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香港金融保卫战

1998年的夏天,悲观笼罩着香港.

痛苦的人不只是香港市民,还有特区政府的官员,曾荫权就是其中一个,当时他担任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长.

那场席卷东南亚国家的亚洲金融风暴于1997年7月2日爆发.乔治索罗斯自己后来也说,“机会来了”.于是,以他为首的国际货币投机商对东南亚金融市场发动了攻击.

3个月后,这场“黑色金融暗潮”抢滩港岛,香港开始了近一年的港币保卫战.这场大战中,回归不久的香港有了大陆这个坚强后盾.

香港成国际炒家靶场

1997年的金秋10月20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焦灼不安的香港股民早早就等待着香港股市开盘.

又是一个“黑色星期一”,香港股市开始下跌了.恐怖的气氛开始在香港蔓延.

10月23日,恒生指数报收于10426,3点,深跌1211,5点,跌幅超过了10％.

此后,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把香港当成靶场,每隔数月就带巨资空袭香港金融市场,以狙击港元在恒生指数期货市场攫取暴利,香港恒生指数当年从1997年最高峰16800点最低跌至1998年的6544,79点,跌幅为61％.

当时执掌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大权的曾荫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据后来采访他的记者说,那阵子曾荫权办公桌上放着一个武士杀死类似鳄鱼的动物的雕像,曾直称这鳄鱼就是“素罗斯”.

在猛烈的冲击下,港元兑美元汇率迅速下跌,各大银行门前出现了一条条挤兑的人龙.

学习经济专业的庄雨亭,对自己大学毕业时遭遇的这场风暴记忆最深刻,那时,二手汽车非常便宜.“开过‘四五年的,原价100万以上的奔驰,只值10万元”.现在,开了8年的也值20万.

除固定资产下跌非常厉害外,庄雨亭说,人们手里的流动资金也非常少,大部分香港人的钱都放在了房地产上.于是,为了抓,那阵子,香港人将顶级的鸡血石、田黄石、古董等品都以“跳楼价”转卖给内地.当时香港人只想着“有人能给出,我就卖”.

一名香港记者说,他1996年月薪差不多3万,到了1997年、1998年就只能拿一两万了.

港府1200亿入市激战

香港笼罩在悲观气氛中,但曾荫权必须积极面对.他喜欢戴蝴蝶形的领结,在抗击这场金融风暴的过程中,他特意选择了红色.他说：“这是战斗的颜色,也是喜庆的颜色.”

港币保卫战的决战在1998年8月份打响.8月13日,恒生指数被打压到了6660点.当日收市后,港府宣布已动用外汇基金干预股市与期市.

曾荫权直言,在决定政府入市干预的前一晚,“我坐在床头哭了,不是为我自己,而是怕这个决定如果错误了,害了香港,我怎么向政府、向市民们交代”

8月14日,港府正式参与股市和期市交易.为了维护港元,港府携巨额外汇基金进入股票市场和期货市场,与炒家进行直接对抗.表示不惜成本,一定要将8月的股指抬高600点.

港府一反以往“积极不干预”政策,给投机者造成了始料不及的沉重打击.

8月28日是期货结算期限,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随着上午10点整,香港股市、期市开市,电视台证券行情频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微跌几十点,但仅5分多钟,股市的成交额就超过了30多亿港元.

其后,炒家不断抛空股票,香港金管局则力接抛盘.只见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如拔河赛中的铅锤,始终在7800点以上微微地上下摆动,忽而攀高数点,忽而略降几点；然而成交额却直线飙升,半小时左右就突破了100亿港元.

从8月14日到28日的两个星期内,香港政府最终动用了近1200亿港元,写下市场6％的股权.28日一天,香港股市当日总成交金额就达790亿港元,创历史最高纪录,恒生指数报收7829点.

投机炒家要打压指数,港府则要守住指数,迫使投机者的合约无法于8月底之前如数套现.港府人市后大量写入国际炒家抛空的8月股指期货合约,恒生指数报收7829点,高于投资炒家7500点的平均建仓价位,港府取得初步胜利.保持了港元汇率的稳定和金融市场的秩序,迫使部分国际投机者离场.

曾荫权随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港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副所长赵锡军教授认为,对于国际炒家来说,港府的干预给他们带来的则是灾难和损失.索罗斯在与香港政府在股票市场上的激战中,约损失7亿至8亿美元.

央行副行长助阵香港

多数经济评论家认为,香港之所以敢把上千亿的家底拿出来对抗索罗斯,是因为有大陆强劲的经济做保障.

事实上,由于此次金融风暴的波及面广、破坏性大,大陆经济也受到影响,尤其是出口方面.大陆的出口增长率下降、国内需求不振,而且还遭遇了特大洪涝灾害.当时,全世界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将举步维艰.当时,全世界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人民币应当贬值刺激出口,否则中国经济将面临灭顶之灾.

但中国没有这样做.1998年3月17日,朱基当选总理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先就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他还说,“如果香港有需要,政府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香港！”

赵锡军说,在香港抵御金融风暴的整个过程中,政府的支持帮助使香港渡过了难关.在港府与国际炒家决战的关键时刻,政府派出了两名央行副行长到香港,要求香港的全部中资机构,全力以赴支持香港政府的护盘行动,成为香港战胜金融风暴袭击的坚强后盾.

风暴后新政策补漏

在8月28日的决战之后,国际炒家还做了一番困兽之斗.他们认为,资金压力与舆论压力都不可能使特区政府长期支撑下去,因而决定将8月的合约转至9月,想与港府打持久战.而特区政府立即做出决定,继续推高股指期货,迫使投机资本亏损离场.

9月7日,香港金融管理局颁布了外汇、证券交易和结算的新规定,使炒家的投机大受限制,当天,恒生指数飙升588点,站上8000点大关.国际炒家的亏损进一步加剧,最终不得不从香港败退而去.

对于港府动用外汇储备干预股市与期市的做法,在当时支持与反对的声音都很响亮.索罗斯甚至发动世界舆论,攻击香港政府“行政干预市场”,违反市场经济规则.但是支持者却认为,被投机资本操纵的经济谈不上自由经济,港府入市正是为了打破这种操纵.

曾荫权后来解释港府入市的必要性：“炒家所拿走的,不单是金钱,更是香港金融制度的稳定和600万人的信心.”

国际炒家在香港败北,中国大陆幸运地避开了亚洲金融风暴的直接冲击,但此后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留下了此次风暴的深刻烙印.

经济评论家叶檀博士认为,之后在制定金融货币政策时,弥补了一些漏洞、绕过一些陷阱.比如,增加外汇储备、不借短债、高度关注金融市场的外资流向.同时,在房地产、教育、医疗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拉动内需. 赵锡军认为,大陆在风暴中受到一些影响.按照他的理解,我国在金融领域改革的趋向和对外开放的节奏,由于这场危机而放缓了脚步

(摘自《日志中国》新京报社编著,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