜的,新得到的资产负债表如下: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又回到了初始状态,杠杆值又回到了目标值10.而杠杆在调节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与向下倾斜的供给曲线.当金融相似度检测的杠杆效应顺周期时,这种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的反常本质会变得更加严重,即经济繁荣会导致更高的杠杆率,出现正反馈.当有价证券的出现上涨时,杠杆率的上行趋势需要银行增持有价证券,如果存在正反馈的话,那么杠杆的调节变化与的变化将互相强化,从而放大金融顺周期效应,其原理可用图2表示.

如果我们检测设对资产的更大需求会强化上升的压力,那么就会存在一种潜在的反馈效应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规模持续放大,继而又形成对资产的更大需求,然后又会进一步推动上涨,导致资产负债表规模持续增加,以确保目标杠杆值不变,而当市场不振时,这种反馈机制的作用刚好相反,继而,我们检测定过量的资产供给会推动下行,那么也存在一种反馈机制使得银行出售资产,从而资产负债表规模持续缩小,从而资产的又会陷入新一轮的下降.

我们必须牢记上面描述的这种放大机制,但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对于从事杠杆经营的金融机构而言,当他们试图通过膨胀借贷来保持高的杠杆而增加投资回报时,由于市场繁荣而增加的基于公允价值的权益资产会导致上述反馈效应得出现.如果金融相似度检测对这种反馈不敏感,这种逻辑在华尔街可能是无害的或中立的.然而,现实是金融相似度检测必定会对市场及其变化做出反应,正是这种反应以及后续的反馈效应导致了整个金融市场在膨胀过程中的过度反应.因此,在促进金融稳定时,理解“千年桥”振动的基本原理对于理解会计计量体系的角色是至关重要的.

四、会计政策选择思路与会计角色的反思

对于金融监管者与会计准则制定者而言,金融机构的会计计量模式选择是一个最易引起争论的政策问题.计量政策会影响企业的行为模式,从而影响资产的与企业的绩效.前文比较了基于过去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与基于现时的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发现历史成本计价模式是无效率的,因为它忽略了信号.然而来自市场非基本面的、额外的波动,使得市场计价模式也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信息,从而对于这两种计价模式的选择就陷入了两难的困境.

截至目前,讨论的是纯粹的历史成本计价模式,在此模式下资产或负债的是相对稳定不变的,而且前面的分析也都强调了“纯历史成本模式”与“纯市场模式”的相关缺陷.例如,在一种特定的计价模式下,资产的会计价值是一段时间之内的平均值,那么市场将对中长期项目产生影响,同时会 拒绝将导致交易决策扭曲的短期项目.对于非流动性资产,其现值可以通过贴现因子来贴现未来流而得到,而这个贴现因子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之内的所观察到的贴现因子的平均值,此时这种计价模式具有优良的属性.如此,经理人员确信其他企业的交易行为对于自身资产终点价值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这个程序会消除自然发生的流动性冲击所带来的风险,从而会减少信号缺乏所带来的风险.

就金融系统稳定性视角而言,必须能够抑制金融循环的诱导性传播行为,这是监管者所期望的.尽管历史成本会计有其局限性,但是也有难得的优点,就是可以诱导出抑制金融周期循环的市场行为.当资产的市场高于其历史成本时,为了实现资本利得,公司的管理者就有动机出售资产,换句话说,就是升则卖资产.而正如前面所述,当资产负债表由市场决定时,资产的增加会导致进一步的资产增持行为,换句话说,就是升则写入更多资产.由此可见市场的放大效应成为了争论的核心所在.

前面的讨论表明完全引入市场计价模式还需要相当审慎的思考与关注,因此就转而关注会计争论中的次优观点的价值,即当金融市场不完美时,消除一些市场缺陷并不总是会改善社会福利.

最后,就公司治理问题做一些评论.会计准则制定者(IASB与FASB)并没有将公司治理作为职责的一部分以考虑会计准则的全面经济影响,其功能与角色不断窄化、弱化,而仅仅关注如何反映交易双方的事项的会计价值.但会计准则会对金融市场乃至金融循环产生远大的影响,即会计准则实际影响到的利益相关者比会计准则制定者头脑中的相关群体广泛得多,如此便产生一个重要的会计议题,即会计太重要了,究竟是不是会计人员自己的事呢很难用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这个问题,会计已经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并将对金融监管与宏观调控产生重大影响,故会计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扮演更加攸关的角色.

综上讨论致力于揭示了如何在最优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达成折中的方案,并致力于提供一个分析框架来权衡各方的利益与争论.会计计量问题会对金融机构的集体心理与决策行为产生重大影响,继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旨在引导决策行为的机制的效率.

诚然,在一个完美的金融世界中会计是一个无关因素,但正是因为市场主体的立场和利益不同,从而导致各自的视角和偏好不同,使得金融监管顾此失彼.而学者的任务就在于揭示这些“不完美”的本质,并确定对这些“不完美”的最优政策响应,并为金融监管者、会计准则制定者以及相关政治参与主体提供政策建议从而在最大程度上确保金融系统的稳定以及金融市场参与者的合理、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