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对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

摘 要 _我国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规模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金融发展效率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扩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则缩小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关 键 词 ：金融发展；居民收入分配；向量自回归模型；协整检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6-0029-05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对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鉴于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分散风险、资源配置、便利交易等方面所扮演的积极角色,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许多实证结果也支持这种结论.(Goldith,1969；MeKinnon&Shaw.1973；King＆Levine,1993；Levine,1997).

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关系问题才受到正式的关注.Greenwood和J0一vanovle(1990)的研究是开创性的.他们基于一个动态模型,在初始收入分配外生于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并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门槛效应”的检测设下,证明了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的服从“库兹涅茨效应”的倒“U”型关系,即金融发展在初期既会促进经济增长但也会扩大收入差距,随着金融发展进入成熟期,金融发展将逐步缩小收入差距.Ga-lor和Zeira(1993),Banerjeeee和Newman(1993)构造的模型则表明,在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金融发展未必会使收入差距缩小,完善的金融市场才是金融发展导致收入差距缩小的前提.Clarke,Xu和Zou(2003)建立了回归模型,运用全球91个国家1960～1995年的数据对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金融发展会显著降低一国收入分配差距的结论,但是Greenwood和Jo-vanovic的倒“u”关系的检测说并未得到证实.Beck和Levine(2004)最新的实证证明了金融发展有利于减少贫富差距.

作为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我国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都呈现不平衡态势.近年来,两者之间的关系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兴趣.章奇、刘明兴、Chen和陶然(2004)、姚耀军(2005)对以银行信贷占GDP比重所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我国金融发展显著拉大城乡收入差距.库兹涅茨效应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并不成立.张立军、湛泳(2006)对以M2／GDP所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与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分析,论证了我国金融发展可能扩大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杨俊、李晓羽、张宗益(2006)利用私人部门在金融相似度检测的贷款总额与GDP的比率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实证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显著扩大了全国、农村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程度.彭建刚、李关政(2006)的实证表明,优化金融结构,大力发展地方中小金融结构,有利于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对农民的收入增长有促进作用.

可以看出,已有的研究在结论上基本达成了一致,但考虑到在存在信贷配给与金融深化的情况下,简单的银行信贷以及M2占GDP的比率不能切实反映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基于此,本文选取合理的衡量指标,通过对大量统计数据的处理,获得1978～2004年相关指标的时序资料,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居民收入分配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对结果做出进一步的解释与说明,揭示其政策含义,给出得到实证支持的最终结论.

二、指标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指标设计

本文使用规模和效率指标衡量金融发展水平,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包括：(1)金融发展规模指标：FIR.学术界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常用货币化指标(M2／GDP)和金融相关比率(FIR)这两个指标,前者称为“麦式指标”,后者称为“戈式指标”.然而麦式指标受到众多质疑,与之相比,戈式指标更能反映金融的发展水平,因而被广泛接受.根据Cold-ith(1969)定义,FIR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含有重复计算部分)与国民财富(实物资产总额加上对外净资产)之比”.金融相关比率用FIR表示.(2)金融发展效率指标：FER.既有的很多文献在衡量金融发展效率时,借鉴了King andLevine(1993)设计的Private指标,以非国有经济获得银行贷款的比率表示.但王志强、孙刚(2003)基于国有经济在整个中国经济中的地位指出,这种指标设计方法是有缺陷的,并运用储蓄与贷款比率衡量金融相似度检测将储蓄转化为贷款的效率.本文遵循了这一做法,用以反映金融发展的效率,记为FER.如图1所示.

在对居民收入分配变化的测定上,一般以城乡收入差距(IDR)为指标,运用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来反映,它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反映了城镇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倍数关系.本文也采用该指标.如图2所示.

(二)数据来源

除作特殊说明的数据外,本文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期以及《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版),时间跨度为1978-2004年,为避免数据的剧烈波动,对所有变量进行对数化处理,对数化后三个指标分别记为LFIR、LFER、LIDR.

三、实证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采用Eviews5.0软件,对LIDR、LFIR、LFER的单位根进行ADF检验,检验方程根据数据图形来确定,采用AIC准则确定最佳滞后阶数,检验结果如表1.由表1可以看出,序列LINCDEFER、LFIR、LFER的ADF检验值均大于显著性水平0.01、0.05、0.1的临界值,不能拒绝原检测设,LIDR、LFIR、LFER都存在单位根,是非平稳的；所以,对他们分别进行一阶差分,结果显示ALIDR、ALFIR、ALFER的ADF检验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0.01、0.05、0.1的临界值,表明至少可以在99％的置信水平下拒绝原检测设,序列ALIDR、ALFIR、ALFER都不存在单位根,为平稳时间序列.因此,LIDR、LFIR、LFER均为一阶单整序列.

(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构造

向量自回归模型(VAR)通常用于相关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响应.模型避开了结构建模方法中需要对系统中每个内生变量关于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函数的建模问题.由 表1可得序列LIDR、LFIR、LFER一阶单整时间序列,因此,采用这三个序列建立VAR(P)模型,根据AIC和SC取值最小的准则,经过多次试验,并对末尾数据进行调整,采取4阶的近似.

1.格兰杰因果检验

进一步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整理得如下格兰杰检验结果：

表2的检验结果显示,在5％的显著水平下,LFIR是LIDR的格兰杰原因,LIDR不是LFER的格兰杰原因；LFER是LIDR的格兰杰原因,LIDR是LFER的格兰杰原因.

2.协整检验

由于VAR模型反映的是短期关系,并不能说明这种关系是否可以长期维持,因此,本文运用Jo―hansen在1988年及在1990年与JuselIUS一起提出的一种以VAR模型为基础的检验回归系数方法.对VAR模型中的三个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表3说明VAR模型中的三个变量具有三个协整关系,由于本文只考虑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选取第一个协整关系进行分析,正规化的协整向量为：

参数的圆括号内表示近似的标准误差,协整方程表明了在1978-2004年上述3个变量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协整关系表明金融规模的扩张加大了收入差距,金融效率提高缩小了收入差距.

3.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用以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图3是基于渐进解析法模拟的脉冲响应函数曲线,横轴代表响应函数的追踪期数,纵轴代表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图3中实线为响应函数的计算值,虚线为响应函数值加或减两倍标准差的置信带,为了研究变量间的长期影响,文章将响应函数的期数设置为50年.

由图3(a)收入差距对自身的响应函数可以看出,当本期给收入差距一个正冲击后,收入差距的响应逐渐降低,直到第4期变为0,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后,从第22期开始一直为正值,说明收入差距对其自身的冲击有促进作用.图3(b)反映了金融相关率对其收入差距的一个标准差扰动的响应,由图中可以看出,当本期给金融相关率一个正冲击后,从第6期后产生持续的正向响应,说明从长期来看,金融发展规模扩张使收入差距扩大.图3(c)考察了金融发展效率指标对收入差距的响应情况和响应路径,当本期给金融效率指标一个正冲击后,金融效率指标对收入差距产生一个负向响应,在第2期产生较强的正向响应,达到最大值0.037之后,正向响应逐渐减弱,直到第6期趋于负值,说明长期内金融效率缩小了收入差距.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实证结果显示：1978～2004年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使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能够减少居民收入差距.原因在于：

(1)金融抑制非常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走的是城乡非均衡的发展道路,与中国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相类似,金融系统也表现出显著的“二元性”.金融系统在资源的分配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农村金融发展滞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主要承担资金动员而非资金配置的功能；在信贷配置中倾斜于国有工业部门,传统农业部门因得不断融资而生产萎缩、收入下降,从而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金融发展的效率提升意味着一定的储蓄可以转化为更多的贷款,尽管中国的金融发展是非均衡的,但只要加大对传统农业、农民和农村的资金投入,就能够改善其融资条件,促进农民的收入增长,但中国的正规金融机构无意向农业和农村提供贷款或在这方面缺乏效率.

(2)金融排斥非常严重.在商业性金融机构逐利的本性下,对弱势群体与弱势地区的金融排斥现象也是普遍存在的.如国有商业银行近年来实行经营战略调整,优势资源向大中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撤并3万多家网点和分支机构,大规模退出欠发达地区,客观上造成县域、农村金融市场怎么写作弱化,使许多农民、中小企业被排斥在基本金融怎么写作之外.

针对农村金融抑制,应着眼于农村金融的深化与发展.具体而言：首先,我国农村幅员辽阔,自然条件与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很大,对金融怎么写作的需求多种多样,因此,必须构建一个形式多样、分工合理、竞争充分、功能完善的农村金融怎么写作体系；其次,遵循农村金融发展的自身逻辑,在农村金融供给上,坚持外生性介入与内生性发育相并存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培育农村金融机构内生成长的环境,增强农村金融机构的自生能力,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后,促进农村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协调互动发展.在目前阶段,农村二元金融结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农村非正规金融作为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允许其在农村的存在与发展应是题中之意.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引导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正规化、阳光化、制度化应进入决策者的视野.

金融排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市场失灵,政府有责任对市场失灵进行干预.针对金融排斥,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金融政策应对.首先,“嫌贫爱富”是金融的天性,无可非议,但金融机构在谋取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也要承担社会责任,政府要思考如何调动各类金融机构投入弱势群体和弱势地区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而且这种调动还必须是可持续的,是讲效率的.其次,建立普惠性的金融体系,保障社会每个经济主体金融权利的平等.完整的金融体系应为包容性的,普遍惠及于一切需要金融怎么写作的社会群体,尤其应惠顾于被传统金融体系所忽视的贫困群体,这是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