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杀手卡西洛小传

各位读者,相信提到“杀手”二字,您不会陌生,在中外警匪片中,我们看惯了那种黑社会杀手的形象:戴着墨镜,穿着飘逸潇洒的风衣,怀揣着精致的小,接近目标后,即拔怒射,然后巧妙逃亡.

当然,以上是电影中虚拟的杀手,而在本文中,笔者要向您介绍一个真实的金融界的“杀手”以及与他相关的话题,他的名字叫:约瑟夫•,卡西洛(Joseph Cassano),请看上面的照片:

照片上的这位卡西洛先生既没有戴墨镜穿风衣,也没有拿.然而,他的真实“杀伤”力却远远超过任何一位您在电影中所看见过的杀手,他怀揣的不是而是CDS(信用违约互换),按照今年以来美国及英国媒体的报道,他“杀”掉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整个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界.

约瑟夫•,卡西洛195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区,他的父亲是一位,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卡西洛的性格从小就有那么一点点好斗.他于1977年在布鲁克林学院毕业,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然后很快于当年在一家投资银行中找到了职位.1987年1月,卡西洛作为首批十名职员,被AIG聘用为其金融产品部门(AIGFP,实际上是一个子公司,后移址伦敦)的财务总监(CFO),1994年,又被任命为这个部门交易发展组的负责人,因在衍生产品的交易上表现出色,深得当时AIG的主席葛林贝格先生(Maurice Greenberg)的欣赏,在2001年又进一步被提升为该部门的行政总裁(CEO).

卡西洛在金融危机后名扬欧美,是托他在销售CDS上的“杰出成绩”之福的.这个所谓CDS,简单地说就是一种保险,比如,银行A贷款给某人写房子,银行B对银行A说,你写我一个保险,你每月付我一定的保费,如果该人能按时付你月供,那我就赚了你这保费.如果该人违约不能付款,那我就全部赔偿你的贷款损失.银行A一听,反正保费并不高,又能使自己的贷款安全,当然应允成交,这就是CDS,这种保险最早是在1994年由JP Man的一帮充满冒险精神的年轻职员发明的.卡西洛在1998年应JP Man之邀销售CDS,他本人把这一年视为自己和AIG保险事业的一个分水岭.经过他的大力销售,到2005年,市面上经他出手的CDS价值就达到5千亿美元左右,其中640亿美元与次级贷款有关.他所领导的AIG金融产品部门的雇员也由最初的13人增加到400余人.而他本人根据AIG的“激励”机制也大获好处,他的工资加奖金,在2006年是4300万美元,2007年是2400万美元,而在2008年3月被迫离职时,他还分得了3400万美元的红利,此时距次贷危机全面爆发,AIG被卡西洛销售的CDS彻底拖垮的日子剩下半年的时间了.

那么,卡西洛先生是怎样在CDS的销售上取得这样“辉煌”的成果的呢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有一些金融学者对卡西洛先生的销售策略做了研究,发现了其中的奥秘,归纳起来,有如下两点:

一是空手道.正常情形下,保险公司销售保险,会并且也应该以一定比例的储备金做保障,以应付万一的违约赔偿.比如保1万美元吧,检测设违约概率是1%,那么保险公司最起码得有100美元的储备金准备,这些储备金可以是,也可以是票据或实物财产,一旦发生违约,就得拿出或变现出这笔钱来支付赔偿,然而卡西洛卖出了成万上亿的CDS,背后却几乎没有任何相匹配的储备财产做保障.

“交易”(naked deal),这句话是美国本地的一句行话,它的意思是说,写CDS的一方和CDS要保的贷款完全无关.例如银行B对银行A的贷款保险以后,再以50美元把这笔CDS转售给银行C,这样,银行B每月少赚了50美元但转移了风险.同样,在风险不发生的检测设下,银行C以为不出任何成本每月就可净赚50美元,何乐而不为.于是,和银行A的贷款完全无关的银行C就承接了这笔CDS,以此类推,银行C又把这个来源于银行A的CDS转售给银行D、银行E.

读者从上述不难看出,两种手法都极具性.如果风险不发生,则皆大欢喜,层层都赚钱,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可是一旦风险发生,则满船人都会落水.那么,卡西洛先生怎敢如此胆大妄为呢

首先,他有理论上的支持.根据《华盛顿邮报》2008年12月的一份报道,AIG在当年开始销售CDS时,曾向一位耶鲁大学的著名经济学教授加里•,郭尔顿(Gary Gorton)请教风险概率,这位教授根据自己创立的数学模型算出来的风险概率是0.15%,也就是说,这些CDS有99.85%的机会根本就不需要兑现,不会做实际的违约赔偿,这样就从理论上给卡西洛先生吃了颗定心丸.

其次,他有个宽松的环境.卡西洛先生入主AIG金融产品部门的年代,正好是美国积极解除银行管制的时期.美国国会在华尔街银行家们的不断游说下,逐步解除了自大萧条以来为金融界设置的诸多限制,而其中直接和CDS有关的,就是2000年由当时的共和党籍参议员菲尔•,格莱姆(Phil Gramm)提出的“大宗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这条法案竟可笑地把CDS划入了既非类又非证券类的范畴,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无人知晓,于是,监管业的法案管不了它,监管证券业的法案也管不了它.更可笑的是,保险业巨头AIG在当年竟成功地使自己的监管机构从较严格的美联储变成了几乎就不管事的“互助储蓄银行监管署”(Office of Thrift Supervision,简称OTS).这个OTS是美国用来监管规模较小的互助储蓄银行的,其规模大小和监督手段都低美联储一挡,自然有利于金融机构的投机冒险.那么,诺大一个AIG是怎样取得这个巧的呢原来又是拜解除金融管制之福.那还是在1999年,也是上述的格莱姆议员和别人联合提出了一条法案.该法案规定,如果一个控股公司拥有一家或几家互助储蓄银行,那么该公司就可以选择相对温和的OTS作为监管机构.于是,AIG大钻其空子,在同年于美国特拉华州就写下了一家不大的互助储蓄银行,并以此为依据申请OTS作为自己的监管者,“监督”自己的一切金融活动.经过一番运作后,它获得了成功,实质上是获得了“免检”牌.就这样,在宽松的环境下,在巨额分红“激励”机制的驱动下,卡西洛先生当然是可以胆大忘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了,这才有了那5千亿美元的炫目的CDS销售“业绩”.

那么,在卡西洛先生经年累月豪赌似的CDS销售中,难道就一点没有引起人们的警惕之心吗也不是,事实上,当市面上CDS急剧增长时,也曾有人呼吁美联储查一查AIG的保险柜里是否有足够的储备金和抵押品.然而一方面是在市场上AIG的“三A”信用评级迷惑了大多数写家,另一方面是在监管上迷信“自由放任”的时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又坚持不对既非又非证券的CDS查账.一个迷惑+一个迷信就这样最终促成了卡西洛先生将CDS豪赌游戏从1998年一直玩到2005年.2005年3月间,宠爱卡西洛的AIG前主席葛林贝格先生因被怀疑虚报盈利、误导投资人而被迫.这一事件导致AIG的信用评级从“三A”下调至“二A”,从而也顺带引起了人们对其衍生产品的怀疑,这样,祸水就渐渐转移到了卡西洛的身上.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AIG金融产品部门的一个主任仔细查看了卡西洛销售的CDS,他吃惊了:这些CDS保险了大量与次级房贷有关的担保债务证券(CDO),而此时美国连续暴涨了5年的房市已呈现出强弩之末的势态.这意味着,一旦房市拐头向下跌落,大量房贷违约发生,就会出现大量索赔.而由于卡西洛的空手道,AIG根本就没有相应的储备金支付赔偿,后果不堪设想,他于是紧急向卡西洛和其他同事作了报告.卡西洛本人也有些挺不住了,亲自对当年的次贷风险进行了评估,评完后也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于是他决定立即叫停CDS交易,让这场豪赌尽快收局.

然而为时已晚.2006年夏天,美国房市走入下行通道.次贷违约陆续发生,CDS索赔逐渐增加,AIG的灾难就这样开始了,它的巨额“激励”机制给自己培养的“杀手”,就要对着它自己扣响的扳机,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卡西洛先生这一年从AIG拿到了4300万美元的工资外加红利.

不过,在出事以前,卡西洛先生表面上还是很镇静的.在2007年8月间,为了安慰已经有些躁动不安的投资客户,他在一个会议上说出了一段现在已成为美国反讽金融界冒险家的名言,他说道:“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说,我们甚至很难因为任何一种理由在任何一项这样的交易中(指CDS,笔者注)看到损失一美元的情形”.好大的口气！可是话音刚落不久,2007年11月,AIG的CDS投资组合就报亏3亿5千2百万美元,又仅仅过了一个月,这一损失进一步飚升到了11亿美元！

在这一严峻的形势面前,AIG的高层开始全面重新清查CDS的账目.当时一个名叫约瑟夫•,丹力斯(Joseph

Denis)的会计在查账后表现出了深深的忧虑,他甚至担心CDS在房市跌落后的广泛破坏性可能会置AIG于死地.卡西洛闻讯后极其不悦,他动用手中的权力找借口把丹力斯从清查小组中赶走了.但此后随着美国房市全面暴跌,AIG的资产损失(其中主要是由CDS投资组合引起)像火箭发射一样急剧飞升,2008年2月,损失升至115亿美元,AIG和卡西洛的大限到了！此时此刻,AIG的高管层多少也感觉到他们自己的高额“激励”机制所养出的卡西洛是个麻烦人物,于是很快宣布辞退约瑟夫•,卡西洛,辞退令于2008年3月31日正式生效.不过,这个辞退令还属于友情范畴,AIG的高层还没有完全从5千亿美元销售额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他们对卡西洛的所谓“二十年”的销售经验还抱有幻想.于是,在这个“辞退”中,AIG按事前协议给卡西洛的巨额工资加红利一分不少.另外,“辞退”后的卡西洛仍然是AIG的高级顾问,顾问费是每月100万美元！

半年后,由次贷违约引起的金融危机全面爆发,AIG在巨额CDS索赔中实在无法再支撑下去了.2008年9月中旬,美联储注入850亿美元紧急贷款并全面接管AIG.直到这时,AIG的高层才终于完全清醒地意识到:他们用二十年的时间,花了上亿美元的奖金,培养出的竟是一个对自己“开”的人！一个将自己置于死地的“杀手”！到了这步天地后,AIG和卡西洛先生的任后顾问合同才得以终止,100万美元的月顾问费才得以取消,而卡西洛本人,从此躲避于他在伦敦的豪华住宅里,回绝一切采访,低调度日直到今天.

2008年10月间,美国国会特别就卡西洛“巨额分红、巨额损失”事件举行了听证会,在任的AIG主席在会上遭到了礼貌但却严厉的质问,该主席不自然的面色和不连贯的回答通过电视屏幕传遍了全美国.而卡西洛在衍生金融产品(主要是CDS)的销售中究竟是过度冒险了还是犯了欺诈罪据说美国司法部门和英国“特大诈骗调查署”

(Serious Fraud Office) 正在进行调查,但到书写本文时为止,尚无调查结果公布.

不管怎样,AIG的巨额分红机制在卡西洛事件中所起的不良“激励”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正是由于可能的高额奖金的诱惑,才“激励”了高风险投机套利活动(或许也就是诈骗),最后以破产的高额代价收场,“激励”机制令人尴尬地变成了“杀手”机制！金融界激励高管的“分红”制度由此陷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没有激励机制,管理层以及普通员工会失去创造性和进取心,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都会萎缩,可激励过头了,又会“激励”出象卡西洛先生这样的“杀手”来,会给经济带来更大的震荡.

因此,从金融危机爆发后至今,在美、英等国家,都曾掀起过对高管巨额分红制度改革的讨论,希望能够在“激励”与遏制金融“杀手”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要找到这个平衡点,就得先看清楚金融界巨额分红机制的根本缺陷所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上面提到的那场国会听证会上的一段对话.

某国会议员:“我就不明白,从一个公司的角度来说,你是公司的管理层,你怎能让这个人(指卡西洛,笔者注)造成这样大的损失却显然在他的收入上不受影响”

AIG主席:“啊,啊,我仅想指出,这个生意(指CDS交易,笔者注)在2005年就停止了,显然,这个投资组合已经不再进行了,那些保险合同基本上是从以前延伸下来的.像我先前说过的一样,那些我意识到后来有损失出现在AIG的收入账本上的合同,在它们到期时并没有出问题”

AIG的主席在这里结结巴巴要表明的意思是:损失是在发给卡西洛巨额分红之后才出现的.从这段对话中我们不难看出,金融产品的破坏作用是有滞后性的,不象一般的产品,比如说顾客去写个电炉吧,拿回家能否烧热一试便知,退不退货很快就可以决定.可是金融产品则不一样,特别是含有高风险的衍生品的风险,往往要到两三年,甚至四五年以后才表现出来,可现行的分红制度却全是根据当年的“业绩”来考核和计算的,完全没有考虑后续的影响,这就是为什么在华尔街经常出现高管今年刚分完大红,明年或后年公司就报大亏的奇怪现象.

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在分红机制中引入时间因素,把当年的业绩放在后续的一段时间上来考察,看看这业绩中是否包含着为追逐暴利而实施的隐藏高风险的短期行为,如果有的话,就一定会在后续的两到三年内表现出来,如同卡西洛事件一样.因此,在美国,有人建议对金融界高管和经理的业绩考察要放在4年里进行,当年只发放总奖金的三分之一,剩下的挂账计息,如果在后续4年里没有发现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则陆续全额发放,否则,余下部分一律扣除.这样做也可以增强高管们在金融“创新”时的责任感,减少目光短视、遗祸未来的短期行为.

不过,上述说法在美国迄今为止还只是一种讨论而已,从报道来看,除去今年年初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曾宣布尝试与上述类似的作法以外,还没有正式上升成一道法案.美国国会众议院于2009年7月31日通过的“银行限薪”法案中也没有提到这一条,而是提到了类似“禁止分发特别津贴”的说法.这“特别津贴”以笔者的理解应是指天文数字般的分红了吧.

英国的情况又如何呢2009年7月1日,苏格兰皇家银行(RBS,已被英国政府接管)的总执行经理斯蒂芬•,赫斯特(Stephen Hester)在工会及股东大会的压力下,屈服同意延迟3年领取他大约340万英镑(约540万美元)的2008年股票分红,并且还得满足届时该行股价能达到每股70英镑的条件才能支取.2009年7月16日,前英格兰银行的执行主任戴维•,沃克尔(Did Walker)爵士把受英国政府之托而做的银行体系改革报告提交给了布朗首相.在这份报告中,沃克尔爵士建议:银行及保险公司里任何一个级别的薪红都将受到该机构内薪酬委员会(Remuneration

Committees)的监管,如果该机构的报酬政策没有得到至少75%的股东的同意,那么该机构薪酬委员会的主席就必须重新选举,另外,红利必须延迟在3到5年之间分发.该报告在当天就得到了布朗首相的批准.

以笔者观之,“延期分红”的方式应该可以大大减少金融界高风险套利的短期行为,从而改变“激励”机制变成“杀手”机制的尴尬局面.

(作者为留美华人学者)