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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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陕西省农村金融市场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呈现了快速增长态势,但是与城镇居民收入和全省人均GDP水平相比较,农民收入仍然存在增长缓慢的现实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协整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农村金融发展、财政支农以及农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发展与财政支农力度增大对于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农村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和财政支农资金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比较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建议通过增加农村金融有效供给、加大农村金融创新力度、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引导作用等措施,为陕西省农村金融与农民增收的协调发展探求切实有效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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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金融发展;农民收入

“三农”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农村金融在现代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4年至2013年,一号文件连续十年直面“三农”.尤其是2013 年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国民经济与农村发展的关联度显著增强,农业资源要素流失加快,建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机制的要求更为迫切,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任重道远”.近年来,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蓬勃发展,同时,随着农业银行设立“三农事业部”以及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类民间资本进入县域金融市场体系,原有的以农信社为主导的县域农村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逐步被打破,多元化和竞争性的市场发展格局正逐步形成,农村金融得到快速发展.但是农村金融发展仍然存在体系不完善、发展不均衡的矛盾;农民收入依旧存在水平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问题.本文通过分析陕西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特征,并实证检验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探求优化区域农村金融发展、推动农民收入增加具有参考意义.

一、文献综述

关于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在不同层面都已经做过多方面的研究.国外方面,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以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怀疑或忽视金融对经济的支持作用,重点关注实体经济及其变量.格力和肖(1955)首次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Patrick(1966)从供给引导和需求带动两方面定性研究金融发展问题,得出了金融发展可以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结论.麦金农和肖(1973)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为相互促进关系,完善的金融体系可以通过鼓励储蓄和刺激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可以刺激金融需求,推动金融发展.当涉及农村金融发展问题,主要的研究学者均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亦存在所谓的二元结构.农村金融的边际经营效率较低,受到严重的金融抑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化的严重障碍,发展农村金融是发展中国家消除金融二元结构的重点和难点.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并存着由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现代工业劳动边际生产率高于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相对较高,农业剩余廉价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农民收入提高,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使二元经济结构逐步消减.舒尔茨的“理性小农说”将农业分成传统农业、过渡农业和现代农业.传统农业的生产资源配置处于均衡状态,新的生产要素长期不能被引入,资本的收益率低下.由于农业投资成本相对收益要高出很多,理性小农投资意愿低,农业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所以应该向农民投资,向农业供应新的生产要素,而农民对新生产要素的购写力低,需要政府的资助.农民对新生产要素的使用需要学习,政府也应该对农民的学习成本提供资助,进而提高农民增收能力.

国内方面,徐笑波和邓英淘(1994)最早运用金融发展理论研究我国农村金融发展,他们使用农村地区金融相关率指标(FIR)进行实证研究,用“行社存款”/“农村国民收入”代表我国农村金融相关率.张兵 (2002) 修正了“行社存款”/“农村国民收入”指标,对我国及国外金融发展情况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认为我国农村金融深化进程较全国综合水平落后约十年,落后世界金融发展水平约为二三十年.温涛、冉光和熊德平(2005)的研究运用 1953-2003 年的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三者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成为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许崇正、高希武(2005)通过对1980-2002 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从农民信贷投资、农民受教育程度、农户就业结构、农产品等因素的研究结认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支持不力.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课题组(2005)通过运用1986-2003年湖北省数据,对该省金融支农的实证分析结论表明,农业贷款对农民增收在历史上曾产生重要作用,但对农民增收的贡献度却是逐年下降的.王虎、范从来(2006)利用协整检验的方法对1980-2004年的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机制进行计量分析,结论认为我国金融相似度检测发展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与农民收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收入的各个决定因素都是金融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显著途径.李林、张颖慧和罗剑朝(2010)运用1978-2004时间序列数据对我国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认为我国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民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对于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且大多集中在国家宏观层面的研究,本文则是在借鉴国内外研究经验的基础上,以陕西省为例,着重对区域农村金融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和研究.

二、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特征

(一)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特征

一是县域金融机构类型日益丰富,金融怎么写作网点逐年增加.截至2012年末,陕西省县域包含了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邮政储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各类机构网点数达到3385个.其中,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迅猛,农村商业银行网点数量从2010年末的36个增加到2012年的106个,年均增长71.6%;农村合作银行的网点数量从2009年末的143个增加到2012年末的207个,年均增长13.12%;村镇银行从2009年末的3家发展到2012年末的9家,年均增长44.23%;小额贷款公司从2009年末的35家发展到2012年末的187个,年均增长74.82%,呈现快速发展之势.从县域金融机构怎么写作网点的区域分布来看,关中地区金融怎么写作网点明显占据优势.2012年末,关中地区金融机构网点数为1476个,占全省比重达到43.60%,陕南地区1116个,占全省比重32.97%;陕北地区793个,占全省比重23.43%.其中,陕北地区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最多,近年来陕北地区有9家农村信用社分别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数量也在全省占比较大,达到47.59%. 二是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明显增大,占全省贷款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县域金融市场的发展,县域金融机构对三农经济的支持力度也持续加大.截至2012年末,陕西省涉农贷款余额达3125.24亿元,是2007 年末余额的3.2倍;2007年到 2012年,涉农贷款同比增速持续保持在18%以上,涉农贷款余额占各项贷款余额比重由2007年的18.92%上升到了2012年的22.10%,呈现逐年上升态势.

三是陕南地区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明显强于陕北和关中地区.从涉农贷款的区域分布看,2012年关中地区涉农贷款余额1757.24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比重16.11%;陕南地区涉农贷款余额522.67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比重达到55.99%,陕北地区涉农贷款余额819.01亿元,占其各项贷款比重40.05%.在区域分布中,陕南地区涉农贷款投放力度最大,陕北其次,关中地区最低.这主要与陕西明显的区域经济特征有关,陕南地区农业经济特征显著高于其他地区,其金融机构大部分贷款投向了涉农经济.

(二)陕西省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特征

一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从绝对额看,2012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提高至5763元,比1978年提高了近43倍,年均增长率为11.72%.从增速看,随着2004年开始的连续十年一号文件的出台,以及各项惠农措施的实施,农民收入增速明显提升.2000-2003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速均未超过10%;2004年-2012年的九年中,其中有7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超过10%,最高的2011年增速达到22.5%,2008年和2010年增速也分别达到了18.6%和19.4%,远高于同期陕西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长增速.2012年,陕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高过陕西GDP增速1.7个百分点.2004-2012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最快的时期.

二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涨幅低于城镇居民收入涨幅.尽管从纵向对比来看,陕西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很快,但是横向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较,增长较为缓慢.2012年陕西省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数达到20734元,较1978年增长了66倍,年均增速达13.16%,高于同期陕西农村居民收入年均增速1.44个百分点.同时,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从1978年的177元扩大到2012年的14971元,增加了83.58倍,差距年均增速达到13.94%.

三是与陕西经济增长速度相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更是缓慢.2012年陕西人均生产总值达到38557元,比1978年增长了133倍,而同期陕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了43倍.可以看出,与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相比,陕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仍然很慢.

四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区域分化较为明显,陕南地区明显低于关中和陕北地区.从区域看,陕西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明显存在区域性差异.2012年,陕南地区的安康、商洛、汉中三地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5860元、5425元和6181元,与关中地区西安市的11442元、咸阳市的7464元、宝鸡市的7373元和铜川市的7134元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水平均有明显差异,也与陕北地区延安市的7610元、榆林市7681元的人均纯收入水平也有一定差距.

三、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相关性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01-2011年陕西省及省内各地市农民纯收入、县域存贷款以及财政支农数据,通过协整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陕西省农村金融发展、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财政支农力度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并对各地市相关指标进行比较分析.

(一)指标选取

本文选用的金融发展水平、财政支农情况与农民纯收入指标进行分析,指标选取如下(见表1)

(二)协整分析

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上,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RCR)指标为一阶单整序列外,其它变量均为二阶单整序列.为提高模型估计的精度,本文分别对PR、LOAN以及GR三个指标进行取对数处理,并运用格兰杰两步法分别建立如下协整模型:


Log(PRi)等于0.22*Log(LOANi)+0.32* Log(GRi)+ui

s.e 0.038 0.045

t统计量 5.82 7.03

R2等于0.9627 D-W统计量等于1.83

模型结果显示,财政支农和农村贷款的增长对于陕西省农民收入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即财政支农资金每提高1%推动农民收入增长0.32%,农村贷款每提高1%推动农民收入增长0.22%.

(三)面板数据模型

1、模型形式的设定.在确定实证分析指标后,本文面板数据(panel-data)模型的形式设定为:RPRit等于Ci+ai*LRit+bi*RCRit+ci*RGRit+eit,其中i为地区序号(i等于SX,XA,TC,BJ,XY,WN,,SL,HZ,YA,YL),t为时间序号(t等于2001,2002,等,2011),eit为残差项.(模型中涉及的相关指标说明详见表1).首先用F统计量检验是应该建立混合回归模型还是个体固定效应模型,原检测设与备择检测设分别为:

H0: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相同

H1:模型中不同个体的截距不同

对模型(1)和(3)进行考察:

F等于等于等于881.34

其中,SSEr为混合回归模型的残差平方和,SSEu为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残差平方和.经计算得到,F 等于 881.34 > F0.05 (11,107),所以拒绝原检测设,本文将使用固定效应的变截距模型.

2、模型参数估计.采用截面加权的最小二乘法建立三个解释变量的固定效应的变截距模型,参数的估计结果如下: 模型估计结果显示,调整后R2为0.9997,F统计量为10443.33,表明模型整体拟合非常好.除榆林市的RCR参数没有通过检验外,模型中其他参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都能通过检验.

(四)实证结论

一是农村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农民收入的增长.协整分析结果显示,农村贷款与农民收入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农村贷款每提高1%推动农民收入增长0.22%.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村贷款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推动作用在不同地区间存在差异,其中铜川、榆林和安康3市农村贷款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推动作用偏弱(农民收入对于农村贷款的弹性小于1),宝鸡、延安和汉中3市农村贷款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强(农民收入对于农村贷款的弹性超过1.3).

二是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与农民纯收入增长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而且地区间差异较大.协整分析结果显示,陕西省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与陕西省农民纯收入为非同阶序列,因而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不同地区的影响来看,西安、铜川、汉中、安康、商洛5市的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能够推动农民收入的提升,而宝鸡、咸阳、渭南、延安和榆林5市推动效果却不明显.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铜川的耀县设为耀州区,导致铜川的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RCR)指标明显小于其他市,以致实证结果中铜川市的农村经济货币化程度对农民收入的提升作用异常明显.

三是财政支农力度加大与农民纯收入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区域分化特征明显.协整分析结果显示,财政支农资金每增长1%会推动农民收入增长0.32%.面板数据模型结果表明,西安、铜川、汉中和延安4个市表现为财政支农资金增加对当地的农民收入增长有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其他6市并不存在推动作用.

四、政策建议

(一)构建多元化、竞争充分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改善农村融资环境,增加农村金融有效供给

一是继续深化农村金融机构改革,健全法人治理机制,完善产权制度,充分发挥其农村金融怎么写作主力军作用;二是积极培育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中小型、微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以满足不断发展的“三农”经济需要;三是进一步强化商业银行支农责任,切实加大对“三农”发展的投入;四是进一步拓宽农村政策性银行业务范围,加大政策性金融支持“三农”的力度.

(二)加大农村金融创新力度、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的支农效果,增强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作用

一是加大农村金融创新力度,加快推进农村金融立法,完善相关制度和规定,形成一套科学完整的农村金融法律制度体系,为进一步优化农村金融市场运行环境,促进农村金融快速、稳健和持续发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证;二是创新农村金融担保方式和市场规范与监督手段,积极培育和发展多层次的地方性农村金融担保体系,有效拓宽融资担保渠道,切实解决农村融资担保难题;三是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地区和农户、农业产业的信贷投放,推进产融结合,提升金融发展对于农民增收的作用.

(三)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探索更为有效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方式

一是各级政府应继续完善支农政策,采取政府补贴等形式,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于农村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减少农民借贷成本;二是政府部门应继续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对农村企业实行税负减免,积极扶持农村企业发展,同时还应继续加大农村各类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为农村金融支持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真正使财政资金与金融资本的使用有机结合起来;三是加强对各地区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果的监测,提升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四)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作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使得农村居民能够充分分享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

现阶段普遍存在的情况是,城市金融发展一般都快于农村金融发展,这种金融资源发展格局和导向导致了农村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大量流向了城市,并且城市金融发展越快,农村资金流出的就越多,最终使得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因此,要发挥宏观调控和政策引导作用,在财政、信贷、税收、利率以及土地征用等多个方面加大对农村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改善城乡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增长步伐的加快,要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农民和农村经济的支持力度,使农村居民能够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提高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