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观中国金融改革

作为渣打银行大中华区研究主管和首席经济学家,王志浩（Stephen Green）是外资投行中国区首席中鲜有的“老外”——纯正的英国人,但却对中国经济有着令人讶异的深度剖析力,围绕利率市场化、汇率改革、地方债、民营银行等中国味儿颇浓的话题,这位“老外”信手拈来.

见面前一天,恰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致辞,提出“中国经济已经到了只有转型升级才能持续发展的关键阶段”,并强调以金融改革为着力点的重要性.

于是简短寒暄之后,王志浩直奔主题——“我想谈谈中国的金融改革,谈谈正在实施的改革思路”.

“改革的核心,就是市场化.”王志浩强调,中国金融改革能够从欧美国家汲取的经验和教训,就是对机制、体制实施有规划、有步骤的市场化,建立能够充分竞争的有效市场.“无论利率或汇率改革,还是自贸区试水和民营银行开放,市场化都是最主要的目的.”

放开存款利率应遵循由大到小的路径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的利率改革和汇率改革进入关键阶段,央行最近对利率市场化又有了进一步规划.你认为目前必须跨越的障碍是什么?

王志浩：从全球来看,过去二三十年中,美国、欧洲、墨西哥等都经历了利率市场化过程,其中墨西哥和美国的银行业在1980年代,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究其原因,就在于银行对利率市场化以后的市场环境没有充分的估计和准备,缺乏深入学习和研究.对于如何为存贷款利率定价,如何计算资金成本和收益,一些银行往往似是而非,缺乏理性思维,导致部分中小银行破产.

中国也必然经历这样的阶段,可能的障碍和问题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利率管制放开,会使得个别银行认为是扩大资产规模的良机,不断提高存款利率来吸金,以至于原本就不高的利差进一步收窄,最终因规模扩张过快、资金成本压力过大而倒闭.

二是中国的市场长期以来习惯了政府管制和干预.例如,人民币汇率上稍微波动,就常会引起市场对央行是否即将出台新政策、是否有改革意向等做法的猜测,导致市场非理性行为不断叠加,以至于央行最终不得不出面澄清,稳定局面.

眼下,这场复杂的“游戏”很可能引发市场的误解,成为央行未来的一个挑战.改变市场对政府行为的惯性认识,将成为关键.

《财经国家周刊》：要避免市场出现误解和风险,你认为中国的利率改革、汇率改革应该遵循怎样的步骤?

王志浩：必须给银行、企业和民众足够的学习与调整时间.

汇率方面,浮动范围逐步扩大已经没有争议,包括央行在内的很多机构都已达成共识,关键要看市场的适应情况,最终确定改革的时间表.

利率方面,在央行多年的政策铺垫下,市场化操作难度并不大,仅剩的存款利率市场化,两三年内应该会走完.

关键在于放开的步骤.我建议,传统存款利率改革应该从3年期、5年期和大规模的企业长期存款开始实施,并将同业存单等列入首批试点业务.然后,再逐步扩大范围至企业和家庭、个人的小额存款,走“由大到小”、“由长期到短期”的改革路径.

自贸区无须负担太多改革重担

《财经国家周刊》：上海自贸区也是金融改革的一大试验点,从外资银行专家的角度看,你对上海自贸区有什么想法?

王志浩：渣打银行已经申请自贸区分行,或者会另建一个机构以适应自贸区的相关政策.上海市政府有自己的一套观念和方法,大量具体规定仍在起草过程中,我们会等待其设计的最终想法呈现,再来规划可行的业务范围与模式.

我个人初步的想法是,自贸区可能更侧重于贸易和投资方面,金融改革因为复杂程度较高、牵扯利益方较多,并非自贸区的重心所在.

问题就在于,一个有地域限制的自贸区,监管方面能控制物流,但却无法掌控资金流,因而如果利率改革和资本账户放开等政策在区内实施,如何把控其资金流不会对境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此外,央行对利率市场化的规划以全国宏观经济为背景,且资本账户自由兑换也很可能在5年内全面实现,因而在单一的小区域内进行试验,不一定能复制到全国,收效可能并不明显.因而,自贸区的金融改革可能只是作为投资、贸易领域的配套改革.

《财经国家周刊》：如果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人民币离岸账户,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进程,您认为能否发挥一定的效用?

王志浩：策略是可行的,但从经济学家的视角看,凡事以最低的成本达成最高的效用.当中国已经有了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在上海建立离岸市场就对金融改革作用不大了.

如果在离岸账户上做文章,上海就会成为第二个香港,并与香港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但也许5年后资本账户就已基本放开、利率市场化早已成功实现,那么再造出第二个香港会有多大意义?况且,中国内陆对香港金融体系的借力远未到位,再造一个香港,从全国视野来说并非急需.

我们应该将焦点放到全国金融体系的改革上,让上海自贸区成为投资和贸易体制的突破点就足够了,无须担负太多的改革重担.

取消存贷比为时尚早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的金融改革也一直强调顶层设计,最近央行提出了金融监管联席会议,牵头保监会、银监会等金融监管部门来改革监管制度.相比于欧美国家的监管体制,您怎样看待中国未来的金融监管改革效率?

王志浩：中国银行业的产品、怎么写作和发展趋势已经牵涉到越来越多的领域、部门和市场,银行、保险、证券和互联网等领域的融合趋势越来越明显.其中,所涉及的各部门协调能力都亟需较大提升,联席会议应该会对此有所改善.

不仅是金融混业的到来不可避免,如今互联网金融的强势来袭也在倒逼监管机制的改革.

相对来说,金融领域的监管难度还较低,能够以基本的准则和加强透明度来提升监管能力.但日后融合了互联网,以直销银行、第三方支付等各种形式出现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将涉及各类不同的市场和业务,监管难度势必大大增加.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银行业监管制度的改革,有意见称应该取消75%存贷比这一监管红线,转而采取更加灵活的考核办法来促进银行业的改革和转型,对此你怎么看?

王志浩：取消存贷比监管目前为时尚早.存贷比指标,尽管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和粗略,但在目前银行业现状下仍是需要的,能保证资金的流通性.

不得不提的是,眼下同业业务发展迅猛,近年来成为个别银行收益的主要渠道之一,但由于同业市场上将资金拆借给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后,大量被包装成诸如信托、基金等隐含道德风险的资产包,转卖给农村信用社等风险意识较弱的机构,最终投入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等高风险领域.

创新本无可厚非,但个别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把控能力堪忧,它们从大型银行处购写资产包,但却难以掌控风险,很容易出现类似“钱荒”的流动性紧张局面,甚至出现更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因而,监管当局在资产流向和制度透明度上应有所加强,且须出台有效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才能不断提升银行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如果35年内,改革进程中能够出台银行破产的相关程序和规则,则中国的金融市场就能够更加有序地竞争,能够实现市场化这一改革的最终目的.否则,诸如存贷比等粗放型的监管方式,还将长期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