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金融体制“变形记”

新加坡金融体制改革得以有成,端赖乎政治决心、人力资本投入、专业操作和市场力量的成功结合

2005年11月,就在香港推出本地第一只REITS（领汇房地产信托基金）前夕,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关于这一产品的权证交易已经开盘.这一幕,曾经深深震动了香港证券监管当局.

尽管香港和新加坡争夺亚洲金融中心的“双城记”还会继续上演,但新加坡在衍生品市场、风险管理业务的发展上先行一步,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麦肯锡公司亚太区董事长、资深董事鲍达民（Dominic Barton）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新加坡在金融市场中素以监管严格著称,这帮助他们躲过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另一方面,这也影响了市场对商业机会的追逐,人们甚至认为,新加坡对商业机构不无敌意（anti-business）”.在1998年前后启动的金融体制改革中,麦肯锡曾担任新加坡政府的咨询顾问之一.

新加坡金融监管官员的这一形象,在很多观察家的心目中曾经根深蒂固.在纽约和新加坡曾盛传一则典故,称美林公司的前CEO Did Komansky与一位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高层会面时,后者反复问他：“你们这层楼为什么没有足够的灭火器?你们没有达到要求,这不符合监管规定.”

这一范式的转变始自1997年底.当时,在金融危机的漩涡中,在时任新加坡政府副总理李显龙部署下,新加坡成立了金融部门检讨小组（即FSRG,Financial Sector Review Group）,为构建金融中心进行了深入反思和严格部署.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经从一个强调管制和审慎原则的市场,演变成以信息披露为本和鼓励金融创新的区域金融中心.

新加坡交易所总裁汪瑞典对《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新加坡拥有除了中国、韩国的亚洲主要股票市场的股指期货,亦拥有亚洲最大的REITS市场.新加坡在金融衍生品领域的扩展表明,它正在逐渐成为亚洲的风险管理中心.

重新定位

“新加坡政府在寻找定位和推广执行的规范性和创新性方面,都值得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借鉴.”鲍达民对《财经》说.

1997年新加坡金融改革最重要的目的,在于改变新加坡监管部门偏于保守的哲学.

当年11月4日,时任副总理李显龙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外界称香港的金融法规是“法无禁止即为允许”,在新加坡则是“法无许可则为禁止”.

“这是一种夸张,但是体现了两地监管风格的不同.”李解释称,这是由于两地的历史背景不同所致,新加坡没有香港深厚的英国信誉做依托.“香港可以容许更多的失败和擦边球行为.但如果新加坡放松了监管同时引发丑闻,银行家们会对我们失去信心,建设金融中心的努力就会失败.”

在他看来,新加坡监管当局力求不仅金融系统――而且金融机构都不能失败.在这种基本思路下,有时甚至会把政府的判断加给投资者,指导他们不去做冒险的事.

时至1997年,包括新加坡“国父”在内,均认为新加坡的金融系统经受了1987年和1997年两次金融危机的考验,其监管质量已无庸置疑,下一步的任务是重新调整监管与发展的关系,以适应急速变化的全球金融开放形势.

在新加坡当局看来,监管的任务不应是通过设计严密的规则来防止坏机构出现,而是在设定基本规则后,严格监督其执行情况,提高信息披露度,确保商业机构的风险控制满足审慎要求.换句话说,监管当局更重要的事情是防范系统性风险,而不是单个机构、产品或项目的风险,要允许机构在审慎范围内自行进行风险评估.这是因为商业机构会在获取商业机会和承担风险方面进行平衡,承担多大程度的市场风险是商业判断,而不是对与错的问题.

在这一指导原则下,新加坡在1998年到2000年间进行了大规模金融体制改革.首先,成立了由李显龙负责的FSRG,并下设七个委员会,分别负责债券市场、股票市场、基金管理、国债及风险管理、企业融资、保险和再保险、全球电子银行等领域的整改建议.这些领域全部由政府与市场专业人士合作规划,充分吸收意见后,再由政府成立九个工作组,针对金融领域的各个部类提出具体设计；然后,由金融管理局和市场专业人士合作的相关部门共同推进执行.

这一转型影响至为深远.金管局一位高管称,现在,新加坡的监管更多地体现为“披露为本”（disclosure based）,鼓励金融机构和企业进行创新.比如公司满足了上市条件和充分披露后即可发行股票,对于股票自身的市场风险,则交由投资者而非监管部门判断.

“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在监管水准方面有所降低.我们本身的水准如果降低,投资者就会失去信心,这就是得不偿失的.”现任新加坡金管局局长王瑞杰称,“我们是希望市场运行得更好,才选择了从强调政府监管到强调市场驱动的转变.”

从基金管理起步

“在监管哲学转型确定后,新加坡政府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在世界金融中心中应当如何定位、又如何起步?最终讨论的结果是,新加坡应当优先发展的是基金管理业务,成为亚洲的资产管理中心；既管理全球公司在亚洲的资产,又管理亚洲公司在全球的资产.”鲍达民说.

新加坡当局对发展各个市场的可行性进行了逐一研究,发现无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商品市场还是衍生品市场,均需要建立一个有深度的投资者群体.因此,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是撬动诸多市场的支点.“无论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还是外汇市场,首要的都是吸引写方入场,剩下的人自然会蜂拥而至.”鲍达民说.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对银行、证券交易所的改革进行了论证.任命JP摩根公司的前高级管理人员约翰奥尔兹（John Olds）为新加坡发展银行的CEO,并将新加坡股票交易所和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合二为一.

新加坡在吸引基金管理公司入场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新加坡为吸引海外基金的兴趣,将公共部门的资金交由私人机构进行管理.1998年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和金融管理局宣布,将350亿新元（约合210亿美元）交由市场管理.这笔资金作为种子资金,催生了境外基金管理公司对新加坡的极大兴趣.

很快,包括ABN-Amro与Capital International在内的国际资产管理公司,将其全球调度中心搬到了新加坡,继而摩根士丹利资产管理部门和邓普顿、施罗德基金也扩大了在新加坡的业务.

配套进行的还有社保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1998年5月,新加坡公积金投资计划（Central Provident Fund Investment Scheme,即CPFIS）公布,允许参与社保的公众将其普通账户及特别账户的积蓄加以投资,风险由个人承担.政府鼓励CPF成员将老年储蓄投资于包括固定存款、保险单、年金、单位信托、债券等产品,实现投资组合多样化并分散风险.

此外,新加坡还对基金业实行了税收激励计划,这被称为AFM计划（Approved Fund Managers,即认可的基金管理公司）,给予符合一定条件的基金管理公司10％的特许税率.

在供给一端,新加坡政府在培育债券市场、提供投资产品方面,“第一个工作是新加坡元的国际化,即允许外资机构发行新元债.这在某种程度上,与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兑换有相似之处.因为担心会引来索罗斯式的对冲基金,此举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讨论.”鲍达民说.

1998年8月,新加坡出台了“新加坡元国际化指引”,首先是国际金融公司（IFC）,紧接着包括通用电气、花旗集团和Fannie Mae等在内的许多跨国公司,都发行了大量新元债.

另一个重大举措,来自政府长期债券的发行.当时新加坡政府预算盈余很高,并无举债需求.但是,为了给债券市场提供完整的收益率曲线,推进公司债市场的发展,新加坡政府率先推出了十年期国债,并宣布了今后发债的日程表.紧接着,政府关联公司诸如凯德置地等公司也被要求发债,用以提升其资本结构,并推动债券市场的流动性.

建设金融中心,首要的是投资者基础的深度和广度,然后是商业机会的创造――但并不仅止于这两点,还需要包括数据网、通讯系统和人才市场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法律和税收、会计、评级以及媒体制度的重构.

新加坡在向国际律师事务所开放方面也颇费周折,但律师在创新产品设计方面的作用有目共睹.更为广义的构建金融中心,还涉及文化问题.新加坡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纪律性很强的地方,往往令西方人谈之色变；事实上,这也是新加坡政府目前着力调整的一个方向.

“在资产管理业务方面,新加坡可以说做到了百分之百的成功；在债券市场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在股票市场则比较难,这是因为新加坡缺乏足够多的上市公司.至于在银行业务方面,他们可以做得更激进,新加坡应当有一个亚洲一流的银行.”一位资深人士如是评价新加坡近年来的金融转型.

2005年11月,新加坡资政吴作栋在金融管理局的年会上称,截至2004年底,新加坡资产管理业务总额达到5700多亿新元（其中70％来自境外,资金来源以亚太地区为主,但中东和南亚也在增长之中）.

与任何改革一样,新加坡金融改革有赖于政治决心、前瞻设计与专业操作的结合.这项改革由李显龙推动、金融管理局倾力执行,李显龙本人参与每一步设计与执行,并与主要参与者进行沟通；其次,新加坡政府斥资上亿美元,招募了包括麦肯锡等全球顶级机构参与,并成立了专门的部门对重组规划进行国际推广；再次,新加坡在改革之初即宣布了其日程表,确定了改革框架,给市场以明确信心,在此后18个月内每一步的成果都进行了公开披露.

由于市场对其转型有明确预期,即可从容部署应对策略,最后,如前所述,市场机构参与了改革设计并扮演重要角色.两者的良性互动既大大改变了新加坡的传统形象,亦培养了政府监管人员强烈的市场嗅觉.

“高层关注、人力资本的巨大投入、规范透明的操作程序和市场专业力量广泛引入,是新加坡金融体制改革得以成功的最重要因素.”鲍达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