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的金融跛脚

点赞:10073 浏览:43816 近期更新时间:2023-12-14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谈及百年之前的洋务运动,主流学术界仍然是不屑一顾的否定态度,当代史学也习惯性煽情地,轻薄地将一场复杂深刻的中国近代产业奠基过程归结为两句流行语,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和“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主要领袖人物如李鸿章,盛宣怀等长期被丑化或矮化,洋务运动被归结为所谓回避制度改革、社会改造的场闹剧.至今,洋务运动俨然是攻击污吏和抵制开放中很有分量的帽子,不时被翻腾出来.笔者看来,这桩公案值得一提.


洋务运动始于第二次战争,八国联军打入北京,迫使清政府确认此前的《天津条约》,同时进步签下更为屈辱的《北京条约》.1861年,清政府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负责掌管对外事务,也就是洋务.洋务运动轰轰烈烈三十几年,做了无数在中国是开天辟地的创举但命运不济在当时充满争议.1894年中国海军出乎意料地被日本海军打败几十年的备战努力付之东流权臣李鸿章屈辱这就标志着寄予中国复兴厚望的洋务运动草草收场.

据统计洋务运动陆续兴办了19个近代军用工业和近40个近代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至1894年,这批洋务企业的资本达263443元,占当时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工人总数34110-40810人,占当时近代企业全部工人数的37.33-41.62%.洋务运动期间,中国通商口岸从1860年前的7个增加到1894年的34个,外国的进口额,也由1864年的5100余万两,撤增为1894年的1亿6千余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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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将中国的传统内生经济与当时全球的产业化直接对接迅速填补了大机器生产体系和诮费体系的空白.这期间清朝政局相对稳定,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和李鸿章几位强臣当政,太平天国被镇压外国列强也忙于内部事务而与清政府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这便是所谓的“同治中兴”.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值和经济总量都是大大超过日本以至于英国传媒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未来的竞争对手这也就是甲午战争前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都看好中国取胜的背景.

洋务运动主要指军事,工业,贸易和教育等方面的举措,对金融制度和近代金融机构与工具的引进很少涉及.当时中国的金融结构很简单,除了官府收支与拨付的资金系统外,只有票号与钱庄两种基本业态.前者于山西最盛主要承担汇兑和机构存贷款功能后者则更多专注于当地的商业存贷款活动.对于维持自然增长的商业活动勉为其难,对口岸开放后汹涌而来的洋货冲击和近代工业经营而言票号和钱庄都没有资本积聚和大规模投资的能力和空间.

战争之后从1845年至19世纪60年代,进入中国的外国银行有:丽如银行、汇隆银行阿加剌银行.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法兰西银行、汇丰银行.除一家法国银行外,其余均为英国银行.这些近代银行的资本规模管理方式和风险控制能力伴随产业资本向中国的延伸而不断强大将中国本土票号和钱庄挤压到边缘城镇和落后产业苟延残喘.

针对金融市场的空间担任过洋行写办的商人唐廷枢在1876年曾倡议在广州建立股份制的新式银行,李鸿章在1887年批准了与美国人合办的华美银行但被朝廷喝止.直到1897年在官商盛宣怀手上终于办了第一家中国的股份制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相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开矿修路造船建水电等实业浪潮一个银行的动议走了二十年才修成正果令人叹息.

中国洋务运动的同期日本正在进行明治维新(1968-1889)从倒幕战争到奉还大政于天皇从迁都到建立内阁,全面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和经济制度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殖产兴业).同时进行政治改革制定宪法,日本的军国主义导向推动了军事能力的极大提升.成王败寇甲午海战使得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根本抹杀了中国的洋务运动的成就渐渐被后人忘却.

洋务运动以军工矿山铁路等实业投资为基础对于从事汇兑结算信贷为业务形态的金融机构不以为然依然依赖政府的强制拨付制度和民间的个人信用来承载近代的工业建设和产业布局.在政府财政濒临破产和民间钱庄票号趋于崩溃的背景下外资银行体系和写办制度就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中国的矿山、铁路,工厂、邮电、水厂等建设多是依靠外资银行提供的流动资金或发行的债券进行投资甚至政府预算也要依靠发行外债来寅吃卯粮.

洋务运动未能启动近代金融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法律的障碍.欧洲早在17世纪就有了有限责任公司的商业惯例英国在1856年颁布了公司法律明确了有限责任的法律地位这是现代公司进化的最为重要的基石.投资人的风险严格限制在出资额上根本性地推动了现代资本的大规模积聚过程.在1904年清政府颁布《公司律》前中国的金融机构如票号钱庄等都以股东全部资产承担经营的无限责任.这就迫使金融机构尽可能股东分散化经营将资本和经营范围严格控制在有限范围内.

有意思的是洋务运动中形成的许多实业公司则是参考了洋行的股东结构多采取股份公司的方式建立.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等建立的公司多是股份制而且官股私享经营者获得多重利益.不仅是股权分红而且有商权分利还有准入权孝敬金等等费用.这种利益独享风险规避的特殊公司体系正是盛宣怀等官商得以大行其道,甚至逼走洋人同行的不二法门.因此简单以为洋务运动操刀者不懂金融实在是大谬,只是以手段获鸡鸣狗盗之利拒制度求盘根错节之益.

洋务运动始于清朝崩溃之际外敌于前欺辱于心一时激起志士仁人的奋起,也鼓励能臣强将的搏击.各国列强之间的博弈全球近代产业体系和市场的需求等给予了中国和日本个宝贵的时段去变革.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齐头并进引进近代工业技术和设备更新教育体系和官吏机构导致了亚洲经济在全球市场的首次崛起.政治制度和文明观念领域的进退取舍造成了中国,日本发展路径的差异而金融观念手段和机构的发轫与否和演化路径进步强化了这个差距.

近代工业体系的一个重要推动力便是金融观念,手段和机构.这是工业体系的内生因素.洋务运动搬来了可见的机器和技术却没有学习金融观念和建立相应的制度这是一个瘸腿的工业化.我们后人更多提及的是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的失败这种大而偏空的评价仍然在妨碍我们理解洋务运动的得失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否真正理解金融制度与产业与社会与政治等制度的内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