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中心建设的产业基础和政策法制保障

点赞:9141 浏览:34357 近期更新时间:2024-03-06 作者:网友分享原创网站原创

内容摘 要 金融中心的基础是产业,因为产业资本是金融资本的劳动者.因此,在金融政策上,金融应当立足产业,支持产业资本,尤其是要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要求.但是,什么样的企业才能够或者说应当获得政策法制的保障呢?这就涉及社会允许企业存在的根据.只有以有助于社会和环境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提供健康安全优质产品和怎么写作的企业,其存在及发展,才应当获得政策法制的支持和保障.

关 键 词 金融中心 产业基础 政策法制保障 根据

作者 陆晓禾,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上海学会会长.(上海 200235)

目前,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背景下的企业发展与政策法制保障问题,正成为相关理论界和业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从政府方面来说,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用政策法制来“鼓励、支持和引导”企业健康发展;从企业方面来说,就是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准则向企业内外群体、向政府和社会表明用来规范自身行为的标准,同时其合理正当发展的要求应该获得政策法制的保障;从学术研讨来说,对政府的政策法制,对企业的自律和他律,既是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也是学的研究对象.之所以要从角度来思考和讨论,是因为道德是政策法制的核心和基础.本文拟探讨与金融中心有关的企业、政策法制和的一些问题.

金融中心的基础是产业

首先,从资本属性来说,金融中心管理的是社会资本,即便这个金融机构或者银行是私人性质的,但从资本来源或资本使用来说,仍然是社会资本,是社会性的运作的资本,它“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了单个或联合的金融机构手中[1 ],特别是通过对信用因而对支付要求权的经营,金融机构更是把庞大的社会资本集中到了自己的手里.因此可以认为,金融机构、金融中心是社会资本的管理中心,金融机构、金融中心的管理层是社会资本的管家.

其次,从资本形态来说,这样的机构、中心,这样的管家,管理的是作为借贷资本或生息资本的货币资本,其公式是:M-M’.在这里,作为资本的最初起点:M-C-M’公式中的M,归结为两级:M-M’,其中的M’等于M+ΔM,即创造更多货币的货币,而作为相似度检测过程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即从M-C和从C-M’的过程则被省略了.对生息资本及其信用表现的这种颠倒的和省略的理解,由于信用本身具有的不确定因素,而得到了加强.但这样一个生产过程在现实的整个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撇开的.

再次,从现代金融机构、银行的历史形成来看,银行和信用制度是作为对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例如当年英格兰银行的设立就是为了摆脱者对商人和政府的盘剥,而它们的设立,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即把闲置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资本的垄断,同时又建立了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正如马克思注意到的,在17世纪最后30多年和18世纪初英国出版的一切论述银行制度的著作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反对的主张,看到使商业和工业摆脱盘剥的要求,也就是要求,“生息资本,总之,可供借贷的生产资料,都应该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成为它的一个条件”,从而使得“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者手中夺走了资本的分配这样一种特殊的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2 ]

在今天提出这三点,是为了表明这样一个观点,即金融中心金融发展的基础是产业.美国次贷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经济的虚拟化、过度金融化,使得原来剩余价值的生产愈益倾向于虚拟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离开了脚踏实地的产业资本的生产过程.实际上,次贷衍生品根本就没有回到真实的生产过程中,而完全是在流通领域,在银行和投行的办公室里.所以,这种虚拟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财富的真实创造无关,而实际上是对已经创造出的财富的重新洗盘,而与资本的实际增长量无关,改变的只是既有资本的分配,或者说是对已积累的财富的掠夺.由于财富的创造只有通过产业过程才能进行,因此,在产业资本与借贷资本的关系上,如马克思所说,产业资本是借贷资本的劳动者,借贷资本是产业资本的资本家.[3 ]因为企业是从金融机构那里获得资本这个使用价值的,然后通过使用这个资本,才有可能以利息的形式作为借贷资本的所有权报酬,回报给银行.所以借贷资本不是直接与劳动而是与产业资本直接对立的,它分割的是产业资本的剩余价值.区分这一点对我们今天重视和扶持产业资本的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在今天建设金融中心时,我们应该明确这一资本市场上的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立足产业基础,支持产业资本.也因此,提出了金融机构应该为谁管理的问题.

金融机构应该为社会而管理

如上所述,历史上,银行是作为对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但在今天,从吴英案以及后来的温州企业家“跑路路”等一连串事件来看,我们又发生了资本分配的社会职能重新落入主手中的状况.让我们做个比较:500年前马丁·路德痛批了10年可吃掉整个世界的,即马克思称之为“敲骨吸髓”的中世纪,其利息(以人民币计算,100元收取40元,即月利率3.3%或年利率39.6%)也要比义乌的利息(以吴英的童姓债权人为例,600元收400元,即月利率5.6%,年利率67.2%)低27.8个百分点!这还不是最高的.义乌地区通常是按年利率60%~120%来计息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不是个别人的行为,仅在义乌就多达20位,每年放贷利息收入高达3~4个亿.这些主还有上家,三教九流,有国企高层、民企老板、政府官员、当地司法部门干部,还有普通百姓拿房产作抵押到银行贷款,再把钱放给老板,可赚比银行存款高出2~3分的利息,还不用交利息税.以此来看,由于的盛行,不仅社会上闲置资本、个人收入或积蓄中暂时积累部分,而且国家银行中的部分社会存款,也被集中到主的手中,因此事实上进行非法集资并严重破坏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正是这些主及其利益链.吴英案暴露了义乌的猖狂情况,暴露了国家银行的作用、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严重缺失.因此问题是:为何义乌市场如此发达?银行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政府的治理责任又体现在哪里? 的作用是使生产力萎缩、使借款人的悲惨状态永久化.正如马克思所指出:“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像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附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由此产生了民众对的憎恶,这种憎恶在古代世界达到了极点,因为在那里,生产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同时是政治关系的基础,即市民独立地位的基础.”[4 ]

但不幸的是,这种寄生资本的贪婪在今天比中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究其原因,有媒体讨论到的,是由于庞大的市场需求和银行放贷手续的繁琐.笔者在这里不准备再讨论类似案件(在其他地方已有专文讨论),而只是认为,今天我们有必要强调这样一个观点,即不能让资本分配的社会职能重新落入主手中.这也是政府对资本市场管理和维护金融秩序的职责所在.同时,基于银行、金融中心是资本的管理者,重要的是确立资本为社会管理、为社会生产的原则.就国家银行和信用机构应该发挥领导生产和怎么写作生产的职能来说,这包括它们应该为生产性资本放贷,应该不问出身、阶级、学历、所有制、与权力的关系,公正合理地把资本交给那些缺乏资本但懂得如何使用资本的勤劳有才干负责任的公民来使用,同时加以必要的监督和指导,以使得资本最大限度地为社会发挥资本的使用价值.实际上,我们现在最缺的不是资金,而是缺乏像陈光甫的上海商业银行那样的银行,缺乏脚踏实地的生产性资本.因此,重要的是利用好生产性资本,促进真正能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性资本的发展.

目前在这方面的政策和法制建设上,特别应该注意两个倾向.一个是大而化之的意识形态偏好.即首先考虑的是姓公还是姓私,而忽略了由于管理经济的出现,国有企业的管理层也有一个为谁管理的问题,因此仅仅所有制国有这一条并没有抓住现代管理经济的根本.也就是说,要具体看这个国企管理层究竟是为谁管理的,是为自己还是为社会为国家管理.这种大而化之的意识形态偏好,是发生许多银行坏账甚至骗贷的一个重要原因.金融机构、资本的管家,应当具有现代银行诞生时的那种革命精神,将资本交给那些懂得如何使用资本的勤劳有才干负责任的人来使用,而不是由于我们大而化之的意识形态偏好、不合理的门槛,而将一些勤劳有才干负责任的企业家推到的虎口里.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银行客户变化带来的挑战.现在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是,银行所偏好的大企业趋向于其他更廉价和方便的融资方式,例如上市、发行企业债券等,取而代之成为银行大客户的现在更多的是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和土地抵押方式,成为比大企业更厉害的更大客户.但这一新的趋向带来更多的问题:一是对土地、房地产、大项目的依赖更大,因而面临可持续问题,这种依赖仍然是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特点,即靠投资、靠房地产、靠劳动密集型来拉动经济.二是增长方式不改变,投资越多、大项目越多、就业机会越多、劳动密集型需要的人越多,大城市的压力也就越大,由此带来的城市问题、城乡差距问题也更大.转变这种增长方式,还是要考虑科技创新,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劳动生产力.因此就要考虑,如何脚踏实地地帮助中小企业,帮助小微经济解决融资难的问题,帮助他们加强科技投入、环保投入,让他们的生产目的和手段能够回到为家庭和社会提供健康安全价廉物美的必需品上来.

金融中心建设的产业基础和政策法制保障参考属性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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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就涉及到目前在世界范围愈益获得支持的微型金融,它是有别于传统正规金融体系的一种创新金融方式.如果把金融作为人体血管,那么不仅要有作为大动脉的传统正规大银行,还要有作为丰富毛细血管的微型金融,作为人体的经济才能畅通和有活力.上海在这方面从政策上跨出了可喜的一步,出台了被称为敢啃中小企业融资难“硬骨头”的《上海市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规定支持金融机构建立小企业金融怎么写作专营机构,加强对小企业的专门考核指标体系,引导金融机构提高对小企业贷款的规模和比重,同时政府市区联动设立担保专项资金、企业抱团实行互助性融资担保和各类担保单位为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对于这一条例的实施情况,目前还有待观察和总结.特别是,金融机构在这方面是否已经有真正面向小微企业的微型金融组织?大银行为主的微型金融供给模式是否能满足广泛的小微企业需求?如何发展具有信息和交易成本对比优势的微型金融组织,形成充分竞争的小微企业金融组织体系?如何在放松管制的同时加强监管,形成既包括大银行又有丰富畅通的微型金融,既充分竞争又监管到位的银行业市场?这些是金融中心建设中面向企业发展而应当考虑的金融政策和法制问题.

企业发展与政策法制保障的根据

上面从金融角度,谈了金融的基础是产业,谈了金融政策和门槛应当不唯成分论,交给有能力负责任使用它的人.下面要谈谈,金融机构面向的企业获得政策法律保障的根据、条件和新的要求.

企业是基本生产单位,公司是它的现代组织形式.当我们论证说,金融机构、金融政策,或者说对企业的政策法制应当支持和保障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时,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而言,我们是检测定企业和社会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隐性的契约,即:企业创造利润的活动是在遵守这个社会的基本道德和法律规范的框架内进行的,是在不损害公众利益、不破坏环境的条件下进行的,是在提供满足社会成员生活需要的健康安全的优质产品和怎么写作的前提下进行的.但是,按照西方的传统观点,企业是私人财产,是股东赚钱的工具.“看不见的手”保证,每一个私有企业主致力于其利润追求,尽管他不把社会利益放在心上,但结果却促进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企业唯一的责任就是有效地增进股东的利润.私有企业的合理性和道德性整个就建筑在这一传统观念上.

然而,主要由于下述两个原因,这一传统观念遭到了质疑并发生了动摇:一是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公司不再被看作私人财产,因为公司现在更像是自主的实体,有自己的目标、使命和决策,而非单纯为股东赚钱的工具;二是公司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和权力,也使人们意识到,社会权力意味着社会责任,不能承担与其权力相对应责任的人应当失去这种权力.企业一味追求利润而污染环境、侵犯消费者权益和社会利益等大量行径,使人们对这一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私人利益追求是否必然促进社会利益?因此,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权力与责任的不一致,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企业的私人性质发生了变化,从而引出了企业道德责任的问题.具体说来就是:公司的责任究竟是什么?是为股东创造利润的工具,还是对社会负有责任的社会公民?如果企业不顾其活动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的利益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会是否还能或者应当允许这种企业及其活动合法地存在下去? 公众的期望,社会运动的推动,经济学的兴起,以及企业自身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形成了对今天企业行为发生很大影响的两大理论及其实践运动:一是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及其运动,即认为:企业是社会公民,不仅有经济责任,还具有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二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及其运动,即认为:企业不再是仅仅为股东创造利润的工具,而应当考虑所有与企业的行为和决策有关的或受它的行为和决策影响的人的利益,包括股东或投资者、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或合伙人、竞争者、公众等.环境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败法、公司法、劳工法、产品责任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以及由企业团体、国际协会等颁布的章程、指南准则等,形成了鼓励、支持和引导负责任的企业存在和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法制保障和准则.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这方面最新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展:2012年4月发表了B(benefit)公司宣言,目前已经有16个州在《公司法》中肯定了B公司,20个州正在考虑这方面的立法支持.B公司与C公司及传统公司的区别是:它的生产目的不再是为股东增值保值,而是为公司的所有利益相关者而生产和怎么写作.由于获得了《公司法》的支持,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的这一新型公司因而取得了法律上的出生证.不仅如此,美国的一些州还对凡是这样做的公司在政府定单的获得和税收征收上给予了法律规定的优惠.这是从政策法制上给予为利益相关者、为社会而生产的企业提供的实质性的重大支持和保障.这样B公司就能合法地将企业作为怎么写作于公司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组织,不仅不用害怕遭到股东起诉,而且还有政策和法律上的鼓励和保护.目前这一运动和新型企业群体已经超出了美国.短短10多个月,已经有27个国家60个行业700多家企业转型成为B公司.[5 ]从公众期望,到学术上的理论,再到企业组织的行为原则标准,直至最新的作为合法企业组织的成功转型,B公司是过去30年来经济运动所伸张的企业的社会本性在企业法制上的体现,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以有助于社会和环境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提供健康安全的优质产品和怎么写作,这样的企业的存在和发展,才是政策法制应该支持和保障的.中国社会和公众现在担忧的严重的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工程质量、劳工权益等问题,都与企业的经营理念、政府的监管缺位、公众的无力有关.例如一些企业,抱有“古典资本主义的幻想”,把企业、市场、环境、消费者、公众都当做他们放任逐利的工具,一些上市企业的高管,例如哈药,置公众健康和环境于不顾,在其污染环境的丑闻后,竟然还坚持即便罚款也要继续大量排放污水.而政府监管缺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政策上的偏差或滞后.对民营企业,建国初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改革开放后,利用市场、利用资本,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政策上提出“鼓励、支持、引导”.但实践中,更多的是鼓励、支持,而不是引导,更很少提监管,只是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频频曝出后,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对属于管理经济的国有企业,从所有制性质上,似乎认为不存在类似对民营企业的政策引导问题,而等到出了问题由纪委来检查时,为时已晚.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是利用市场、利用资本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如何利用,要看我们是否用有利于社会和公众的方式来对待市场和资本,对待在这种市场和资本生产方式中经营的行为主体.市场和资本具有两面性,既能够带来积极的影响:繁荣、增长、创新、个人财富、自由和机会等,也能带来消极的影响:不平等、剥削、环境破坏、资源耗竭和金融不稳定等.究竟哪一面起作用,不仅有赖于更大的社会政治生态系统,如执政党、政治法律制度,而且有赖于市场本身的基础,即行为主体和维系市场的规则系统,包括政策法制和规范标准,所以不是政府不能做的给了市场,市场就能自行运作,还有个市场基础建设的问题,包括:(1)政府切实担当起对企业和市场的监管治理职能;(2)行业协会等协同政府在职业道德和技术标准方面进行自律管理,政府可将协会的一些决定法规化合法化;(3)企业通过它们的治理结构、决策过程、支付做法、绩效评定、企业影响等,来影响他们自己的行为及其利益相关者的行为,特别是竞争对手和合伙人的行为;(4)发挥学院和职业学校的教育作用,以及通过媒体提高透明度和信息度等.中国在这方面显然有大量细致深入的协同规范工作要做.最后还应该说的是,市场基础建设还有赖于公民个人和企业自觉履行应尽的义务,因为说到底,再完善细致的法律法规,总是可以“下有对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